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佑魁，字斗垣，曾用过龙贻荪、王达三化名。1900年12月20日生，麻阳县桐云乡槐树垅人。父亲陈恩容，以勤劳所得，略置田产，家道小康。他八岁入学，十三岁考取席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后又考入芷江省立第九联合中学。这所中学与县衙门仅一墙之隔。衙门欺压贫苦百姓的事，时有所闻。有一次，他亲眼看到衙门推出三十几个青年当作土匪处决，心里产生极太的反感，对这种草菅人命的作法深为不满。

陈佑魁在联合中学毕业后，即到省会长沙找升学或就业的机会。这时，正值湖南自修大学招生，经人介绍，他顺利入学。1922年秋，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开学，他一面学习，同对还兼任补习学校的英语教员。在自修大学期间，由于他勤奋好学，并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帮助，思想进步很快。大约在1922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3年春，全国掀起了一个否认“二十一条”和收回旅大的反日爱国运动。湖南工团联合会、省学联等团体，在省内发动示威游行。陈佑魁除积极参加湖南外交后援会所组织的查禁日货的反帝斗争外，他还为湖南自修大学的《新时代》月刊撰写了不少文章。他特别对当时因“愤国事之不可为而自杀”的行为提出过批评。他为文指出，这些爱国者“舍身为国”的崇高气节固然是好的，但“自杀”是“弱者行为”，“既能舍身为国，何不奋身以杀日人？何不奋身以杀国贼”？在他看来，敢于面对现实，进行战斗，才是有志爱国青年应走的途径。在《北京政府是什么东西？》一文中，他极其尖锐地指出：凡被北京政府称为土匪的人，实际上是“界于土匪与非土匪之间的弱者”，真正的大土匪，它是“不敢目之为土匪”的。北京政府搜刮民财，戕贼民命，动辄以敷十百万计，他们才真正是“用武力以掠夺他人之财产”的土匪，是“土匪圈子里面的中央政府”。为了鼓舞人们对中国革命事业胜利的信心，他特地写了《利用与同情》一文。文章指出：过去一切统治者的成功，大都是靠了互相“利用”；但革命事业的胜利，都不是靠的互相利用，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事业的“同情”与支持。法国革命，美利坚独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辛亥革命，都是靠了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现在正表同情子孙中山，进一步要表同情于共产主义。察过去，知未来，中国“将来的成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他还写了一些有关社会制度的探讨文章，如《货币革命观》一文，就是试用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学说，解释货币本质及旧货币的掠夺作用，提出实行货币革命，主张采用以盐为本位的货币，从而认为只有这种新货币才会消除掠夺的性能。文章最后提出这种崭新的货币制度，只有“在共产主义下面的政府”才宜于实行。因此“要想得到合理的货币制，要达到经济革命的目的，就非先行政治的革命不可”。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我很希望政治的、经济的各种社会生活的大规模革命立即实现！我很希望以盐为本位的货币革命立即达到！”当然，他所提出以盐为本位的共产主义社会货币制度的设想并不准确，但他从人们生活中一个非常熟悉的事物出发，比较具体地探索共产主义的美好制度，启发人们对这一美好制度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认真思考的学习态度却是可取的。

陈佑魁从事革命工作，非常注意联系群众。这年11月，当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他被党派去领导学生运动以后，便考入湖南邮政总局当邮务员，利用传递邮件的机会，同各校进步学生团体和学运活动分子进行广泛的联系。不久，邮政总局要调他到办公室工作，他认为这样就不能与学生直接联系了，于是又选择了到省教育会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工作。后来他接受党要他到学生中去发展党团组织，更多的培养学生运动骨干的指示，又转到长沙兑泽中学第三分校担任补习班教员。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之下，兑泽、长郡等中学的学生运动都搞得很好，被人称为长沙学生运动的先锋。

陈佑魁还非常重视学生运动的宣传工作。凡仇视和攻击学生运动的言论，他及时给以反击。当时，有—个信仰国家主义派的分子，名叫易家钺的文人，在《民锋》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的丘九问题》一文，咒骂学生是丘九（旧社会把当兵的叫“丘八”，丘八是兵字的折写），大肆攻击湖南和安徽的学生运动。文章说学生的天职，“第一是读书，第二是读书，第三还是读书”，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为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辩护。陈佑魁看了以后，立即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发表《丘九问题与易家钺》一文，给以反驳。他指出，对于这种认为学生的唯一天职是读书的论调，就是反动派要学生“永远供他们所奴役和驱使”的论调，有头脑的学生都不应这样做，而是应该多关心政治。因为恶劣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不但学生无法读书，一旦国家遭到灭亡，连自己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了，又怎能埋头读书呢？从而强调把学生运动要和政治结合起来，更好的推动学生运动的进展，使学生运动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重要力量。

1924年春，陈佑魁接替夏曦和夏明翰负责编辑《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工作。他又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的，如《中俄交涉与法国》、《誓雪国耻》等。其中也有猛烈讽刺宣扬封建老八股复辟派的，如《欢迎野火烧长沙》即是。他曾为这年长沙有几千学生参加国耻日纪念活动欢呼，认为这可以证明“人心未死”！他还呼吁大家今后不要消极地只讲“勿忘国耻”，而是要“誓雪国耻”。至于有人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诬为“过激派学说”，他指出：“过激派”学说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证明“过激派在中国势力之可惊”。他还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和深刻的见解，引导青年要有信心地度过“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的困难阶段，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至于中国革命要分哪几个阶段进行，他在题为《中国工人与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要想达到共产主义高的远的目的，非先努力于三民主义的革命不可，非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以后，共产主义是不会实现的，三民主义是达到共产主义独一无二的康庄大道。打倒专制军阀，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之后，才有共产主义之可言。”这就是说，工人在目前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斗争，而且指明这是中国要达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是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联系，这就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增添了宝贵的内容。

这年夏，陈佑魁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在这一期间，他除用文中生笔名，继续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以及由麻阳旅常旅省学友会办的刊物《锦江潮》写稿外，还组织党的活动分子到群众中去，举办平民学校、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补习班，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他经常往来于常德、衡阳、衡山、湘潭等地，参加了组建中国共产党衡阳和常德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1925年1月，陈佑魁与曾在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的女青年龙淑结婚。他性情活泼，业余爱好也较广泛，如吹箫、弹琴、游泳、钓鱼等。但他工作起来像一团火，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忘躺在床上批阅考生投考黄埔军校的试卷。当这批被录取的青年去广州学习时，他还要坚持给他们送行，以忘我的工作精神，赢得广大青年的敬佩。

在这一年间，陈佑魁还出任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长。在省会工人反对将长沙大金码头继续租与日商经营和火烧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趸船的斗争中，在全省人民发动驱赵、反吴的运动中，他都是站在运动的最前线，为这些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6年8月，陈佑魁奉命由长沙奔赴湘南重镇衡阳，担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地方委员会书记。特委机关先设濂溪祠，后搬到北正街一号。他和特委机关的同志，分别在蒸湘、新民、成章、三中、三师等学校教书，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陈佑魁到湘南工作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着实地抓党的组织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衡阳的十振亚、尚贤祠、田虎、石鼓等处三十多个党团支部都在他的指导下相继建立，发展党团员百余人，并团结了一批革命群众、进步人士和青年积极分子，开展各项活动和斗争。其次是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他请求中共湖南区委将派到叶挺独立团的衡阳工农运动领袖屈淼澄调回来，负责衡阳近郊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他非常注意抓具体的斗争，以事实去教育和鼓舞农民群众的斗志。有一天，他和屈淼澄来到塑田余家祠堂，了解到当地许多贫苦农民都欠了土豪余纯伯的债，不敢起来和余纯伯作面对面的斗争。于是他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召集周围农民到余纯伯家里开大会，迫使余纯伯当众承认执行农会减租退押的规定，其他地区农民闻风而动，很快形成同地主土豪展开斗争的高潮，各区、乡以及县的农民协会或农民协会筹备处，也相继成立起来。他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也是如此。如发动一千多挑脚工人参加运输队时，他先做好衡阳正大公司总经理李向荣的工作，指出李向荣对自己控制的全市肥料和码头的一千二百余条扁担脚夫强迫交纳所谓行会费和下河费，是严重的剥削犯罪行为，追使李向荣交出行令，因而使这一千余条扁担不再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控制，另行组建工农担架队和运输队，积极支援北伐战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抓紧农民运动骨干的培训。他与农委商定，同时在城南惠文学校和城北广德中学，分别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村师范讲习班。并派彰平之、蒋啸青、龚际飞等党团骨干和进步人士担任职员和教员。他自己也常去讲课。与此同时，他还商得省党部和农运特派员陈清河、戴述人等人的同意，在省立第三中学扩充蒸湘中学规模，开办衡阳政治讲习所、衡阳工运讲习所和衡阳妇运讲习所，分批分期组织进步分子和知识青年、妇女，到这些讲习所学习。毕业以后，则派赴湘南各县乡镇，担任各项民众运动的领导骨干和各级特派员、指导员，以期将各地的工运、农运、妇运、青运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使之成为蓬勃兴起的农村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农村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192F年春，一些反动势力的反扑也愈加激烈。道县竟发生了阴谋惨杀省党部农运特派员陈清河的严重事件。陈佑魁迅速将此事报告国民党省党部，并和戴述人等三人以省特派员身份前去查处这一事件，将扬龙青等凶手捉拿归案，押到省城处决。此后，他按照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迅速着手建立农民自卫武装的工作。他布置衡山、祁阳、耒阳、汝城、郴县等县的农民协会，迅逮夺取团防局枪支，成立农民自卫军或常备队。在衡阳，他同县农协委员长罗子平，接收了县政府和县团防局三百多条枪，正式成立县农民自卫军。接着，他又布置各区乡农协加紧制造各种武器，如鸟铳、松树炮、竹削刀、梭镖等。希置各县成立特别法庭，负责审判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并给以严厉的惩罚。被特别法庭镇压的，有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衡阳县金兰市团防局长黄庆萱，有“地主党”（又称白化党）头子刘笠僧及其他一批反革命分子，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烙。

陈佑魁从1926年底至1927年上半年，还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参加国民党衡山县、市党部的领导，在争取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大多数中小学教员，积极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陈佑魁加紧从事武装工人的准备工作。4月底，他作为代表之一随李维汉率领中共湖南区委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4月27日起在武昌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5月9日结束以后，他立即赶回衡阳，决心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准备部署各县召开有总工会、农协会、商协会、学联会、济难会、妇女会、店员联合会等各公法团体代表参加的县民代表大会，动员各界群众，掀起反蒋高潮，与国民党右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紧接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他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暂时放弃城镇，转向农村。这时，反动团长、自封衡阳警备司令的俞业裕，擅自宣布任命陈佑魁、罗子平等人为部长、委员，企图拉拢他为蒋效劳。为了揭穿这个阴谋，他在雁峰寺坪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铲除反革命分子的大会。26日，又在衡阳县党部大礼堂内召开县民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组织武装力量，坚决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当俞业裕气急败坏，于27日凌晨，在反动师长李抱冰的支持下，发动了衡阳的反革命“沁日事变”，将机关枪架到总工会、农讲所、农协会大门口时，才知道这些单位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早已按特委部署撤走，转入地下。此时，陈佑魁已赶到集兵滩庙溪山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作出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加强革命内部的团结等五项决策；还派罗子平等将农民自卫军、农讲所第二期武装学员兵、衡阳工人纠察队和巡逻总队，集中起来编成四队，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乡活动，实行武装抵抗；派陈芬、夏明震、向大复、邓宗海、姜敬祥等分别前往衡山、耒阳、郴县、道县、酃县等地，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工农，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游击斗争；特委和其他革命团体机关的部分人员，则转移到南岳山，与南岳周围的自卫军一起战斗。特委机关由濂溪祠转移到莲湖中学，旋又移到城郊接龙山，设置备种通讯联络渠道，指挥各地的游击活动和起义暴动。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在召开的湖南新省委会议上，决定陈佑魁仍任湘南特委书记，兼任湘南二十四县游击队总指挥。为了迅速开展工作，他和特委其他同志，奔赴县区农村，尽快将分散各地的同志秘密集中起来，分期进行短期训练。“训练班的教材以新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湘南（特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游击战争计划及农村暴动政纲等文件为主”，并部署组织农村暴动的具体计划和方法。他为了指挥战斗，冒着严重的白色恐怖，经常随特委机关转移。为逃避敌人的搜捕，他以多种身份坚守在各个联络点，有时白天在潇湘河街三顺祠当道士，晚上则接待各县来衡的同志。这一期间，他简直生活在危险、劳累、紧张、战斗之中，为积极响应和配合全省的秋收暴动而忘我地工作。

1927年10月，衡阳地区在陈佑魁的指挥下，各地的暴动烈火终于燃烧起来。在衡北，屈淼澄带领农军两百多人，一举夺取了衡山石桥团防局步枪五十余支。这支农军在罗子平、夏明震带领的农军的支援下，广泛发动受苦农民参战，一夜之间，这支队伍由两百多人猛增到七千人，杀土豪六十八人。暴动影响遍及南岳、界牌、北乡、麻甸、元山、石头桥、西乡等地，方围数百里，声势之大，使国民党省、县当局十分震惊。在这年年底年美暴动的准备工作中，他自己来到水口山矿区，同宋乔生等党团员骨干一起，组织上千工农群众，硬是用梭镖、大刀等武器，解除了矿警队和矿务局两处武装，夺枪三百六十余支，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的武装斗争。

在这严酷的斗争中，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却不断滋长着“左”倾冒险情绪。他们没有考虑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决定在各地公开举行反对新军阀的宣传活动，致使一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不少革命群众和革命同情者被关进牢房。他们也不同意当时在汝城、郴州一带工作的同志提出的利用敌人的矛盾，让我们一部分武装暂时接受范石生收编，以谋保存工农武装力量的意见，认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是投机行为，并作出决定：“凡我之武装，皆不能受范收编”，致使一些武装力量不能再坚待下去。

1928年1月（农历腊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战千里，临近湘南。陈佑魁先派夏明震等参加朱德在汝城召开的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随后，又以湘南二十四县游击总指挥的名义，派高静山、胡世俭等同志前往广东韶关犁头铺，沟通朱德、陈毅部队同湘南特委及宜章县委的联系，共同研究在湘南举行年关暴动的问题。

2月，陈佑魁集中衡阳各地农民武装开赴衡阳将军庙矮子岭整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屈淼澄任师长，出击南岳守敌，转战衡阳城郊，牵制国民党政府军李宜煊师，紧密配合朱德、陈毅在湘南的行动，成功地支援了宜章年关暴动。接着，他率特委及其指挥部移驻郴州，指挥地方农民武装，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连克郴县、永兴、资兴，直取耒阳，迅速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在永兴召开的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陈佑魁被选为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也就在这一月，他在永兴县城召开了有宜、郴、耒、安、资等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湘南党代表会议，讨论和研究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重点是土地革命问题。决定“由县苏维埃政府将地主和土豪劣绅及其所把持的公堂庙宇的田地一律没收，交给乡苏维埃进行分配，凡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份”。会后，由会议派出一个工作组，到永兴湘阴渡搞插标分田的试点。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很快在郴、宜、耒、资、桂（东）迅速掀起。可惜的是，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的“左”倾冒险情绪，又在新的情况下重新发展起来，以致铸成更大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更大的损失。特别是正当湘南暴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蒋介石调集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部，联合各地地主武装挨户团，对湘南地区进行“会剿”，妄图一举扑灭湘南的革命烈火时，他同特委没有冷静地分析形势，妥善筹划破敌之策，却错误地命令各县县委，动员群众，“杀尽所有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烧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衡阳、郴州一线）五里宽民房，以打断和两广联络”。并说这样做，敌人就会不打自垮，在湘南站不住脚。他和省巡视员尹树涛等还提出这样错误的理论，说“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它，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之余地”。坚持所谓“使小资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他们还说：“烧杀不会吓跑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工农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很显然，这种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必然要遭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对，并给地主豪绅造谣惑众、制造暴乱以可乘之机。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郴州反革命暴乱事件（又称“反白事件”）的发生，使郴县县委书记、县委和县苏维埃干部惨遭杀害。这一暴乱事件很快被远在耒阳的朱德派陈毅率部回师郴城，陈佑魁也从永兴调来两个连增援而平息下去，煽动叛乱时地主豪绅也得到了镇压，并且党组织公开向群众承认烧房的错误，重建了郴县县委。但他却因此被撤职，由杨福涛接任特委书记。

1928年4月初，陈佑魁怀着沉痛的心情，躺在一只装满了荸荠的小木船上，装成病人，由通讯员蒋隶衡护送，由衡赴省检讨汇报工作。不料，他的行踪被叛徒胡光煊发现，遂在长沙中南旅社被捕。从他带的一口紫色小皮箱里，敌人除搜出一本《农运和工运》以及三只小金戒指外，其他别无长物。

陈佑魁被捕后，国民党省党校教务处指导员李章，对他假献殷勤，想策动他自首，被他崭钉截铁拒绝。李章又叫叛徒罗璋和胡光煊轮流“劝降”，又遭到他的拍案痛斥。国民党当局又请出他的熟人、同学、同事、老师，甚至将他的同宗陈嘉任、陈嘉勋两兄弟也请来，反复进行“劝说”。他最后将计就计，要求给他一些时间，写篇自传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敌人以为“劝说”成功，欣然应允。

陈佑魁利用坐牢的有限时间，奋笔疾书，写下了自己一生的斗争经历，洋洋万言。并要求在《国民日报》上陆续刊登。写到最后，他以如下几句话结尾：“我为革命，甘愿砍头、流血、牺牲，此志坚决不渝，希望再不要向我作任何妄想！”表示了自己坚贞不屈的决心。国民党当局这时才知道上了当，又凶狠地问他：“你这最后几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义正词严地说：“这就是我的成功，我不徒今日成了功，明日还要成仁。既成功，又成仁，这是人生最痛快的事。这个痛快事，又只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能做得出来。现在我的任务已告结束，什么厩虑也没有了。应做的事，应说的话，都已在我的自传中交代清楚。我这个陈佑魁没有了，我后面还有千百个陈佑魁，都会照我这样去做，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前次要求你们给我几天时间写自传，现在要求你们尽快缩短时间，把我提前处决。言尽于斯，请你们快点商量执行！”

4月19日清晨，陈佑魁被五花大绑推上囚车，一路上，他气宇轩昂地高呼口号：‘打倒万恶的国民党！”“铲除残害人民的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刽子手用刺刀刺他的嘴，他仍呼不绝口，并以鲜血喷向敌人。他的壮烈行为，使观看的工人、市民和学生，无不掩面饮泣。最后，他在浏阳门外英勇就义。

1962年，谢觉哉曾以如下的诗句，热情歌颂陈佑魁和罗学瓒两位烈士，现再照录于下：

浑身是劲阵佑魁，鞭辟入里罗学瓒；

远瞩高瞻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白流，阶级之仇彻底算；

三十年前恶战场，巍然两个英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