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今属开慧乡飘峰村）人。父亲缪芸可，是个有识之士。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母亲汤尚恒，是个略知诗书，贤惠朴实的家庭妇女。生有二女一子，伯英是长女。她年幼时，随父识字。刚满十岁时，她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读书，父亲常教她背诵“孤怀未展行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的诗句，勉励她要学好知识，当一名教师，好继承自己“教育救国”的事业。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之下，缪伯英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家里，却象个能干挑水、买米和杂活的男孩子。她还是辅导弟妹学习的好老师，弟妹们都亲切地叫她“桃哥”。

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秋，她又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的求学愿望，虽遭到一些有“重男轻女”思想的亲戚邻里的异议，却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想方设法为她凑足去北京的路费，使她得以远离家门，意气风发地踏上人生新的里程。

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学生的社团组织十分活跃，追求新潮流的气氛非常浓厚。缪伯英一到北京，便被这种景象所吸引。她常去挚友杨开慧家，向杨昌济先生请教，并在那里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等人。经他们介绍，参加了北大的湖南学生同乡会，同他们一起研讨改造社会等问题。她废寝忘食地阅读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文章和其他进步书刊。不久，她毅然中断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是1920年初由王先祈等人发起组织的。这是一个自愿组合，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过集体生活，实行半工半读的团体。分有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所在的第三组，都是女生，故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和同组的十几个女生，租用东安门北河沿街17号的一所房子，办起一个小店，从事洗衣、织袜、刺绣等项营业，还出售一些商品和书籍。她们追求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探索改造中国，解放妇女的道路。由于她和其他同学的积极努力，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是四个工读互助组办得时间最长的一个。但工读互助团不敢正视现实，不是彻底否定旧社会制度，而只是企图走工读互助主义的道路，来达到实现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目的，这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空想，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这四个组都先后散了伙。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缪伯英在1920年参加女子工读互助团期间，一直坚持革命理论的学习，她多次到北大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有一次，李大钊讲到国家民族的存亡和青年学习、生活的方向问题，并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绝灭的一天”。这使她深受感动，下课后，她找到李大钊，十分激动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热情地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此，她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经李大钊建议，她参加了由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研读油印本《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积极参与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的讨论。由于她认真学习和周密思考，她的思想提高很快，终于使她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她的世界观的转变。

1920年10月，缪伯英最早加入了李大钊等成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他们组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她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之下，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积极投入了批判腐朽没落的旧礼教和旧制度的斗争。她在一篇题为《家庭与女子》的文章中，详尽阐述了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喊，号召妇女同胞，解放思想，冲破封建罗网，做新时代的女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这年秋，她同何孟雄结婚，住在北京景山两街的中志胡同5号寓所。这里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她们在这里一面发奋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同志们称他俩是“英雄”夫妇。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在已迁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秘书，还兼管女工部的工作，又是《工人周刊》的编辑。根据党的指示，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如开办夜校，建立俱乐部，以及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等。她撰写过文章，刊登在《工人周刊》上，以支持各地的工人斗争。8月，她当选为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委员，参与指导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的工作。随后，她来到南京，帮助南京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

1923年初，北京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愿与这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的教育总长共事，便“挂冠求去”，因此，北京学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来到武汉，开展宣传，呼吁武汉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不久，震动全国的京汉工人“二七”大罢工爆发。这时，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第—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一道，全力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斗争。到2月中旬，她先后前去长沙、汉口、上海等地，向广大群众介绍罢工斗争的情况。回北京后，又与几个同志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寄往各地，扩大罢工影响。她还从事组织救护受伤工人和募捐援助失业工人家属的工作，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前举行纪念“五一”国民大会，到会的有四千多人。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在会上作了演讲，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改革政治，收回旅大，打倒军阀的战斗。中共北京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工作表示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夏，缪伯英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但因身份暴露，已成了敌人逮捕的要犯之一。而这时何孟雄又身患疾病，急需治疗，组织上便安排她和何孟雄去长沙。这样，她离开北京，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25年初，缪伯英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3月，又被任命为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兼管宣传工作。此时，她的公开职务是湖南第一女子师范附小主事。在学校，她常以干事业要有信心启迪学生，提高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的追隶。至今还保存着的她在一个学生的一篇题为《我的痛史》的作文上批写的一段话：“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遽不为乎？”为了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她还同在女师附小教书的几个共产党员，将全校师生员工组成一个模拟的社会，取名“心田市”（因校址在落星田）。“心田市”设有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民主管理学校。这无疑是一项民主实践的好办法。但她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守旧人士的非议。有次，一女师校长徐特立听人说她很“激进”时，特意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在主持湖南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期间，她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负责人。女界联合会会址，就设在落星田女师附小。“五卅”惨案后，她又是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行委员，带领长沙各校女生，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积极从事声援上海，青岛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时，她筹备成立湖南济难会，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席，邀集省会各界社会人士，从事救济参加爱国运动受难者的工作。

这年6月23日，缪伯英的第一个孩子何重九出生。据她的弟弟缪立三回忆说：“重九刚出生，就由我母亲照料。姐姐产后不久便外出为革命奔走，常常顾不上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饿得哇哇哭。不久，姐姐也日渐消瘦，母亲弄到一些营养品送到姐姐工作的地方，而她往往忘记吃就馊了。”

1926年1月，缪伯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并随湖南代表团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2月，她按照中共中央妇女部的通知，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长沙妇女界第一次规模盛大的游行。沿途高喊着“妇女参加革命”，“力争女权”等口号，并派出代表向省政府请愿，要求从速颁布保护妇女的法律，实行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省女界联合会会刊《妇女先锋》也在这天发行，明确提出“湖南“妇女运动必须同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不几天，在湖南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上，她又作了题为《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准备北伐的情况公布于众。当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消息传来之后，她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民主革命，以慰烈士之灵”！在北伐之际，湖南人民“驱赵”的斗争中，她是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省长赵恒惕于3月12日被驱逐以后，7月11日，北伐军胜利进入长沙，她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支援和慰问北伐军，还带领湖南慰问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在湖北汀泗桥作战的北伐军，从事救护伤病员等工作。

对缪伯英在湖南的上述工作，当时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在回忆中作了很高的评价。李维汉说：“在两年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的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武汉方面党的工作，将何孟雄从北京区委调任中共湖北区委（后兼管武汉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与此同时，缪伯英也从长沙调到汉口，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协助中共湖北区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运工作。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于9月迁往上海。10月缪伯英也调往上海，任沪东区委妇委主任，她化名廖慕群，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身份掩护地下工作。这时，何孟雄已在设于上海的江苏省委工作。

当时，上海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她曾多次对帮助料理家务的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险况，她一发现气氛不对就搬家，甚至有的地方只住上几天就搬走了。为了不使搬家引起人们的注意，她们夫妇常假装吵架，甚至“打架”，以外出掩护搬家。有时连家什都不顾，只身出走。平日常常天未亮就出门，要深夜才回来，回来后还要继续工作，有时直到天亮。解放后，据缪位荣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时我很过不惯，晚上常被轻微的声响惊醒，弄得彻夜难眠。但发现他俩却很坦然地应付一切，真难以理解。后来在他俩的启发教育下，我逐步立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而斗争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了从容不迫地处理突变情况，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长年的工作劳累，艰苦的斗争生活，使缪伯英在生下女儿小英后，身体更加虚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岁。身后旨下重九和小英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不到一岁。

缪伯英的灵柩原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当时何孟雄已被捕，不久在龙华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也被敌人监禁在上海龙华监狱一年多，后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之中，至今下落不明。

缪伯英烈士就这样为革命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人民将永远纪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