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清晨，在中共上海区委召集的紧急会议上，一位年轻的领导人受中央委托，庄严宣布：“今天中午十二时，上海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他一声令下，上海八十万工人和近万名武装纠察队员行动起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辉煌一页。这位年轻领导人，就是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兼军事特别委员会主席罗亦农。

罗亦农，原名善扬，字慎斋，号振纲，又名罗觉。1902年5月18日，出生在湘潭县易俗河镇雷公塘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罗子厚，是当地的知名绅士，当过团总，管过公堂，后在易俗河镇开设石昌发碓行，做谷米生意；还与人合股开了一家杂货铺。他小时，父亲就叫他念《三字经》，可他不喜欢读，只喜欢跟乡间的孩子玩。他七岁进私塾，更不喜欢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常溜出学堂，同伙伴到附近的寺庙里去打闹，和尚无法，只好找他父亲“告状”，气得他父亲骂他作“逆子”。

罗亦农十一岁时，父亲送他到人称“狂儒”的郭月钦老秀才处就读。郭老秀才学识渊博，思想开明，除教些经书外，还给学生讲有关历史、地理、时事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教法，他很爱听，并改变了他以前不爱读书的习惯，因而在学识上有很大的进步。1916年，当他结业回家时，不肯答应父亲要他经商守业的要求，希望继续求学。不久，他考入当时湘潭的“新式”学堂——益智学校。

益智学校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中学。课程以英文和神学为主，还强调学生不得介入任何社会活动。罗亦农对此非常反感。他不顾学校的禁令，常常溜出校门，到大街上，到湘江边，到群众中，去体察社会生活。有一次，他在怡和码头看到湘潭人民在国货维持会的带领下，进行没收、焚毁日货的斗争，非常兴奋。他回到学校，即将所见所闻告诉同学，并带领同学高呼“万岁！”美籍校长阿尔赫斯将他叫到校长室，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1916年2月，当讨袁军进入湘潭时，罗亦农串联几个同窗好友，参加市民的欢迎队伍。由于他们穿的是教会学校的制服，格外引人注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阿尔赫斯十分恼怒，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处分的告示贴在学校大门口。这件事也使他看海了教会学校的本来面目。他在给家里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益智不是中国人办的，也不是为中国人办的，这里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光明。”1917年，他毅然退学回家，想另找求学的门径，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之下，他实在坐不住了，想到外面去闯一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踏上去上海的路。

罗亦农初到上海时，抱着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强烈追求，考进一所中学念书。但几次给父亲写信，催寄学费，都没有回信。因没有生活费，他只好放弃求学的打算，请人介绍到法租界马斯南路吴兴里的一家报馆当校对工。没有想到报馆里的书报杂志，却给他开辟了另一条读书的门径。他非常珍惜报馆这种良好的阅读条件，决心努力学习，使自己吸取更多的新的知识。他尤其喜爱阅读《新青年》，更认为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920年盛夏的一天，他专程来到陈独秀的住宅，登门求教。陈独秀多次接见了他，同他谈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在陈独秀的启迪之下，他与刘少奇等一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经陈独秀的推荐，他又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去苏俄学习。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于1921年春节前夕回到家乡，要求父亲给予支持，并为他筹措赴苏的旅费。这次父亲很高兴，当即给了他百块银元。他的一个远房叔叔罗海凡，也把自己做工积蓄的四担谷钱送给了他。

罗亦农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抵达莫斯科后，被安排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所大学当时正在筹办，他们先住在一家旅馆里，因这里还住着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所以开会期间，他和其他部分学员被邀参加旁听，并有幸见到了列宁。

5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罗亦农编在专设的中国班，和任弼时同住一间宿舍。尽管中国留学生得到苏俄政府的照顾，在生活上享受红军战士的待遇，但仍然是很艰苦的，少数意志不坚的人，说生活太苦，受不了，有的甚至退学回国。而他则不这样看，认为物质生活虽苦一点，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他严肃批评了少数学员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多方说服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把学习搞好。他的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初步显示的组织才能，很快得到学校领导和同学们的信任，并被选为中国班的学生负责人。这年冬，他被指定作为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党员，并参加东方大学苏共党总支的活动。他还是刘少奇转为党员的介绍人。不久，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成立，他任支部书记。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正式代表，与俞秀松、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了大会。

罗亦农在学习期间，不仅重视科学理论的学习，还特别注重社会的调查。这年暑假，他邀集十几个同学前往乌克兰农村，除参加劳动外，利用各种形式向农民了解俄国的过去和十月革命后农村生产、生活的变化情况，既获得了不少有益的知识，也加深了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11月，陈独秀作为中共代表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罗亦农邀了任粥时等几个同学前去拜访，聆听陈独秀阐述在党的“二大”后，国内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党组织日益壮大的情况。他为“中国这座火山就要爆发”而振奋，而喜悦。

罗亦农在东方大学还专责做了一段中国学生的组织工作。那是1923年3月，王若飞、陈延年、赵世炎等一批青年骨干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以后，由于中国学生的不断增多，东方大学组成了中国语言组，组下再设班。因为他的俄文基础好，被选为中国语言组书记。从此，他结束了学生生活，专做前来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组织工作，并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他的教学方法，除抓好必修课的教学外，经常组织学生就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建设问题进行讨论，组织学生去当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有效地把理论和实践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由于生活的艰苦，工作的繁重，使他得了严重的胃病，学校领导曾安排他就医，他坚决不同意，他就这样在东方大学顽强地工作到结业回国。

1924年夏，罗亦农带领中国学生到莫斯科近郊的一所别墅度假，并组织翻译《共产主义ABC》等理论著作。此时，正值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参加大会的代表是林伟民。他知道这一情况后，曾以旅苏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会见了林伟民，经多次谈话之后，介绍林伟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广东海员中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外轮海员中第一个入党的海员。

罗亦农在莫斯科学习、工作四个春秋。他是1925年3月间回到上海的。他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广州筹备召开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筹备处召开的广州地区党、团员及部分工会负责人会议上，他就如何开好这次劳动大会阐述了许多好的意见。他在介绍英、美、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大好形势，以及上海、武汉、青岛、唐山等城市工人罢工斗争的状况以后，强调指出，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一部分的中国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应该加紧团结，共同担负起推翻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逮次大会就是要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努力，而发挥党团组织的骨干作用，又是开好这次大会和大会以后在全国推动工人运动的首要问题。他要求党团员都要从事各级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

5月1日上午9时，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东大学操场隆重开幕。在大会以及大会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为推动广东工农运动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就在这天晚上，他以农民国际代表的身份，在劳动大会代表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上发表讲话。他在阐述五一劳动节的意义以后，强调指出：“现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它从娘胎里带来的残疾，正在一天一天地膨胀溃烂。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受着资本家，军阀和帝国主义严重的压迫和摧残，他们的阶级觉悟比任何阶级都快，他们知道要有自己的阶级组织，要有自己为之奋斗的解放运动。占中国劳动阶级相当大一部分人数的农民，尤其是贫苦的农民，所受的压迫太大了，天灾、兵灾，匪灾之外，还要加上政府的苛税，地主的重租，债主的盘剥，劣绅的强迫敲诈等等。中国农民要从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第一步责任就是打倒制造内乱的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军阀，以谋民族的独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很亲切地和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指挥之下，以扑灭他们的共同敌人。”

在大会期间，罗亦农为了研究工人运动，同到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收集有关工人运动的各种资料，仅收集的传单一项，就有三十二种之多。他根据收集到的情况，连续写了《今年五一广州之盛举》，《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始末》、《今年五一之国际状况》、《五一纪念与农民》等通讯和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特别强调的是要大家深刻理解“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必须“实行工农大团结”，进行“工农联合”的指导思想，并将它应用到工农运动的实践中去。在5月3日召开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他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工农联合”，并提议广东省农民协会参加农民国际。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

劳动大会结束后，罗亦农留在广州，与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这是按照1925年5月8日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的。他还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在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中，他除多次开会，作出“动员民众，督促国民政府肃清杨、刘军阀的决定”外，还写了《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一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及时揭露了杨、刘勾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危害广州政府，图谋肃清共产党人的罪行，揭露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与杨希闵、羽震寰在一起召开两次会议的情况。他还指导共青团（CY）广东区委成立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组织共青团员广泛从事发动群众同杨、刘叛乱作斗争的宣传工作，直到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人民进行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并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罗亦农到处奔忙，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他为罢工起草传单，揭露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当金属业工会与机器业工会发生冲突，互相指责时，有的工厂甚至出现一部分人罢工，一部分人上班的情况，他即前去基层工会做工作，把两方有影响的人物邀到一起，反复向他们做思想工作，讲清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以及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历史使命的道理，使大家认识到工人群众都是亲兄弟，兄弟之间斗气，只会对资本家有利，而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不利。通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工人之间的团结日益加强，参加大罢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特别在解决香港工人回到广州后的食住问题，他更是积极协助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进行大量的工作，保证香港二十多万工人的住食都得到较好的安置，有利地保证了省港罢工的坚持斗争。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罗亦农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被中央调去北方区委党校主持工作。他在这所党校工作了三个月，轮训了党的一些干部。

1925年底，罗亦农从北京到了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为了打破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江浙地区的沉寂局面，他建议党的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从组织群众经济罢工入手，发展群众的政治斗争，进而准备工人武装起义，并进一步提出加速组织建设和建立工人武装的具体方案。在他及其他区委负责人的积极推动下，区委所辖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群众革命运动又开始在酝酿之中。

做好这种准备工作之一，首先是训练干部。当时，中共江浙区委机关设在上海四川北路恒丰里104号，地处华界和日本租界之间，罗亦农利用这种空隙地带的有利条件，在这里举办了六期秘密培训班。每期培训约二十来名党团组织及工会负责人。在一些基层组织也办起了类似的训练班。随着工作的开展，到5月为止，仅三个月时间，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全区的共产党员由原来的一千三百五十人增加到二千五百人。各级工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做好另一重要准备工作是武装工人队伍。为此，中共江浙区委决定于8月成立军事特别委员会，罗亦农兼任主任，直接领导这一工作。为了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建设，他深入基层工会，挑选了一批武装训练教官，并组织李强等大学生和工匠研制炸药和手榴弹等军火。因为劳累，有次他竟倒在一处楼梯边睡着了，被工人纠察队员发现才叫醒来。他还抓紧时间到各地去检查工作，统一江浙各地行动步诃。在战略要冲的宁波，他指导宁波地委集中分散的枪械，要求党、团干部尽力壮大武装力量，随时准备配合北伐军作战；他派出有经验的老船工去宁波加强水运工会的组建和领导，保证运输的畅通。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前后进行了三次才取得成功。为了应付这种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保证起义的胜利，罗亦农在周恩来领导下，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第一次起义是在10月下旬北伐军逼近江浙时进行的。在这以前，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孙传芳调部队离沪入浙，攻打夏超，他和赵世炎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乘机部署了第一次起义，并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旋因情况有了变化，决定暂缓起义，并连夜派人将决定通知已开始行动的各路工人武装。可是。送信的人没有找到陶静轩、奚佐尧率领的沪西起义队伍，以致这支队伍在天刚亮时按原计划行动，向沪西警署发起进攻，结果孤军作战，很快被镇压下去，使这次工人武装起义遭到挫折，陶静轩被捕牺牲。

第二次起义，是在总结第一次经验教训之后，继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于1927年2月进行的。这时，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军阀政权阵脚大乱。罗亦农等区委领导认为形势对起义有利，于19日由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20日发表《共产党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各界市民协同工人奋斗，推翻帝国主义势力及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众政权的市政府，创立独立自由的新上海。在中共上海市执委和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21日全市罢工工人已达三十六万余人，区委根据中央决定立即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各处起义工人武装冲破军警防线，向一些区的警署发起进攻，战斗甚为激烈。这次起义，由于蒋介石密令北伐军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使上海军阀得以集中军队镇压工人武装，因而再次遭到失败。

两次武装起义失败，使党内一部分同志认为再组织起义没有必要，因为北伐军已逼近上海，军阀政府势必垮台，不必为此再作牺牲。而罗亦农与赵世炎等则认为：起义不仅是为了打垮上海军阀，更是为了对付日益暴露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右派，他还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有工人自己的武装，不然，将来就有吃国民党子弹的危险。”中共中央也批准了他们准备进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计划，并组织特别委员会，由周恩来、赵世炎和罗亦农共同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定在3月中旬北伐军逼近上海市区时开始的。当21日凌晨，罗亦农代表江浙区委发布起义命令后，仅两个小时，全市八十万工人就开始总罢工，近万名工人纠察队就地集结待命。起义从这天中午开始到第二天傍晚，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打败了直鲁联军，毙伤敌人数千名，占领了整个市区，取得了这次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几天后，在南市体育场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上，赵世炎宣布了以罗亦农为主任委员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员的名单，接着，罗亦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向群众挥舞着手臂宣告：“现在的上海，再不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上海，也不是无聊政客，右派的上海，是我们自己的上海，是工人阶级的上海了！”人们对他欢呼，鼓掌，有的还惊讶地说：“我们原以为这位共产党的领导是个老将呢，却没想到会这么年轻！”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乘机进入上海，一面敲锣打鼓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去写着“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借口所谓军事时期，不准临时革命政府办公，并收买一批流氓打手，不断向工人纠察队挑衅。4月11日，中共江渐区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害，周恩来也被二十六军第二师无理扣留。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应付这一突然事变，罗亦农采取措施，组织武装力量，救出周恩来，发动总同盟罢工。各工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社会团体，都发表宣言通电，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将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在14日下午，由区委召开的区委各部委和产总联席会议上，罗亦农强调指出：“现在蒋介石在上海做了许多反动的事实，使民众明了他是一个人民的叛徒。我们这次牺牲了一些好同志。但我们只要自己再去干，胜利终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革命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努力。”这时，中共中央为了审定江浙区委今后的工作方针，特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等人到上海，传达中央“隐蔽精干，准备再干”的指示。4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由他和李立三、周恩来、赵世炎和四名俄国同志组成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处理“四一二”事变的问题。他根据“四一二”政变后所收集的情况，与周恩来，赵世炎等联名向党中央发出了一封紧急意见书，历数蒋介石的反动暴行，指出蒋介石占有江浙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严重危害，呼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四一二”政变后，罗亦农调任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不久，他作为江西代表，参加了27日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次代表大会。他与其他大多数代表一样，对总书记陈独秀的报告不满，心情也非常沉重。他几次向瞿秋白、任弼时、王若飞、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等交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蒋介石“非坚决反击不可，否则不能挽救革命”。他尤其钦佩毛泽东在农民运动方面杰出的组织才能。一次，他指着毛泽东问湖北省委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李哲时：“你认识他吗？”“他就是我们的‘农王’，不是海里的龙王，是专搞农民运动的大王。”说罢，大家拊掌，相视大笑。

在这次大会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江西只工作了三个月时间。为时虽短，他却全力抓紧对党、团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并到九江等地具体指导党、团组织的整训工作。

7月中旬，罗亦农被调任湖北省委书记。他是“七一五”事变前几天赶到武汉的。风尘未洗，立即进行紧张的“应变”工作。他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敢发动工农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坐以待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号召大家强化组织，坚持斗争。当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后，由于他的及时安排，省委机关很快安全转入地下，搬到汉口一家民房内安置下来。为了纪念在上海就义的好友赵世炎，他自称赵先生，将住处叫赵公馆，并经常请“客”来赵公馆打牌，同各级党组织建立联系。8月6日，他又搬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一位俄国人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在此前后，来到这里的还有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李维汉、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等同志。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这次会议上，罗亦农被选为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

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他首先要求各省委领导应不失时机地把土地革命当做一个中心工作来抓。他强调指出：“现在的贫苦农民心里都憋着一团火，要求造反，各地还有许多武装和大批力量，我们要不失时机的点燃这根导火线，把土地革命的大旗打出去！”其次，是要围绕土地革命这一工作，发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他主持制定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时，对暴动的策略、方式、组织措施等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包括各地举行暴动的时间和先后步骤在内。经过反复考虑，他提出湖北的秋收暴动可以先从鄂南打响，因为这一地区党的队伍比较强大，农民武装在北伐战争中受到了一定的锻炼，而且地域紧邻湘东、赣西，武长铁路横贯其中，可以与湖南的暴动斗争紧相呼应，给武汉、长沙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和政治压力。

为了加强对鄂南秋收暴动的领导，罗亦农除帮助制定详细的鄂南暴动计划外，并派吴德峰，黄赤光等人去鄂南，正式组织鄂南特委，加强领导。临行时，他还把自己拟好的三十多条暴动标语口号交给吴德峰。8月底，他赶到鄂南特委机关所在地蒲坼，在召开的特委会议上，作出在“十日内举行暴动”的决定，正式组成“鄂南农民革命军”，委派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聂洪钧为总指挥。9月初，他再次来到鄂南。8日，鄂南特委获悉当晚有一列军用火车从武昌方向开来，他决定在中伙铺车站进行袭击。这次战斗大获全胜，缴获快枪十六支，子弹五大箱和一批饷银，打好了鄂南秋收暴动的第一仗。不久，鄂西、鄂中、鄂北各地的农民相继点燃了暴动的熊熊烈火，为促成以后鄂豫皖地区的红色割据开辟了道路。

9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从武汉迁往上海后，全国各地前来汉口找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同志仍然较多。罗亦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着手安排好几个地下联络站，负责与外地前来的同志联系。他设法收容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潜来武汉的同志，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如贺锦斋来到武汉后，就是经他安排去荆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临行前，他还送给贺锦斋几支手枪，勉励贺坚持战斗。

10月初，罗亦农到湖南等地检查工作后，针对当前形势和党的工作出现的情况，为长江局起草了《最近政治决议》，要求各地继续聚集和扩大阶级力量，加强政治宣传，发展乡村中的土地革命，创造一个新的革命大潮，但目前，绝非组织总暴动的时期。决议还提出加紧宣传、扩大游击战、发展党团员等三项任务。10月30日，长江局向所属各级党委发出通告，要求加紧贯彻《最近政治决议》精神，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年底，他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央工作。

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上海与李哲时结婚，他们举行了一场极为普通面又很不平凡的婚礼。住处是在上海新闸路新闸里28号，来客有翟秋白、杨之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还有王若飞以及中央组织局、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拿着新郎、新娘共同签署的请帖前来道喜的。由于工作的劳累，他的胃病又复发了，经常吃不下东西，身体日见消瘦，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并对李哲时说：“我原名叫罗觉，后来改名罗亦农，就是说，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2月间，他来到湖南、湖北的一些农村作实地调查，收集材料，作为中央制定全国斗争方针的依据。回沪后，他遵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紧张地投入召开党的“六大”的准备工作，为中央起草《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与瞿秋白合作撰写《党纲草案》。

4月，罗亦农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与周恩来等五人去莫斯科筹备党的“六大”。就在这个月的15日，当他正准备启程之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无上午，他来到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一个联络点，准备与山东省委来的同志接头，不料这个联络点的何家兴夫妇是一对混进革命营垒的投机分子。当他来到联络点时，英国特务洛克就用手枪对准了他，凶狠地叫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找了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他知道敌人只是冲着自己来的，为了不让别的同志遭到危险，他立即大步向门外走去。

罗亦农的被捕，成了许多中外报纸的重大新闻，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一时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的叫喊甚嚣尘上。18日，他被国民党政府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陆军监狱署。4月21日上午，蒋介石电令警备司令钱大钧将罗亦农“兢地处决”。就在这天黄昏，他壮烈牺牲在上海龙华刑场，时年仅二十六岁。

罗亦农牺牲前，曾用隐语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变待尚未完成的工作；又给妻子李哲时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道：“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于深夜掩埋好他的遗体，取“共产党人罗君”之意，立了一块“龚四维君之墓”的墓碑，还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十期第一版上发表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专文。文章这样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文章还高度评价了他战斗的一生，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中国无产阶级牢记住他的领袖，将为他的领袖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