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又名才儒，字士衡。宁远县保安乡人，1903年10月1日生。家有薄田六亩，靠父亲苦心耕耘，能勉强维持生活。

唐鉴十一岁才开始读书，十五岁毕业于竞化（现禾亭）高级小学。因受五四运动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他立志要“求知学识，救国救民。”1920年秋，他考入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1年春，在蒋先云、贺恕、黄静源等进步同学的帮助下，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心社，同年冬初，又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次年春，恽代英、毛泽东、何叔衡、邓中夏等先后到三师讲演，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方向。1922年夏，在张秋人到三师负责党团工作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在1923年4月掀起的三师学潮中，他与袁痴、罗严、黄静源、唐朝英等带领同学坚持斗争，并赴长沙向省长公署教育司请愿，终于追使省教育司撤了校长的职务，恢复了被开除的五十多名学生的学籍。

1923年5月，唐鉴在《三师校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冬初骤寒的早晨》和《深夜钟声》两首诗，对“重披羊裘”、吃“山珍”、“热酒的“富贵人们”进行无情揭露和嘲讽；对“穿着薄旧棉袄”、“缩着头、弯着腰、袖着手”的穷人寄以无限同情。并以“深夜钟声”为号召，唤醒人们迎接“普天光明境”。

他在三师以出色的活动能力和优良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推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干事，任《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和《湘南学生》杂志的主编。

这年秋，唐鉴转学到长沙岳云中学，因成绩优异，受到免收学膳杂费的优待。1924年秋毕业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学习历史。为了读懂《资本论》中的数学公式，他在学过的一本《算学解释法》上，曾写下如下的八句话：“是书浅近，入手方针，行远自迩，穷干先根。茫茫数学，理极精深。宇宙事物，藉数而明。”在东南大学期间，他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以学界总代表的身分奔走呼号，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6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干事。以后，他相继在《中国学生》等刊物上，发表有《师生合作》、《赵恒惕倒了》、《读书呢，革命呢？》、《斥〈醒狮报〉破坏全国学生运动之谬论》等文章。他的文章见解精辟，语言尖锐，富有战斗性和针对性。如指出“赵恒惕之倒，证明反动势力之崩溃已在目前”，“只有打倒现政府，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有读书的机会”。又如批驳醒狮派及其《醒狮周报》诬蔑学生运动是“赤化”、“过激’，是“共产党操纵”的谎言，指出“舍了‘强权’不抗，‘国贼’不除”的“醒狮派”，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已。他号召大家“不要为他们美丽的面孔所迷”，要“重新抖擞反帝国主义的精神”，“投身国民革命”。

1926年夏起，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破坏学生运动的阴谋，唐鉴曾以鉴君的笔名，在《中国学生》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有《学潮失败以后》、《消灭学生运动的三个口号》、《禁止学生爱国运动之新方式》，《野性的学生》等篇。这些文章在总结学潮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用“赤化”、“过激”、“受人利用”作为“消灭学生运动的三个口号”以后，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只有勇猛地向前冲锋”，“加入国民革命的大队伍里去，联合工农群众，组织强固的革命营垒，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扑灭反动分子”，“才是学生运动唯一的出路”。在《五卅运动之失败和成功》一文中，他还进一步提出要组成反帝的统一战线，明确地主张“全国民众应不分彼此，不论党派”，“形成全国一致的反帝国主义伟大的联合阵线，奔向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

不久，为了总结全国学生运动和部署今后斗争，党中央和团中央指示，由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商定，决定在1926年7月于广州召开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于是，作为全国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唐鉴与李硕勋、张超、刘昌权等人即行赴粤，主持筹备工作。大会于7月23日在广东大学举行，他在大会上作了《一年来宣传工作之概况》和《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使命》两个报告。报告中分析了“五卅”以来反帝斗争和学生运动的形势，确定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政治任务，号召全国学生“继承‘五卅’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的精神”，“积极参加民众一切的运动”。指出“民众运动的向前发展，即是学生运动成功之接近”。“任何派别的学生都应一致在共同要求之下，同心同德，向共同的敌人进攻，以期求得胜利”。他的报告，得到与会代表的拥护，全部纳入大会决议，并被选为全国学联编辑部常务委员。会后，他经长沙、杭州等地返回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协同总务部常务委员林隶夫领导全国学生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孙传芳的斗争中，学联总会代表和职员十八人被拘捕，唐鉴除以学联总会名义致电孙传芳，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及职员，致函上海商学工各分团及名流请求援助；并通电全国各省学联和民众，揭露孙传芳受英帝国主义指使摧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迫使孙传芳于10月12日释放被捕代表和职员外，他还撰写了《总会被封纪实》一文，揭露英帝国主义和军阀摧残总会真相，号召民众“努力打倒孙传芳”、“打倒帝国主义”！在以君健为笔名发表的《军阀统治下之中国学生》一文中，他历数学校“教育经费无着落”、“教育内容反动”、“校舍云封”、“学生被捕、无罪被戮”等情况之后，指出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学生，是一大群狱中戴着枷锁的苦囚”，是“将赴刑场的死囚”。我们“只有高举起反抗之旗，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之下，同心同德，打倒军阀！才是我们的出路”。1927年春，全国学联总会常务会议拟将总会由上海迁鄂办公，并决定先派唐鉴赴鄂调查学生运动的情况，征求对总会迁鄂的意见。他于2月20日到达武汉，受到武汉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接连报道了他到一些大、中学校及省、市党部、市工会、省农会的活动情况，报道了湖北省学联召开大会欢迎他赴鄂了解学生运动情况和学联总会迁鄂的消息。3月10日，他在武昌大朝街建立了全国学联总会驻鄂办事处，并在湖北省学联召开的庆祝会上讲了话，他要求大家既要刻苦学习，又要积极投入国民革命运动。在此期间，他还发动湖北省商联、学联、以及各大学通电蒋介石，对捣毁南昌、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学联等团体的暴行提出质问，表示“誓与反对工农运动而危及革命的蒋总司令奋斗，以保障革命的胜利。”

为适应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全国学联常务会议根据唐鉴的意见，决定总部迁鄂。4月1日，全国学联在武昌长安街119号正式办公。当天下午，他在武汉各团体代表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学联的新任务：“一、到军队中去，使之成为民众的军队；二、到农村中去，使全国工农组织起来，打倒封建势力的基础。”

在唐鉴为首的全国学联总会的直接领导下，湖北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的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在4月21日举行的学联总会常务会议上，唐鉴被任命为总务部常务委员，负责总会的领导工作。他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曾向湖北省学联提出“武装起来，到农村去，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并以全国学联的名义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发出通告和告全国学生与民众书，号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争取工农解放。”在夏斗寅、许克祥先后于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政变后，他除以全国学联名义通电声讨外，还发出全国学联致湖北省学联的通告，要求学生读书不忘革命，纠正闭门读书，回避革命的错误倾向。他还尖锐地指出：“南蒋北张，同为民众的仇人，若不一律铲除，终成巨患。深望痛加挞伐，鸣鼓而攻。”他参加了全国学联总会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要求新闻界要多报道学生运动的消息，多作反蒋反帝的宣传。并与常务委员一起筹备7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同月，唐鉴调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这时，因“马日事变”和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中共党团工作转入地下。党的“八七”会议后，他全力从事组织团员、青年参加党的武装斗争。但情况也日益严重起来，有的团组织被破坏，有的同志被杀害，而他自己也被特务盯梢，不得不一再搬家，从三道街搬到一元路，又从一元路搬到四维路。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28年4月10日，他在汉口刘家庙秘密举行团省委扩大会议时，由于联络员被捕叛变，他与十九名团省委负责人被捕。在敌人刑讯利诱面前，他坚定不移，怒斥敌人：“我是唐鉴，要枪毙快点枪毙，不要絮絮叨叨地多话。”4月14日，当他被敌人绑赴刑场时，曾从容不迫来到女牢前，笑着与身怀有孕的妻子李授玄道别，并以手书“继续奋斗”四字相赠，然后傲然向刑场走去。沿途高呼口号，观者无不流泪。这时，他年仅二十五岁。

这年10月，陆定一在《列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唐鉴同志的死》一文，沉痛地悼念说：“唐鉴同志英勇的死了，他的遗嘱永远萦绕在每个革命青年的脑子中：‘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