1929年7月2日，潘心元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题为《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的革命斗争》的报告中，在详细叙述这一地区的情况后，曾深情地写道：“……现在平浏的一点点小小成绩，可以说是千万同志及工农们血与肉的结晶；我因为恐怕以后没有相当的机会，将历年斗争的经过写了出来，为使我无数英勇同志用血花换来的光荣历史不致埋没……希望中央收此报告后长期保存，为我们死难同志留个无穷纪念。”

珍藏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份报告，不仅是我们对无数革命先烈的永恒纪念，也是我们了解和传播潘心元烈士事迹的重要见证。

潘心元，也作心源，字国卿，曾用斯人、彭清泉、周清贤、米思源等名。1903年1月24日，出生在浏阳县北盛仓伍家渡（今属丰裕乡）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均去世甚早，三代单传，甚为祖母和母亲的溺爱。他八岁入琼瑞小学就读，十二岁转入卓然高小。他性格活跃，接受新事物较快。当他知道政府提倡妇女剪发放足、查烟禁赌时，曾偷偷地用剪刀把祖母不愿剪掉的“巴巴头”剪掉。这事在老人们中引起一阵诅咒，说这孩子“真是无法无天，长大了恐怕要出乱子！”因这所学校提倡新学，潘心元深受进步思想的薰陶，认识能力不断提高。1916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和田波扬等同学组织起同心会，从事反袁宣传，并演出《声讨袁逆》的戏剧。

潘心元在十五岁时，与同学周坤元结婚，他不顾大地主家庭的老规矩，让新娘第一次系着围裙下厨房做饭，新郎同长工们一起下田干活。他们还将长工请到厅堂里同桌吃饭，这件事简直成了当地破天荒的头号新闻。

1921年8月，潘心元考入长沙岳云中学。为了反对国文老师提倡读《四书》、《五经》，他这位曾经被同学称为“博士”的新文化的拥护者，把自己所看到的有关宣传新知识、新思想的报道剪辑并编成壁报张贴出来，两旁配上一副醒目的对联：“不要《四书》《五经》，反对封建礼教。”使校长十分恼火，曾宣布要开除他和其他四名学生的学籍。后因全校师生反对才未实行。

在长沙期间，他还与在兑泽中学读书的田波扬邀集学友，筹办剥物，抨击时弊，宣传革命。他们组成了有三十余人参加的浏北新民学社，并创办了一份取名《新民》的刊物，由他和田波扬主编，他常用斯人的笔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

为了同农民交朋友，潘心元在1922年寒假回家时，特地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潘家大屋夜校，并在村口凉亭内贴出如下一张启事：

各位乡亲：

眼下大家除了日子难得温饱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有眼不认得字，有手不晓得写。要写封书信，也要清人代笔，实在很不方便。敝处考虑各位之难处，特开办一夜校，教大家识字学算，每晚上两节课，不收钱费，夜深回家，自备照明。欢迎不弃光临。

  潘家大屋夜校

这又算是潘心元的一件大新闻。潘家少爷在自己家里出资办学，很快成了传遍乡里的话题。他讲的课，大都是结合识字，讲些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道理，如为什么“农民种田，没吃少穿”等等，这样的教学，农民都乐意听，因此来上夜校的农民很多，他也因此交了许多农民朋友。

再一件是潘心元邀人痛打团总的事，也成为人们乐意称道的好新闻。当他从同农民的交谈中，得知北盛团防局的团总，嗜烟好赌，最近还私吞渡船捐款和办学经费，他便邀了几十个人闯入北盛团防局，痛打了正在抽大烟的团总赵俊吾。当赵俊吾以“长沙学生潘心元等聚众闹事，扰乱地方安宁”告到县衙，而县衙又传讯时，他又来到县衙对质，却又没见到原告，只是对他宣读一张告示，说什么“查学痞潘心元等无故在北盛团局聚众闹事，经该团局传讯已知悔改，念年幼无知不予深究，今后该学生等如再闹事，准该团局解县法办。”然后把他逐出县衙。他气愤至极，用笔在四处张贴的这张告示上，批了如下的话：“学生救国，何以为痞？团总嗜烟聚赌，十足烟痞赌痞；执事不予查办，学生代为查烟禁赌。”

1923年春初，潘心元在寒假后回到长沙，立即投入声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不久，又参加了省工团联合会和省学联发起成立的湖南外交后援会的活动。6月，他经夏明翰、田波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心元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下学期，他被学校以“不务正业”除名，于是按照中共湘区委的决定，他回到浏阳从事工农运动，发展党的组织。

潘心元做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首先是从自己家里做起的。他给佃户开出一些借据和收条，要佃户们拿着这些条据到他母亲那里去抵租，以此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坚信他是关心农民疾苦的人，因而更加团结在他的周围。他还帮助佃户聂本善同他岳父周珥卿的退佃进行斗争，把他岳父气得直吼：“你再不要上我的门！”他也寸步不让：“你的门不干净，请我也不来。”

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潘心元于1924年冬在浏阳北乡，先后发展了小学教师郭起、农民赵金贵等十多人入党，于1925年清明节，组建了浏阳农村党支部。5月，又建立了乌龙乡农民协会。到1926年10月，浏阳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发展之后，他于5日召开了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浏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当选为书记。

县地方执委成立之后，潘心元抓的主要工作，就是更加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工农力量，坚决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势力。当时，在全县各区乡团防局的团丁达千余人，有六七百条枪，老百姓称它们叫“乡军阀”，是发展工农运动的主要障碍，如果不取缔团防局武装，组建工农武装，工农运动就有被它们镇压的危险。1927年2月，他与罗纳川商定，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邀集各界代表和各团总来县城开会，宣布各团防局枪枝一律交县农民协会接管。并当场逮捕了不肯交枪的普迹团总张梅村，处决了企图叛乱的县警备队长唐秉忠，并将支持叛乱的县长送交省民政厅处理。浏阳工农武装建立之后，被命名为浏阳工农义勇队，由他兼任党代表。后来，这支队伍成为湘赣秋收起义的主力之一。

“四一二”政变后，潘心元作为湖南九名代表之一赴武昌参加了党的五大。在会议期间，他曾给主持县地方执委工作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县地方执委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都必须加强武装斗争，不断扩大武装力量，要力争“在很短的时间内，成立一个师，搞到三千支枪。”他返回浏阳之后，即以全力抓武装建设，一面加紧工农义勇队的训练，一面派干部到四乡发展和组建农民自卫军，积极准备进行农民武装斗争。

“马日事变”后，潘心元曾按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的决定，立即着手布置，进行全县总动员，并在永安镇设立前线作战指挥部。在指挥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下达进攻命令，将农军分成两路纵队，于5月31日会攻长沙，直攻至长沙小吴门附近，旋奉命撤回浏阳。后来他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经指出：“浏阳农民之围攻长沙，虽然失败，但其伟大意义决不因失败而减少”，“它确是成为湖南革命退兵时之英勇的一战”。

从浏阳监狱逃往长沙的普迹团总张梅村，从长沙搞回一批武器，拼凑反动地主武装，企图夺取县城。潘心元率工农义勇队在城郊马家湾与张梅村的还乡团展开激战，虽将进犯之敌击退，但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他决心走武装斗争之路，率领工农义勇军去迎接新的战斗。

南昌起义前夕，潘心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将浏阳工农义勇队与平江工农义勇队会合，前往江西九江，编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但他沿修水河东下，于8月6日到达修水县城时，才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沿闽赣边界南下。他率队追赶，在奉新县与卢德铭等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会合。在双方共同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潘心元与到会的同志否定了当时担任指挥员的苏先骏要继续南下的主张，率部回到修水县城，然后偕同李信、邓华松去安源，寻找湖南省委，要求新的部署；部队则从宜丰折回湘赣边界的铜鼓待命。

8月31日，潘心元在安源见到了毛泽东，并参加了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的地方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了省委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央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指示作了9月9日起义的部署，浏阳工农义勇队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由潘心元兼党代表，苏先骏任团长。会后，他和毛泽东同赴铜鼓，直接指挥第三团的战斗。

潘心元在同毛泽东赴铜鼓途中，在浏阳境内的七溪坳与十来个团丁相遇。为了掩护毛泽东，他走上前去说明他们的“布商”身份，然后故意将随身带的银元抖落在地。乘敌人拾捡银元之机，要毛泽东立即走开，而自己则单独往大路跑去，有意把团丁引向自己走去的方向，结果被捉住。团总见他风度潇洒，谈吐不凡，又与社会名流有交往，以为是个有来头的人物，不敢怠慢，关了几日，只好派两名团丁将他送往县城。经过一百多里的山路，当走到离县城还有三十多里的炭棚时，潘心元借口脚疾发作，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并将钱交给团丁，请他们去休息喝茶。然后趁其不备，窜进路旁的丛林中，得以再次脱险，乘夜入城，来到地下党员董薇家里隐蔽起来。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接着，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克浏阳县城，因团长王新亚麻痹轻敌，没有及时转移，遭到敌军的重重包围，部队被打散。他突出重围后，曾赶到文家市找毛泽东，但毛泽东已率部沿湘赣边南下。他重去安源，与党组织联系后，再返回平浏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27年冬，潘心元带着慕容楚强等人，在浏阳篙山上，成立了浏北游击队，活动于北盛、沙市、社巷一带，并与从平江来到浏阳的平浏醴特委书记夏明翰一起，详细制定了夺取北盛团防局枪枝的计划。

一天，正值砰山团总欧阳益生庆祝五十寿辰，潘心元带领游击队以送礼为名混进了大院。他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一齐动手，镇压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团总，夺走了全部枪枝。

游击队的这些活动，极大地震动了浏阳县反动当局。县长谭鼎急令各团防局加紧清乡，限期捕捉潘心元，并四处张贴通缉令：“通缉共产党匪首潘心元一名，有捕捉或献首级者，赏大洋一千五百元。”潘心元看到后，在“通缉令”上用墨笔涂改成：“捉到县长谭鼎或献来首级者，赏大铜板一枚。”回来后并对游击队员们说：“本来一文不值，要是人家送来了，就给个铜板作个留念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浏阳的游击战争局面逐步打开。接着，王首道、张启龙、李贞等人，在东乡仁和洞恢复了党的组织——浏东特委，并且组成浏东游击队，与浏北游击队相互策应，配合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到1928年1月，浏阳划归中共湘东特委领导，滕代远任特委书记，潘心元任特委副书记。为了统一全县的革命斗争，他与特委书记滕代远、常委周克明研究，召开了浏阳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从此，浏阳基层党组织有了较大的恢复，建立了五十多个农村党支部。

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在平江、浏阳开展游击战争。潘心元带领游击队，有力支援了这次起义。随后并将收集到的子弹送往在铜鼓的黄公略所率领的红五军第二纵队，配合红二纵队在浏阳歼灭了一批挨户团，镇压了一些土豪劣绅，很多地方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使浏阳成了湘鄂赣边区工作最活跃的地方。对于这一段时间的斗争，潘心元在次年7月追述说：平江起义“虽遭到了大的失败，但对于平、浏的工农群众斗争，确有大的发展。……平浏游击队增四倍以上的枪枝，斗争的发展普遍到全县（浏阳），建立了十几个区苏维埃的组织。斗争的发展已波及到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各县”。这年冬，他被增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任省委农民部部长。

这时，他认真地思考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曾在一个报告中概括为如下的几句话：“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只要会打圈，不要会打仗。”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

1929年4月，潘心元得到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学习的通知，心中十分高兴。当来到武汉后，得知中苏边界已被封锁，只得换船改去上海。他在上海暂时停留的时候，以湖南省委委员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下了篇首引述的《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的革命斗争》的著名报告。他在附送声明中深情地说：“这份材料是用烈士们的血和肉写成的，为了纪念先烈，请中央永久保存”。现在这份报告，已成为极其珍贵的文献。

潘心元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前往湘赣红军部队传达党的六大决议。他用彭清泉的化名，沿途参加过赣西特委召开的各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并到红五军军部与彭德怀商谈成立红六军的有关事宜。对于这件事，《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五军军部，住约一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红六军的情况告诉了他。潘说，成立后应归五军指挥。”此书还专门写了一章《与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谈话》，记述了当时一起探讨建设红军的战略策略的情景和思想。潘心元在湘赣边还召开了军队和地方党的联席会议，传达党的六大决议。

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赣南吉安陂头召开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六军军委、赣西特委联席会议，潘心元当选为由红四、五、六军组成的总前委常委。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常委还有朱德、曾山、刘士奇等人。因红三军政委蔡会文未到，不久，由他代理这一职务，军长是黄公略。在欢迎会上，黄公略向红三军干部介绍潘心元，还特意说：“这就是我常讲的，用竹篮子给我送子弹的人。”

1930年6月，在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下，红军发动攻打长沙的战斗，潘心元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编入红一军团，一起从万载进入湖南后，先在文家市歼敌戴斗垣一个旅，缴获长短枪致千支，轻重机枪三十余挺，各种子弹数万发。为了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三军还与浏阳、醴陵赤卫总队协同作战，曾三次打下浏阳县城，缴获了一些食盐、布匹，用船运往浏东苏区。不久，红一军团与从长沙撤出的红三军团会师永和镇，合编为红一方面军。这时，潘心元被调到红四军任政委，并被选为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8月底，红一方面军回师入赣，潘心元离开部队，仍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在湘鄂赣苏区指导工作。告别战友时，他曾写下一首《满江红》的词，送给黄公略（即黄哲）。这首词回顾了“马日事变”，对当时“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错误提出了批评，词如下：

西望长沙，湘江逆流五月急，魔鬼舞，深仇似海，怒眦欲裂。洪流今又卷高潮，红旗千里蔽日月。正扬鞭驰马指危城，扫妖孽。捣魔窟，且慢着；夺五省，谈何易？挽狂澜未倒，有赖黄哲。巨龙掉头东入海，碧波万顷任游弋，待洪波掀浪撼孤岛，斯可矣！

1931年春，潘心元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自己一年来在湘赣两省巡视的情况。此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已统治中央，对他采取不信任态度，有半年时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但经他再三请求，并得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的支持，于8月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与老战友张侃乘海轮同赴浙江温州。这时，中共浙江省委的一个已经叛变的联络员得知中央将派一位重要干部来浙时，便带着国民党侦缉队四处巡查。

潘心元与张侃登岸后，发现码头上军警林立，气氛不对，便和张侃分开行动。当他跳上一艘靠岸的货船时，不料这艘船是运军火的，被敌人当“嫌疑犯”扣留了。经过一夜的轮番拷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仍没有泄露半句实情，敌人又不敢放他，只好把他秘密杀害。

潘心元离开上海前，曾以“同孚路大同书店王一鸡转周清贤”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叮嘱其妻要尽心尽意抚育儿女，他写道：“对侠仙、侠游、侠仁万勿使其失学，务必教其以吾志为志。”想不到这竟成他的遗言。

潘心元牺牲后，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极为悲痛，立即发了悼念文告，并在上海龙华秘密召开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