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在这首词中热情讴歌的“骄杨”，就是他的夫人，中共早期党员杨开慧烈士。

1901年11月，杨开慧出生在长沙县清泰都（乡）下板仓屋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乳名霞，字云锦。父亲杨昌济，是位著名的学者。她小时随母亲在家，常搞些扒松毛柴、扯猪草等杂事，乡里人都喜爱她，亲热地叫她霞姑娘。她会读书，七岁进杨公庙县立第四十小学，在班上年龄最小，但成绩却好。她在这里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隐储学校。近几年发现她读初小四年级时给同学范裕英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她因颈上生疡子（淋巴腺炎），请假在家时写的。现照录于下，可见她当时国文程度之高。

裕英我最爱之姐姐鉴：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福，学业日增为颂！妹因发头昏，且生疡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功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数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杨开慧书上

在海外留学的父亲的鼓励之下，她的母亲来到离家二十多里的衡粹实业女校求学。她也随母亲进了这所学校。这里既学文化，又学编织、缝纫和绣花。她为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而十分高兴，但也不愿象其他同学那样将来只想做些缝纫、编织的事。她曾对同学说：“我现在还搞不清将来会做什么，但是我不愿做的事，别人要我做我也不会做。事情愿不愿做，要看对救国有没有好处。”后来衡粹女校迁往长沙，她便转学到麻林桥附近的一所县立第一女子高小继续读书。

1912年，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学成回国后，应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她随母亲也来到长沙，住在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天鹅塘“板仓杨寓”。她来到父亲身边后，只在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了一学期书，便停学在家，由父亲教导自学，前后共达四年。在父亲的培养薰陶之下，她对诗词有极浓厚的兴趣。这时正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以及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常来“板仓杨寓”聆教。杨昌济对毛、蔡等学生很赞赏，而他们的学识品行，也使杨开慧十分钦佩。她最爱听他们和父亲的谈话，并从中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因此，她在家这四年的自学，比一般在学校的中学生的进步要大得多。

杨开慧还有一位好友，就是她的还未过门的嫂子李一纯。当时，李一纯正在周南女校读书，有较好的文学修养。1917年秋，她将一册精装的诗韵送给了李一纯，李一纯买了两盆菊花回送给她。并附了一首诗。她也和了一首，原诗如下：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始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幕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第二年，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和李一纯结婚了。这时的她，不仅有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好嫂子，还有了相互唱和的好诗友。有时她和哥哥杨开智争论问题，还可得到嫂子的“声援”。

1918年夏，杨昌济先生受聘去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一家都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她和嫂子都没有入学，只是在家陪侍生病的父亲，仍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自学。这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经常到杨家来。这一期间，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就较多了，也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和讨论问题，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了。

这时的杨开慧，年纪不过十八岁，虽举止温雅，但性格坚强，喜欢沉思。她有抱负，有追求，总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寻出一个信仰来”。她经常锻炼身体，洗冷浴，做体操，“相信人的寿命可以由人的意志力去延长”。她生活俭朴，喜欢穿大布衣，说是要像平民一样生活。她遇事从不随便附和，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不自由毋宁死”，“不完全则宁无”，已成为她的人生哲学。所有这些，都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印象。加之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也十分器重，认为是“海内奇才，前程远大”，这更有助于她和毛泽东的相互理解。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友谊。

杨昌济先生于1920年初病逝北京，杨开慧一家便扶柩南下，回到板仓，安葬父亲以后，她和嫂嫂李一纯来到长沙。经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介绍，她到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而李一纯则去周南女校附小教课。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杨开慧入学的时候，校长就盯着她的短发，说她“男不男，女不女”，是个“过激派”，她只付之一笑。她对学校规定学生必读《圣经》，做礼拜，不感兴趣。对付的办法，是每逢上课，她桌上虽摆着《圣经》，而夹带看的却是刊物。要是做礼拜，她不是请假，便是有病，没有一次到场。更令学校当局头痛的，是她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参加全省“驱张”的群众斗争。当学校拦阻同学外出游行，锁上大门，理化教员施庄克还打了学生时，她怒不可遏，与蒋英等同学冲上前去，高喊“不许打人！滚出去！”吓得施庄克抱头避走，然后她与同学一起冲出校门，涌上街头。

在杨开慧等进步学生的冲击下，这所学校已不再是一潭死水了。礼堂里，同学对新思想的讨论，压倒了基督赞美诗的哼唱；校刊上，她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等文章，成了师生们谈论的重要内容。在校外，她还参加了通俗教育馆、文化书社的一些活动，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为妇女运动奔忙。有一天，她来到周南女校，听到一片哭声，一问，才知道是做童养媳的女学生袁舜英，因不堪丈夫的虐待，投塘自尽，留下一封极为悲痛的绝命书。同学们念着、听着，不禁都哭了起来。如何对付这一事件，申张正义，她带着大家去找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她带领大家马上行动，到大街上宣传，在校刊上揭露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使这一事件很快轰动长沙全城，激起社会的公愤。

杨开慧在福湘同学中赢得了信任，大家都很爱慕她，称她为“开慧姐”。1921年夏，为了打破男女不同校的清规戒律，她和周南女校的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没累、徐潜、蒋玮（丁玲）等女同学，报考岳云中学。学校当局看到她们的成绩特别优异，便新设一间女生宿舍，破例招收了这几位“开放女禁”的急先锋。这件事，在当时的长沙城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杨开慧恋着毛泽东，但不轻易向毛泽东表示这种感情；她一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决不妄去希求”。毛泽东也深深爱着杨开慧，却经常在信里明确表示这种爱慕之情。特别在写的一首《虞美人》的词中，毛泽东更是一往情深，情感跃然纸上。他写道：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恁，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对于这一期间的美好回忆，杨开慧后来有过如下的叙述：“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和对革命事业多么坚强的信心。

杨开慧对于结婚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反对一切“俗人之举”。1921年春节前夕，她和毛泽东乘轿从长沙来到板仓，探望嫂子李一纯和新生的侄女杨展。并宣布他们已经结婚。清泰乡一带的亲朋戚友闻讯前来祝贺。而他们没有什么排场，招待客人只用一杯盐姜豆子芝麻茶。

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她仍在岳云中学读书，直到这年初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三个多月，她才离开岳云中学，同毛泽东一道住进长沙小吴门清水塘，算是正式有了一个“家”。这个“家”是一幢两进三开间的小小木板平房，周围都是菜园。它是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设置的。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公开的职业是湖南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杨开慧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家”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

杨开慧在湘区委员会工作期间，她为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她动员母亲拿出父亲逝世时亲友送的奠仪、募捐款给毛泽东做活动经费；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星期同乐会和自修大学的学习；选阅剪辑每天的报纸刊物，给毛泽东提供资料；接待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帮助毛泽东抄写拟定的文稿。她还担负外出的联络任务，经常往来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青年图书馆、望麓园织布厂等秘密联络点之间。到了晚间，她还要为前来清水塘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为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夜餐、烘笼。她随身携带的一只首饰箱，成了她保藏重要文件的“保险柜”，睡觉时便塞在枕头底下。她还经常坐在堂屋门边，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大门外的动静。正是由于她的保卫工作做得如此周密、细致，以致湘区委机关设在清水塘这一期间，没有出过什么事。

杨开慧的第一个孩子毛岸英，是在1922年10月24日出生的。这时，长沙正处在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毛泽东日夜奔走在外，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而她因为长年劳累，临盆难产，也不愿意让毛泽东受到家务的拖累，把困难独自担当起来。因此，她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起来，用他们《自述》中的话说，是“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到了我的心……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然而生活毕竟是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杨开慧在清水塘几年的时间里，湘区委的许多工作要她做，不到半岁的孩子岸英要她照顾，到了1923年她又怀了第二个小孩，压在她身上的工作、生活负担是很重的。加上毛泽东工作繁忙，接触广泛，有时不免引起她的某些误解。特别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4月，党中央又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当此临别之际，自然更引起她的伤感，凄然相向，思绪万千。毛泽东对她也是非常体贴的，仍以在革命胜利时“重比翼”相期待，并把对她的这一深情，写进了《贺新郎》这一首词中：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泉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3年11月，杨开慧回到板仓，生下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不久，她又回到长沙工作，在清水塘住了几个月。大约在1924年的端午节前，她和妈妈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上海。在以后的三年间，她辗转于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和战斗。

在上海，他们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一栋简陋的石库门房子里。这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工作十分繁忙。杨开慧除照料孩子外，仍然帮助毛泽东做些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的工作。她有时还要到小沙渡的纱厂工人夜校去讲课，并慢慢地学会讲一点上海话。

1925年春节刚过，杨开慧随毛泽东一起回到了韶山。在韶山住了好几个月。这一期间，她同毛泽东访贫问苦，动员农民上夜校读书，并协助毛泽东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郭家亭、如意亭等处办了十多所农民夜校。她每天都要到夜校去讲课，并编写些如“农民苦，农民苦，打下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土里仓里光”等通俗的歌谣教农民念唱，很受农民欢迎。

在这年秋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开慧同母亲带着孩子在广州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于1926年底回到长沙；1927年2月，又随从武汉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前往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她在这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这时，毛泽东正忙着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的事，隔了三天才去医院看望她，一走进病房就说：“真对不起！”她却风趣地回答说：“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中央指示，要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媬姆孙嫂带着岸英先回板仓，而她则带着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道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就星夜送她回到板仓，第二天清早便匆匆离开，到湘赣边境领导秋收暴动去了。从此，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在这个地处长沙、平江、湘阴三县交界的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从1927年8月到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坚持斗争三年多。除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外，她还注意阅读报刊，了解时事动向，有时，还动手写些文章。比如，她在看了《京报》副刊上袁枚功写的一篇题为“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后，仍借用这个题目，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个大问号，然后驳斥道：“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吧！必须要达到女子不论结婚与不结婚和男子一样，有承继财产权的目的，才能算得男女平等的法律。现在我们还在受附属品的待遇，而袁枚功先生还说女权高于男权，请袁先生承认我们是‘人’，再来谈话吧！”再如她在看到1929年3月7日湖南《民国日报》报道“朱德妻萧奎联（伍若兰同志化名）被杀后挂头示众”的消息和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十分愤慨，立即写了《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指出“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所不可不读！……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处于不得已的呵！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我只惨然的说，这是什么事呵！还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凶残的人类所做的，普通人并不如此。可是呵，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最快……”

据说杨开慧写的这两篇文章，原来是准备寄给《京报》编辑莫愁的，但终于没有寄出，其原因现在也无法知晓了。在板仓这几年的岁月里，她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靠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还用包过东西并揉得很皱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要李淑一给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

杨开慧时刻惦念着毛泽东。由于音讯隔绝，使她十分惆怅。1928年10月，她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思念之情，诗中有这样的语句：“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诗中提到的“足痰”，是指毛泽东送她回板仓时引发的脚病。她在一年以后，犹念及此事，足见她萦怀之劳，真是情真意挚，刻骨铭心。诗中还提及自己的亲友李一纯等人，“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但这些亲友也是远隔千里，不能相见，所以，她在诗的最后写道：“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她是多么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啊！

1930年6—7月间，红三军团攻下长沙。但不久红三军撤离后，湖南当局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派赴各县的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到处抓人和杀人。仅板仓附近的清泰乡一带，就有四百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杨开慧更是清泰乡下五区铲共义勇队队长范庆熙要搜捕的重要对象。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有的同志劝她赶快离开，设法到井岗山去，她没有同意，而是设法让其他的同志们隐蔽转移，而自己则做好应变的准备。她将一些党的文件和材料，密封在一个兰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当地群众多方掩护她，使来抓她的敌人前后两次都扑了空。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刚从外面回来，就被装成贩罐的密探侦悉。这天半夜，范庆熙带着铲共义勇队冲进板仓下屋，杨开慧被捕了。敌人又把她的老屋搜个遍，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天刚蒙蒙亮，敌人就把她和保姆孙嫂、孩子岸英一起押走。当时有两个农民推来两辆土车子，坚持要她和孙嫂坐车子，把她们送去长沙，而不让敌兵押着她们步行。

毛泽东之妻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长沙。敌人为之高兴，亲友为之焦急，党的组织四处设法营救。

杨开慧在被捕的十多天时间里，被敌人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她在清乡司令部的五次提审中，经受了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扛子压等酷刑。她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而回答敌人提出的审问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最后敌人把她“请”进客厅，还有新闻记者在场，由执法处长李琼转告何键的意思，只要在报上登个声明，跟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马上可以获得自由，又遭到她的严辞拒绝。敌人又以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的情况来“打动”她，并要她好好想一想，她只是淡淡一笑而已。其实，这样的事她早已想过了。自从她回到板仓后，面对严峻的现实，早已作了牺牲的准备。早在1929年她写给堂弟杨开明的一封信中，就为她的母亲和孩子的去处提出了如下的安排。信中说：

“我好象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这是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最崇高的爱，这样的爱，不是敌人能够理解和动摇得了的。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押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敌人一无所获，只好在第二天的《国民日报》上作如下的渲染，说她“前次自率女匪赤卫队，由赣窜入平浏一带，希图逞乱，经我击溃”，说她“逃遁未及，化装潜伏长沙清泰乡，经警备部密探拿获到省，转请清乡部讯办，业志前报”，说她“经清乡部审讯，对努力共党工作，煽惑妇女，扩大红军女赤卫队，扰害湘鄂赣各省地方不讳，已于昨十四日下午一时，监提该女共匪毛杨氏一名，绑赴识字岭刑场，执行枪决”。这样的报道，不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开慧烈士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崇高精神吗！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刚刚解放，他就先后派岸英、岸青回到板仓祭扫烈士之墓。1957年他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并向友人章士钊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是作为对烈士的永恒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