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业绩，而且还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笔记，为我们研究当时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可惜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在湘鄂西工作时，却被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杀害了。

张昆弟，又名芝圃。1894年3月18日，出生在益阳板溪（今属桃江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五岁丧母，十三岁父亲又病故，由祖母和叔父抚养成人。七岁入塾读书，十三岁入益阳高等小学（原龙州书院），毕业后曾弃学务农。到1913年十九岁时，又由叔父张翰宾资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张昆弟在一师读书，非常勤奋，分秒必珍。他以极浓厚的兴趣钻研文学、历史，遇有喜爱的文章，总是要摘录下来，并写上自己的心得。我们从他家里保存的当年写的一本约五万余字的笔记来看，抄摘的有《庄子》中的论述，有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有陈独秀登在《新青年》上的文章，还有他对这些文章所写的眉批一百余条。他对如何读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赞成有的人只崇拜西洋，排斥祖国文化，也不赞成有的人只盲目崇古，弃新书不读。他主张新书要多读，旧书亦必研究。日记中曾记述了蔡和森的话：“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旧书者所应知之事也。”他在笔记中，还有许多尊师重友的记载。当时在一师执教的杨昌济先生，是他最敬重的老师之一。他经常向杨先生请教治学和处世之道，如他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记中，就有如下的记述：

8月13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

9月8日：“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存养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也。”

9月10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吾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张昆弟在同好友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等的交往中，特别重视学习他们研究学问，砥砺品行，以及济世匡时的抱负和意志，并在日记中多所记述。现摘两则如下：

1917年9月23日：“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近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囿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

9月12日：“每读友人日记，令人惭愧交集。何人之日异而月不同，道德、学问蒸蒸有生气向上之势。而吾则不见其进，若或有退焉。振汝筋骨，奋汝雄心，冲决汝一切魔障，向前追进，大呼无畏，大呼猛进，为汝作先锋队焉。”

正由于张昆弟学习勤勉，尊师重友，又注意道德修养，深受老师和同学爱戴，有次学校举行人物互选时，在全校十一个班四百多名学生的投票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居第一名；他得第四名。

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把张昆弟和他的好友毛泽东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导下，1918年4月，他们组织了一个以“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他成了这个学会的重要活动骨干之一。

1918年6月，张昆弟在一师毕业后，没有回家，而是随同毛泽东、蔡和森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用蚕豆拌米饭，自己打柴挑水，一面自修，一面遍访岳麓山下的小镇、村庄，试图寻找一处适合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那种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当他们很快发现这种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并寻找别的道路时，正好接到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来函，告知北京正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毛泽东立即着手在湖南开展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行列。

张昆弟于1918年8月19日随毛泽东、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友二十余人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协助，被介绍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补习法语一年。1919年10月31日，他和李维汉、李富春等一百六十二名学员，乘坐宝勒笳号法轮由上海赴法，于12月7日抵达法国马赛。

当时的法国，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已来法的学生，大都找不到工作，又无钱进学校，处境十分艰苦。但这些困难，并没有使初到法国的张昆弟后退。他花了很大气力，先在法国北部的香拜尼找到一家工厂做工，“日得十余佛郎”，“并用工余可读二三时”的时间进行刻苦的学习。他为了使勤工俭学学生都能工读，曾多次与李维汉、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系，共同发起在留法学生中组织工学励进会，目的是“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互相勉励，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以及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工学励进会成立时，他是干事会的负责人之一。

张昆弟在勤工俭学期间，读了许多法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作了一些社会调查，较广泛地接触了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特别在他写的一篇题为《法国北海岸之华工》的文章中（见1920年上海《时事新报》），明确提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才能得到解放的思想。他说：“工人想要得到健康的衣食住，在现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想别的法子，无论工资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推翻不可。”这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见解，是他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

1920年8月，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12月27日至31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召开了第一次年会，讨论和修改社的宗旨时，张昆弟旗帜鲜明地赞同蔡和森的意见。

张昆弟在法国，除了促进工学励进会不断健全并改名工学世界社以外，还参与勤工俭学学生进行的三次重要斗争。如1921年2月28日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向中国驻法使馆进行请愿的斗争；同年7月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同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9月为反对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张昆弟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特别在争回里大的斗争中他与蔡和森、陈毅、赵世炎、李立三等同学，主持召开了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开放里大”的斗争口号，并率领进占里昂大学“先发队”冲进学校，占领校舍。当驻法公使陈篆勾结法国当局派军警将他和蔡和森、陈毅等一百余人拘捕后，他隔着铁窗用法语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说明事实真相，并同学友一起开展绝食斗争，发表《绝食宣言》谴责法国政府的罪恶行径。在经过二十八天的狱中斗争后，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等罪名，于10月18日深夜，将他和蔡和森等强行遣送回国，结束了他近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

张昆弟于1921年12月30日经香港回到上海。刚到上海，就给叔父张翰实写了如下一封信：

侄海外奔走，大志未成，南望洞庭，惟有洒泪而已。侄本拟酬报家庭，以副诸叔送读之殷，但处此恶浊社会，倘不严加整刷，则人民永无幸福，吾决断从事改造社会之大业，社会解决，家庭亦随之解决也！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张昆弟回到祖国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要积极投身到国内更大规摸的革命斗争。1922年春，他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在石家庄、郑州、天津等地开始从事工人运动。

这年8月，张昆弟按照李大钊的部署，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特派员（对外称正太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由北京来到石家庄。在与法国人修建的石家庄总机厂（今机车车辆厂）工人孙云鹏取得联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很快地结识了赵永庆、膝邦忠、施恒清等一批有觉悟的工人，并通过他们的串连，秘密组织总机厂所属各厂的工人小组，然后于9月3日正式成立正太铁路总机厂工人同义俱乐部。10月上旬，俱乐部改名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获准立案，8日在同乐戏院举行大会，他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向传习所赠送了“劳动万岁”的锦旗。这年底，他还和正太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等铁路工人举行了年关罢工。正如当时任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的罗章龙后来回忆所说：“这次罢工虽有挫折，但还是胜利了，其中张昆弟是有功劳的”。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他又发动正太铁路和石家庄的工人参加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的斗争。

“二七”大罢工被北洋军阀残暴镇压以后，李大钊着手改组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1924年秋成立北京地方执委会，张昆弟被任命为工农都部长，负责恢复北方数省的工人运动。接着他又奉派与李震瀛到了河南郑州开展工人工作。在郑州因得到进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的合作，工作进展得较为顺利，很快恢复了京汉、陇海、道清铁路总工会。同时，还建立了焦作、六河沟、新安等煤矿以及豫丰（郑州）、安阳、新乡等纱厂和开封兵工厂的工会组织。到1925年夏，工会会员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工人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年8月，他在领导豫丰纱厂工人进行反对经理的斗争中，面对厂方重金收买厂警以及流氓打手袭击工会、打伤工人七十余人、死亡二人的严重形势，他四处奔走，与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王荷波等一道，发动京汉、陇海铁路总工会工人参加罢工，并对豫丰纱厂实行棉、煤、纱、布“四不运”。由于广大工人的联合行动，终于迫使厂方接受罢工提出的全部条件，发给被害工人每人抚恤费三千元，全部赔偿工会的损失，使罢工斗争取得胜利。这时，河南省总工会也于9月18日成立，他当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张昆弟转移到天津，9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他是委员之一；次年5月，他担任中央顺直省委工委书记。1928年6月18日至7月21日，他出席了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回国后，他同王荷波、刘少奇等领导顺直省委的工作。他还是全国铁路总工会三人常务委员之一和党团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在京、津、唐山等地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1年5月，张昆弟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以特派员身份前往湘鄂西苏区从事工人工作。他来到湘鄂西后，在恢复和建立各级工会组织的基础上，于7月20日，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湘鄂西省总工会，选举许少卿为委员长，他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湘鄂西苏区的工人运动有了进展：一是恢复了工会组织。如监利、沔阳、潜江等县都建立了会组织，宜昌、沙市、武汉、岳州（今岳阳）等地也建立工会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会工作向白区扩展。二是帮助苏区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防灾救灾，将没收来的地主粮食、财物和大商人的木材、食盐、布匹，分配给灾民渡荒。三是动员工人参加红军，支援反“围剿”的斗争。他在这年12月13日，主持召开的省总工会会议上，作出了《拥护和扩大红军给养的决定》发动各级工会先后选派了二千三百七十多名工人参加红三军。此外，他还领导工人组织了赤卫队、担架队、慰劳队，在粉碎敌人的“围剿”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正值苏区军民艰苦进行反“围剿”的时候，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2年1月22日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会议全面贯彻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一新的左倾冒险错误决策。到会代表在讨论分局政治报告时，对分局书记夏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张昆弟同万涛、潘家洵等主要干部也就红军北上，江南失守和红军向襄北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不料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当省委派去中央汇报的代表返回洪湖，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时，竟把万涛等干部对中央分局负责人的批评，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这样本来属于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却被少数人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给压了下去，使大会接受了中央的“左”倾冒险政策，并贯彻到各项决议之中。例如，在大会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中，就规定：“现时工会工作最中心的问题是领导灾民向外斗争”，“发动白区工人罢工，游击战争，引导到一直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省总党团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建立武汉、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平汉路、武长路……的职工运动。”鼓动灾民到白区后，不论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的粮食和财产都一律没收。张昆弟等对这些“左”倾冒险政策，仍然表示不满和反对。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负责人，仍从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同年5月开展的第一次“肃反”运动中，把第四次党代会上的内部争论，说成是“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指责“省总以张昆弟为家长，没有张昆弟几乎连工作都要停滞”，还说“工会中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家长制命令主义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充满了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完全混淆了肃反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界限。凡革命队伍内部一切对“左”倾领导不满的同志，都被视为各种反对革命的分子，加以逮捕、迫害。而张昆弟这位多年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英勇战士，只是因为反对个别人的错误领导和存有意见分歧，就被诬为“罗章龙右派的首领”，横遭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这年秋，他被秘密杀害于湖北洪湖瞿家湾。时年三十八岁。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革命的历史真实，终究不是能改变得了的。张昆弟烈士被人们永远记忆和景仰，就是最好的证明。1970年春，陈毅对石家庄车辆厂的负责同志说：“我和张昆弟是从法国一起回国的。回国后，他搞工人运动，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后来在内部肃反时，被‘左’倾错误的领导杀害了，牺牲的很可惜，现在我还在搜集张昆弟的史料呢！”1984年，洪湖县城重修了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让先烈的光辉业迹，永远为人民所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