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蔚同志死事板可痛惜，将来自应与全国各地死难同志一同有所纪念。

这是毛泽东1950年5月7日写给革命烈士林蔚的兄长林谷生信中的一段话。

林蔚，原名家沂，字乔生。湘潭县银田寺下沙冲包家湾人，1898年10月26日生。父亲林绍徐，清末秀才。母亲赵氏，是个纯朴善良的农家妇女。兄弟六人，他最小。幼时读私塾，后进了银田寺公立初等小学堂。1913年，考入湘潭县立西路高等小学。191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在和校内外同学的交往中，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富春等有识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探求人生价值，以“为国家民族谋生存，谋幸福”互勉，并很快成了挚友。1918年，林蔚在明德中学毕业后，他响应毛泽东提出“向外发展”，赴法勤工俭学的倡议，与其他青年一起进入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补习。

林蔚是1919年3月17日，从上海乘日轮“因蟠丸”去法国的。他于5月13日抵达巴黎后，进入巴黎蒙达尼公学学习。为了尽快掌握法语，他联合蒙达尼和木兰两处同学，自费聘请法文教师作课余补习，既“勤于作工”，又“俭以求学”，因此他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都增长很快。在巴黎，他还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会，并和李维汉等发起成立了工学励进会。1921年2月，他同蔡和森、李维汉等四百多勤工俭学学生，向驻法公使陈篆进行过要求“生存权、劳动权、求学权”的斗争；同年秋，又组织勤工俭学学生进行过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1922年6月，他参加了旅欧少年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中国在巴黎有十多万工人，他们已成立了中华留法职工会。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他以工人身份参加华工会，在广大华工中开展工作。他把法文版《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译成中文，发给华工阅读；又利用节假日同华工或座谈，或演讲，随时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激励华工为争取国家的自由独立而斗争。

在法国，为维护革命利益，林蔚还经常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旅欧总支部按照党中央指示，委派林蔚和尹宽，帮助国民党成立了旅欧总支部，下设比利时、德国两个分支部。这时，在巴黎的青年党人曾琦等，却大造其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舆论，林蔚立即予以反击。他撰写了题为《曾琦君底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的文章，列举李大钊被监视以及《向导》和《新青年》被查封等大量事实，驳斥这伙人攻击“共产党无意于中国革命”的谰言。周恩来读后称赞说：“曾琦的联合与混合，不值得同志林蔚一辩。”他还严厉驳斥这些青年党人对列宁、斯大林提出废除帝俄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诬蔑，高度赞扬苏俄“到底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法国资产阶级利用天主教牧师雷鸣远以成立所谓“中法友谊会”来分化在法学生和工人时，他当即写了《可注意的中法友谊》一文，敏锐地指出：雷鸣远“是可耻的法国帝国主义走狗”，所谓建立中法友谊会是“收买中国青年的事件”，他要同学们“不要掉以轻心”，使雷鸣远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后，林蔚深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担忧，他撰写《敬告国民党》一文，提出五条建议：一、要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打倒一切军阀，打倒一切在华的国际帝国主义；二、要联合友邦苏俄，联络被压迫民族，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三、要实行偏重军事行动的策略，这是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四、要注意工农这个最大多数、最受痛苦的民众，只有工农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阶级；五、要严肃纪律、清除那些不守中山遗训，不为国民奋斗，只图升官发财的国民党员。文章最后指出：“这是国民革命造成的不二方法；不然，国民党便是中山的叛贼，中山的罪人，这是负有历史使命而欲继中山之志以完成其未竟之功者应特别注意的。”

不久，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声援国内斗争。林蔚同萧朴生等联合旅法青年团等三个团体，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到驻法公使馆抗议，还发表宣言，出版《赤光》特刊。但他们的行动遭到法国当局武装警察的干涉，他与宋锡钧、雷定坤等二十人被捕入狱。由于留法学生的抗议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他们在三个月后被宣布无罪释放。

林蔚出狱后不久，党组织派遣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回国后，由党中央派回湖南工作，任中共湖南区委秘书长。他常去湖南省工农革命干部训练班讲课，常用大家最熟悉的事例，通俗地讲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指出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劳动人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得主人翁的地位，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前全省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就是劳动人民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一次重要的实践。每一个工农干部都要站到这一实践斗争的最前线。1927年2月，当湖南“保产党”头子刘岳峙组织所谓“左社”来破坏农民运动时，他撰写了《何物“左社”》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左社’，是少数不良分子、无聊政客、失意官僚在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是湖南的‘西山会议派’；是湖南各县‘保产党’、‘巩固党’的大同盟。”文章在逐条批驳“左社”的反革命纲领后特别强调：“今者贫困农民与土豪劣绅的冲突，就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文章说：“在此中间，亦有真德谟克拉西与假德谟克拉西，所谓假德谟克拉西就是改头换面的封建势力，美其名曰‘改良派’、‘稳健派’，或不知羞耻地自命为‘左派’、‘革命派’，实际是地地道遘的反革命派。”文章进一步指出：“目前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革命不革命，或左右派之测验，即以赞否农民运动为尺度。”文章然后批驳说：“刘之所谓‘冲突’、‘纠纷’，当然是农民最激进的革命行动。由此可见刘之所作所为的反动性。”文章号召农民擦亮眼睛，同“左社”划清界线，进一步向地主、豪绅阶级作斗争。

“马日事变”发生后，林蔚以临时省委代理书记身份留在长沙坚持工作，指挥各地发动和组织工农武装进攻长沙。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他任省委委员。9月，省委改组，他仍任省委秘书长兼组织局巡视员。为了开展工作，他将三哥林泽生（林青）和侄子林泉请来长沙，在北门外晴佳巷开设一处“新安旅馆”，作为省委的秘密联络站。他自己用熊拔生的化名负责接转来省委联系工作的同志。10月，他同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郑杰（即刘英）结婚。

这年年底，“新安旅馆”遭到敌人的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不幸被捕。林蔚在处境艰险、又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秘密为党筹集经费，坚持斗争，先后派何资琛、郑杰去上海找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1928年初，湖南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关于“要各地积极巩固工农运动，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的指示，派林蔚前去醴陵，与早来到这里的省委委员滕代远、省委军事部长陈恭等人一起，组成新的醴陵县委，由他兼任县委书记，滕代远、陈恭和易足三等为委员。在醴陵工作期间，他先深入醴陵铁路工人居住区——阳三石，发动和组织铁路工人开展对敌斗争，然后来到南二区、南三区、南四区和西一区、北二区等地农村，发动农民惩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恢复和健全农民协会，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这一地区的农民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涨。

当土地革命运动在醴陵兴起的时候，湘东的反共头子罗定的一个团和挨户团三千余人，疯狂地向西南几个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3月12日，中共醴陵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由于叛徒告密，会址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林蔚腿部中弹受伤，跌倒在田墈下。为了把敌人引向自己，让同志们脱脸，他支撑着身子站起来，向敌人大声喊道：“你们不要追了，共产党头子就是我！”

林蔚被捕后，敌人立即对他进行酷刑逼供，但一无所得。第二天，他被押到醴陵状元洲，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

林蔚遇害的噩耗传开后，醴陵各地群众悲痛万分，当天夜晚，他们用各种形式，追悼这位英勇献身的烈士。在烈士家乡湘潭县银田寺的群众，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并在他的遗像下，写了这样一首悼词：

灵壑正气，挺身英特；

海外飞雄，壮怀激烈。

革命中坚，救民救国；

转战湖湘，长躯喋血。

赍志未酬，魂悲夜月；

惆怅余晖，凄留皓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