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特殊身份的警官》的观众，一定都对这位警官的传奇斗争经历有极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曾任中共韶山支部书记的毛福轩烈士。

毛福轩，号恩梅，湘潭县韶山冲人，1897年4月29日生。父亲毛俊明，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农民，靠给地主做工维持一家生活。他小时也受雇给别人放牛。十四岁那年，因闹灾荒，跟着父母外出乞讨，逃荒到南京、江阴一带。以后，父亲被清政府抓去在江阴炮台当兵。不久，他父亲因耳朵被炮声震聋，眼睛被炮烟弄瞎而被赶出军营。毛福轩只得扶着父母，带着小妹，艰难地返回韶山，以做长工、打短工来养老扶小，过着极贫困的生活。

艰难的生活折磨，使毛福轩思考着许多问题，如富人为什么不劳而富，穷人为什么劳而不富等等，但又不得其解。只有韶山冲上屋场的毛泽东，最能解答他的问题，而且把道理说得透澈，因此，只要毛泽东回家，他就要去登门求教。毛泽东也乐意同他交谈，把他看做自己在乡间的一位挚友。

1922年秋天，经毛泽东介绍，毛福轩来到长沙，在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当校工。一面做事，一面学些文化知识。在何叔衡、夏明翰等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下，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加上自己的努力，使他不仅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而且能把一些道理同实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分析，为自己多年想不通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为了能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他受毛泽东的派遣，和毛泽民一起，到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做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工作。同年末，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底，毛福轩受党组织的委派，从安源回韶山做党的工作。次年2月，毛泽东也回到韶山从事农民运动。于是他和柳季刚等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用走亲访友、挨户串门的方法，同农民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发动他们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土豪劣绅作斗争。到第二年3月，他在韶山团龙豹湾就组建了一个农民协会，并在一些地方办起了农民夜校，动员男女农民上学。对这一件新鲜事，有的农民很不习惯，甚至阻止妇女上学。为此，他动员妻子贺菊英和妹妹毛霞轩带头上夜校。他自己还登台讲课，通俗地解释农民受苦的原因，易懂易记，成了受农民欢迎的老师。

“五卅惨案”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毛福轩还着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发展了毛新枚、庞叔侃等四人入党。并在毛泽东卧室的楼上，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然后由毛泽东主持宣布正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建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为了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斗争，毛福轩等党支部成员，积极组织三四百农民及小学教员、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游行，组织宣传队、演讲队，到各处开展宣传活动。他还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改组了由劣绅长期把持的学校，更好的发挥这些学校师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带头作用。在大旱之年，地主豪绅囤积谷米，抬高粮价，他带领农民开展平粜阻运的斗争。他曾集合几百农民，赶到银田寺河边，将豪绅准备运往湘潭的粮船扣留下来，再将粮食平价卖给农民度荒，取得了平粜阻运斗争的胜利。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军阀赵恒惕的不安，并密令湘潭县当局逮捕毛泽东。毛福轩在掩护毛泽东去广州后，仍然着力推动韶山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他又发展了贺尔康、毛月秋，王淑兰等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到1925年底，在上七都地区发展了一百一十多名党员，成立了韶山的党总支，毛福轩任总支书记。他还根据毛泽东从广州寄来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对二十多个秘密农协组织进行了整顿，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公开成立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越来越多。他还在银田寺创办知行合践社，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先后派遣二十多人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叶挺独立团和《政治周报》社等处工作和学习，为党输送了一批骨干。

1926年3月，毛福轩被任命为中共湖南区委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负责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区党的工作和开展农民运动。为了建立和壮大农民武装，保卫农民运动的成果，他和湘潭特委书记庞叔侃等研究讨论决定，设法夺取韶山、银田寺两个团防局的枪支。他们先以区农协的名义，勒令银田寺团防局交枪，银田寺团防局长汤峻岩在逃跑前把枪埋藏起来。他知道这一情况后，带领几百名梭镖队员，包围了团防局，挖出二十多条枪；然后将抓回的汤峻岩和保产党头子张茂卿公开处决。6月，他们还组织侦探队、运输队、敢死队、慰劳队、疑兵队直接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保证了北伐军在湘潭作战的顺利进展。8月，湘潭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他被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他的工作，曾受到1927年初前来湘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的赞扬。

3月，毛福轩以湘潭县区乡自治筹备委员会特派员身份，前往株洲马家河一带筹备区乡自治，发展农民武装。“马日事变”后，他按照临时省委的指示，组织当地农军集中株洲，准备参加进攻长沙的战斗，后因奉命撤退未果。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奉中央命令回湘改组湖南省委，毛福轩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他赶回韶山，准备组织武装策应秋收起义。这时，韶山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白天躲藏在韶峰山下的一个石洞里，到晚上才出来活动。这年冬，他被调到长沙，以开米粉铺为掩护，负责省委秘密交通站的工作。1928年春，他又被调往上海，投入另一特殊战场的战斗。

毛福轩来到上海后，为了解和熟悉情况，先做了一年党的地下出版发行工作。然后，他化名毛恩灏，打入国民党政府金山县警察局，当了一名巡警。到1930年秋，他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与金山县委设在朱泾镇木货店的秘密交通站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便通过这个交通站，开始指导县委的军事工作。

为了在敌人营垒里站稳脚跟，取得上司的信任，他凭自己的机智勇敢，替局长施鹏程完成了好几次私人的“秘密差使”，其中包括把警察局查到的鸦片烟土又暗地转卖给鸦片贩子。特别是在一次追捕金山犬土匪太保阿书的战斗中立了功，深得局长赏识，很快被提升为金山县各机关联合办事处专员、金山县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

毛福轩当上分局长后，利用职务的方便，更是多方为党搜集情报，设法救护革命同志。同年冬，中共金山县委领导人丁瑞章（即丁锐）被叛徒出卖，县公安局正准备前往干巷逮捕，他得知消息后，已来不及通知，急中生智，便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逮捕任务”。他带着三名巡警来到干巷丁家门前，故意大喝一声：“丁瑞章在家吗？”丁瑞章从门缝里看见是四个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出后门逃走，而他则只进屋搜查一番了事。他为了执行江苏省委搞枪的指示，曾多次冒险进行着特殊的战斗，把敌人的枪支弹药输送到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一次，他得知有一支二十多名携枪的军警要乘船经过亭林一带，立即通知县委部署截枪方案，游击队在他的巧妙配合之下，顺利地夺取了这批枪支。

毛福轩在敌人的堡垒中战斗了三年，直到由于叛徒告密，于2月27日晚被从南京派来的特务和上海警察局监察处的军警逮捕，被关进上海市警察局。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审讯，叛徒指认，而他回答只有一句话：“要杀就杀，不必多言。”不久，敌人把他作为“要犯”解往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牢狱里，他曾将一个伪装囚犯的探子狠狠揍了一顿；接着敌人又将一名叛徒同他关在一起，胁诱他写“悔过书”，也被他严词痛斥，并利用看守班长送开水之机，一手夺过水壶，砸在另一个伪装囚徒、劝他自首的叛徒头上。当敌人宣布要对他下毒手时，他神情自若地告别了其他难友，说自己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战斗吧！然后给亲属留下一封遗书，昂首向刑场走去。这一天是1933年5月18日。他牺牲后，遗体被人们安葬在雨花台，时年三十六岁。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毛福轩为党捐躯的情况时，曾感慨地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曾拜访了毛福轩的妻子贺菊英，并对他说：“毛福轩同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1964年，周恩来来韶山参观，当看到毛福轩的名字时使说，毛福轩同志，我在上海时认识他。并关切地问起烈士的后代，对毛福轩烈士表示了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