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士峨，字迪勋，号广泽。1904年3月6日生，益阳县大桥冲（现樊家庙乡大桥村）人。他小学毕业后，家里因无力送他读书，曾到一家店铺当学徒。后得族祠资助，才读完中学，考入设在益阳县城近郊桃花誊的信义大学（一所外国教会办的学校）。

1924年9月，曾士峨中断在信义大学的学习，前往广州参加革命。他历尽艰辛，步行千里来到江华，因身无分文，不能成行，经人介绍到江华县公署当了一名文书。

1926年5月，北伐军进入湖南，曾士峨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于是，他离开江华，回到长沙，投考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独立一师学生队。被录取后，他在学生队当班长，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了战术、射击、地形、步兵操练和迫击炮课，常听学生队指导员苏先骏（浏阳县人，共产党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并到桃源农村从事开展农民运动。不久，他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学生队的反动分子突然发难，缴了他和苏先骏等师生的枪支，他对此非常气愤，曾邀集几个同学准备大闹一场，但被苏先骏制止，并带他直奔浏阳，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到浏阳后，他还写信邀学生队同伴去参加革命。秋收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机枪连连长。

1927年9月，部队在江西永新三湾改编后，曾士峨改任特务连（亦称四连）连长。为了做好领导机关保卫工作，他总是把最困难的工作放在自己肩上，有效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如10月的一天晚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遂川县大汾突然遭到萧家壁靖卫团的袭击，部队仓促应战，局势十分不利。这时，他立即将特务连分成两组，一组占据村边小山头，击退敌军多次冲锋；一组由他率领，掩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向黄坳转移，部队到达黄坳后，红军一个连的指战员只剩有四十多人，为了稳定战士的情绪，他和连党代表罗荣桓到老乡家买了些饭菜，用箩筐抬到坪里，招呼大家吃饭。吃完饭后，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高声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迅速跑到指挥位置，下达“立正”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向毛泽东看齐。战士们情绪陡涨，纷纷按队序排列，继续向井冈山进军。这时，由于工农革命军几经挫折，损失重大，余洒度和苏先骏又先后叛变，而他却更加坚定。他曾对卫生队长何长工说：“我坚信我们党的事业是正义的，总有一天会胜利。我如果牺牲了，请转告我的亲人，我没有叛变，在艰难的岁月里没有逃跑。我是为国为民牺牲的。”

上井冈山后，曾士峨率特务连参加过攻打茶陵、遂川的战斗。曾协助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等与企图叛变投敌的陈浩、徐庶、韩壮剑等进行过斗争。1928年5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缩编为六个团及一个教导大队时，他调任三十一团三连连长。

曾士峨作战常以果敢机智勇猛著称。在新七溪岭、龙源口战斗中，他见两个敌兵凭借堑壕用机枪阻击，立即命令战士压住敌人火力，而他只身从侧面匍匐前进到堑壕边，一手抓住滚烫的枪管往后一甩，敌兵被甩得连人带枪打了好几个滚，大叫“饶命”。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他率三连从永新县星夜驰援。当战斗打响后，他请示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要求助战，然后奉命从茨萍抬来一门迫击炮，指挥开炮，当时仅有三发炮弹。不料第一炮、第二炮都是哑炮，仅有的第三炮，却正好命中敌人的指挥所，直吓得敌军胆颤心惊。晚上，他指挥三连进入阵地后，见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向山上盲目射击，断定这是敌人用虚张声势来掩护撤退，于是指挥部队利用敌人射击的间隙，选准目标杀伤敌人，造成敌人撤退的恐慌。

1929年3月，他调任七支队支队长，接着率部参加三战龙岩，取得全歼士著军阀陈国辉部三千余人的重大胜利。他为此心里十分高兴，并在写给家乡亲友的信中说：“士峨离家四载有余，虽奔波南北，历尽艰辛，然为大众之生息，常觉无形的快慰，精神爽奋……”12月底，他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在革命战争的军旅生涯中，曾士峨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1930年，由毛泽东提名，他和罗荣桓、罗瑞卿分别担任红二纵队的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红二纵队原是由国民党政府军起义部队改编的。为了改变旧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加强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一到职，一面选派各级党代表和补充有革命战争锻炼经验的战士，作为部队的骨干，并主办教导队，对班、排、连干部进行一次红军纪律及作战要求的轮训；一面在干部战士中广泛开展谈心活动，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干部、战士的年龄、家庭、特长和性格等方面的情况，因而他很快成了干部战士的知心人，并赢得他们的敬佩。他还针对红二纵队过去忽视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反复宣传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不允许有忽视政治工作的现象，不允许有不尊重政委的言行。并着重建立各种政治工作的制度，如支队党委和支部学习翩度，党内生活会制度，党员要向党小组长汇报制度等。这年3、4月间，红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他和罗荣桓、罗瑞卿的不断实践和努力，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步曲”。这就是：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民主政权。经过上述工作的努力，仅短短几个月时间，红二纵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并逐步成为红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主力师之一。5月，中央特派员熊受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上述作法既受到中央的表扬，也促进了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同年初夏，曾士峨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兼红二纵队司令员，并曾一度代理红四军指挥职务。在此期间，他率红二纵队随毛泽东攻打樟树、清江、上高、高安，一直打到南昌附近。后回到湖南文家市，经永安、镇头，准备攻打长沙。在撤离湖南返回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他率红二纵队担任前锋，真是攻无不克，所向披靡。部队途经罗坊时，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罗坊会议，积极拥护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10月，他指挥红二纵队参加攻克吉安的战斗后，红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他担任师长，罗瑞卿任政委，下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团。12月底，他率红十一师参加了活捉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赞的龙冈战斗。他将在战斗中缴获的一部电台，亲自送到军部，加强了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的无线电联系。

1931年5月中旬，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曾士峨率红十一师在东固山区向抢先占领九寸岭、观音岩两个山隘口的敌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发起攻击。他和罗瑞卿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和指挥战斗，突然，罗瑞卿脸颊中弹，弹穿口腔而出，负了重伤，他立即嘱咐医生将罗瑞卿包扎好，抬下战场；同时指挥身边特务连连长杨得志，带领部队抢先爬上阵地前的一个小山头，阻止敌人的进攻，而他自己则率部攀着悬岩峭壁，仰攻固守隘口的敌军，激战四小时，终于将敌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大部歼灭，保卫了根据地。

九寸岭战斗结束后，曾士峨得知罗瑞卿出血过多，仍处于昏迷状态，立即命令全师仅有的一名医师时青山护送罗瑞卿去后方医院治疗，并嘱咐叶青山要等罗瑞卿的伤口好了才归队。但十分不幸的是，罗瑞卿的伤还没有痊愈，叶青山也还没有归队，而他自己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

曾士峨牺牲的这次战斗，时间在1931年7月。当时，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消灭红军。曾士峨率十一师迂回穿插于敌军之间，首先配合兄弟部队全歼上官云相一个旅于兴国、宁都之间的莲搪，接着又在附近良村歼灭敌郝梦龄师两个团，继而挥师参加黄陂战斗，把敌毛炳文师消灭得干干净净。9月初，敌军全线撤退。

7日晨，号称“铁军”的逃敌六十一师、六十二师在兰陂、狮子垇、粟树下、老圩、高兴圩一线构筑工事，准备与红军作最后的较量。曾士峨率十一师来到了兴国附近的高兴圩竺高山，见敌立足未稳，立即命令部队向粟树下、狮子垇、土里排等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战士们在弹雨横飞，硝烟弥漫中几次冲到敌人前沿阵地，但因敌火力太猛而没有攻克。这时，他已经连续战斗三十多个小时，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他把所有排以上干部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敌人说自己是‘铁军’，而我们红军应是钢军，钢军一定要吃掉铁军。同志们，跟我来，冲过去，消灭敌人！”话音刚落，他举枪向前冲去。战士们一齐跟上。在离敌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他腹部连中数弹，倒在地上。这次战斗共歼敌二千余人，迫使敌军狼狈逃窜。

曾士峨被抬回后，自知不起，仍鼓励战士继续战斗。他说：“这次战斗部队损失不小，但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胜利，你们要有取得完全胜利的信心，要把革命坚持到底！”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曾士峨的牺牲，在红军战士中激起极大的悲痛。毛泽东在总结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干部大会上，首先请全体同志肃立，为曾士峨同志致哀。毛泽东说：“曾士峨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组织冲锋牺牲的。他的模范行为鼓舞了战士，改变了战况。”红军总政治部发出通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向曾士峨学习。1950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部指出：“曾士峨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干部，为革命牺牲，实属重大损失。”曾士峨的家乡——益阳人民在烈士牺牲五十六周年之时，还修建了曾士峨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