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他原名隆渤，字仲澥，1894年10月5日出生在宜章太平里乡邓家湾村的一户地主官僚家庭。父亲邓典谟，是清末举人，辛亥前后，均在外任职，晚年回乡主编县志，是位有识之士。他六岁入学，深得父亲钟爱。只是母亲去世早，继母不大喜欢他，父亲又常因公务在外，幸有长工邓玉思照顾，才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

邓中夏勤奋好学，有进取心，1911年考入宜章县城閤邑高等小学堂，是学堂中唯一获得甲等廪生待遇的学生。因成绩优异，提前于1913年考入郴郡第七联合中学。1915年夏，他用哥哥的文凭，改名邓康，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增设的专修科文科乙班，与蔡和森同学。这年冬，他看到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怒不可遏，立即写了一篇讨袁的文章寄给湖南《大公报》，因措辞犀利，报社不敢刊用。第二年，袁世凯死后，他怀着偷快的心情，曾写了一首题为《岳麓山观雪》的律诗赠给好友张楚。诗如下：

瑞雪霏霏四海扬，亿兆苍生庆丰穰，

爱晓亭傍枫树白，云麓宫外梅花芳。

滚滚洞庭翻水浪，巍巍衡山换素装，

可怜奸贼改洪宪，日出霜消转瞬亡。

1917年夏，邓中夏高师毕业，恰好在北京任职的父亲回到长沙，出席省议会，会后，他随父亲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中文系）。进北大为他提供了一个求知的广阔天地，他心中十分高兴，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大壑”的笔名，意思是说自己要像大峡谷那样容纳人类所有的知识。他还在床头上贴着写有“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的条幅，作为自己品行的策砺。他的求知极为广泛，除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外，还经常去听哲学、经济学课程，涉猎各种新书。他还参加了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认真探讨中西哲学及时事有关问题。

邓中夏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是从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的。1918年1月，当李大钊应聘来北大担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他深为李大钊讲演时那种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所感动，经常登门求教。他的好学和抱负，也深得李大钊的喜爱，两人竟成了忘年之交。自此以后，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之下，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成中文的很少，他又不能直接阅读原著，只能一面阅读和剪贴报刊上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面抄写能阅读外文同学的读书笔记。不久，当他得知日本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著作，而日语又比较容易学时，便邀集一些同学办了一个日文补习班，努力学习日文。1918年8月，特别是他的朋友同学毛泽东、蔡和森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后，他同他们过往甚密，为共同研究新思想、新理论而相互补益，以增加新的思想活力。他还是李大钊号召学生走向社会的积极响应者。1918年底，他和几位同学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进行调查，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深刻体验到提高“民德民智”的迫切性，他立志要为唤醒民众而奋斗。1919年3月，他发动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并当选为总务干事。4月3日至5日，讲演团在北京东便门蟠桃宫连讲了三天，他也接连两天登台讲演，题目是《家庭制度》和《现在的皇帝倒霉了》。据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记载：这几天，北京刮大风，“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此后，他将讲演团分成若干小组，去乡村厂矿讲演。他自己来到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并结识了史文彬等老工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热情参加了这天的学生反帝爱国游行。特别是当他看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位次长匆匆赶来劝阻，说什么“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时，他立即迎上前去，大声问道：“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他还指着那位次长说：“你身为教育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

为了反击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北大学生于五四这天晚上召开会议，决定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学生。邓中夏在会上当选为干事会文书，负责编辑《五七》报。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他又当选为联合会宣传股主任。这月中旬，他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和毛泽东一道发动组织湖南学联，领导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1919年10月，邓中夏在湘渡假回北京后，为了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避免有的同学在宿舍只顾打牌和扯谈的干扰，邀集罗章龙、易克嶷，马百非等十几位同学，在离校不远的东皇城根租下达教胡同四号的一个大院子，作为他们的宿舍。他们提倡“劳工神圣”，轮流挑水、洗菜、做饭，还凑钱订了一些报纸、杂志，买了许多新出版的书籍，供大家阅读。他按照大家不同的专业和爱好，组织了各种学科的研究小组，并将这个充满蓬勃朝气的大院命名为“曦园”。李大钊也常来“曦园”帮助他们学习，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

1920年3月，他和李大钊等商定在北京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罪中夏是小组成员之一。他积极协助小组领导人李大钊的工作，并奔绍朱务善等参加小组。这一年，他在北大毕业后不久，即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派，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四十多里，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这里有铁路局管辖的三个工厂，近三千名工人。他奉小组派遣的任务是，首先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在这里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然后接近工人，发动群众，组织工会，为争取工人的自身解放而斗争。小组又因他随讲演团多次去过长辛店，与这里的工人有过接触，便把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盼任务交给了他。

邓中夏从事工人运动的决心是很大的。在此以前，他曾婉拒过胡适向穆藕初推荐他去欧美留学深造的安排；又不肯接受父亲为他在农商部谋到的一份待遇优厚差事的聘书。并且还对生气的父亲说：“现在政治这样腐败，当官的对百姓敲骨吸髓，对洋人奴颜婢膝，我去当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的志愿是：不当官，要做公仆。我究竟要千什么事？您以后会知道。总的一句话，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父老和亲人的事！”

邓中夏同情工人，熟悉工人，能和工人打成一片，因而他的工作开展很快，并取得了成绩，这在他当时写的文章中有过一些记载。比如，当他邀同张太雷等人来到长辛店，看见许多灾民麇集在车站边伸手乞讨时，心里十分难受。他写道：这些灾民“那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到不快，表现出一种痛苦的同情。”又如，他在长辛店由老工人史文彬陪同，到工人家里拜访，对与许多工人交上朋友，心里十分满意，在文章中热情地写道：“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我们很热情，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氛，令我见了很喜欢。”为了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作顺利进行，他除取得工友们的赞同外，还特地邀请几个有势力的工头作共同的发起人，并通过他们去做好官厅备案工作。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后，有八十多名工人参加学习。邓中夏每周要去讲两次课。他讲课语言通俗，道理鲜明，有问有答，易懂易记。如讲“工人最伟大”一课时，他针对有个工人说“我怎么不觉得伟大”的提问，回答说要“大家想想，火车谁开的，机器谁造的，工厂谁盖的，布谁织的？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了。大家说说，工人伟大不伟大？”当有个工人问到“做工的伟大，为什么这么穷”时，他就解释说：“工人穷，并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厂主把我们剥削穷的。军阀、厂主吃香的，喝辣的，哪一样不是工人的血汗换来的。工人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都被军阀、厂主吃了喝了，工人怎么不受穷呢？工人创造的东西最多，生活却最苦最穷，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当有个工人问他要“怎么做，做工的才不会受穷”时，他高兴地答道：“大家抱成个团体，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象泰山，谁也搬不动，这样，我们就有办法对付军阀和厂主了。”

当工人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并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时，他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委派，决定于这年5月1日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者的大会，同时宣布要成立工人俱乐部。他还及时介绍史文彬等工人入党，依靠他们去做好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工作。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是破夭荒的一件大事。“五一”这一天，工人们换上干净的衣服，成群结队来到大会所在地娘娘宫，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一千多人。北京各界都有好些人来参加，《晨报》和《京报》的记者也前来采访。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史文彬被推选为委员长。会后，工人们挥舞着小旗，整整齐齐地走出了会场，开始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邓中夏在参加工人庆祝成立俱乐部游行的当晚，心潮起伏，兴奋不已，奋笔写了一首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新诗《游工人之窟》：

……

好呀！

曾几何时，

劳动学校有这么可喜的成绩！

“开始也简，

将毕也钷”，

我于此更相信唯人力为伟大。

……

俱乐部成立后，受到工人群众的热情拥护，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团结在俱乐部周围，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这引起了一些工头们的恐惧的仇视。6月初，原应邀作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工头邓长荣，这时却出来与俱乐部为敌，并组织了一个有工头、员司、路警参加的“工会”，与工人俱乐部对抗，想把俱乐部挤垮。邓中夏与史文彬等为了应付这一挑战，决定一方面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邓长荣的罪行；另一方面以长辛店工人的名义发表声明，要求邓长荣离开长辛店。经过工人群众齐心协力的斗争，迫使邓长荣不得不发表《悔过书》，声明愿离开长辛店，“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邓长荣搞的都个“工会”也自行消灭，工人斗争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及斗争的胜利，在邓中夏负责编的《劳动音》上作了报道，引起全国工人特别是北方工人的极大注意。他们对长辛店“油然而生羡慕之心”，“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派代表前来参观”，“回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来了”。此外，他还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派出骨干到外地传授经验，从而使北方各铁路工人逐步都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中夏主要从事全国职工运动的斗争。同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他是负贵人之一。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根据北方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的名义，向大会提出《工会组织原则案》，提案首先指出：“工人阶级斗争力之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他建议，凡是“有新式产业的企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凡是“手工行业，应当以职业组合为原则”；全国总工会应当建立在地方总工会的基础上。这个提案得到大会通过。从此，产业组合和地方组合相结合的组织原则，就成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大会决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组织总通讯机关。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并于7月将书记部迁往北京。

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参与著名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决议的制订工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年夏，邓中夏利用直奉哉争结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重开国会，制定宪法”的时机，曾在垒国范围内组织进行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斗争。首先，他给众议院发出一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等的请愿书》，要求国会在宪法中规定保护劳工的条文，并提出了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其中有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有同盟罢工权、有缔结团体契约权、有国际联合权等等。大纲发布后，他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广为宣传。接着，又举行在京议员招待会，提请议员们注意：“我们中国在此国际资本主义掠夺与压迫之下，想照欧美资本家那样发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中国的资产阶级觉悟起来，与劳动阶级携手，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随后，他又向全国各工会团体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要求各地工会讨论劳动立法大纲，并向工人广泛宣传，征求意见。当然，在当时军阀控制的国会中，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真正保护劳工的法案，但是他这次大张旗鼓宣传的劳动立法运动，却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人中树立丁崇高的威望；他所拟定的十九条劳动法大纲，也深深地印记在工人群众的心中，成了工人罢工的斗争纲领。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设在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邓中夏与其他同意也被通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上海，并被派到上海大学工作。

邓中夏是李大钊应新任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请求，被推荐前去学校任总务长的。4月，他到上海大学后，曾改名邓安石，意总是要学王安石锐意革新的精神，把上海大学办好。于右任虽任校长，但很少来校办公，学校行政工作实际全由他负责。他遵照党的指示，首先确定以“养成建国人材，促进文化事业”为上海大学的办学方针。然后，以果断的措施，革新教师队伍，聘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任弼肘、李达、沈雁冰、萧楚女、李立三、陈望道、郑振铎、丰子恺等有名的党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任教。他们大多数只是尽义务而不拿薪水的老师。在课程改革方面，增设了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社会科学院设社会科学系，由瞿秋白任主任，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学原理、社会学通论、社会学史、中外社会变迁史、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史、社会心理学等。文艺院设有中国文学系、英文系、还有俄文系、德文系、绘画系、音乐系等。他还强调学生要“读活的书”，要走向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把学到的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大学成了培养革命人材的“红色大学”。仅两年时间，不少学生如刘华、何秉彝、郭伯和、王稼祥、张琴秋、杨之华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有的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1923年6月，邓中夏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7月，中共上海区委（管辖上海市和江浙两省）改选，他又当选为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和临时中央局委员长。他因工作职务太重，曾于9月底向党中央辞去团中央局委员长一职，不久仍担任团中央常委兼组织部主任。为了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于10月在上海创刊，他与恽代英为主要编辑。他为刊物写了刊名，经常撰写文章，从各个方面教育青年，引导青年。

当时，有一部分青年醉心于追求要当所谓“艺术至上”、“爱情至上”的“新诗人”，而对于革命斗争漠不关心。邓中夏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在《中国青年》第7期和第10期上连续发表《新诗人的棒喝》和《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两篇文章，进行评论。文章首先指出：“我们不反对新诗，我们不反对人们做新诗人，我们是反对人们这种不研究正经学问不注意社会问题专门做新诗的风气。”因为这种新诗人“不明白自己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他们的作品要么是“混沌的欣赏自然的所谓‘为艺术求艺术’”；要么是“厮混男女交际场中，肉麻地讴歌恋爱的新浪漫主义”。这种风气“若长此下去，民智日昏，民气日沉，亡国灭种，永不翻身，这不是此辈新诗人之罪吗？”为此，他要求一些青年诗人：“第一，须多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诗人须从革命的实际活动”；以“抬高民族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

因为在“二七”惨案以后，中国革命曾暂时出现低潮。党内也产生了取消工人运动和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处于领导地位的倾向。如总书记陈独秀在“二七”惨案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这时却转向资产阶级，在他所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就认为中国产业工人太幼稚，农民散漫、保守，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从而轻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有的领导地位和农民在中国革禽中的伟大作用。已于1923年6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邓中夏，对于陈独秀的这些错误观点。于这年底就连续写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农民运动》、《论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士兵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比较系统的与之进行了论争。

在上述文章中，邓中夏首先指出，中国革命应当依靠哪些社会力量？他以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为例说：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难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因此，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民主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作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觉醒和组织起来。”为什么这“三个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呢？“自然是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厉害”。在工农兵三种力量中，他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队”。他说：“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总要推工人群众居首位。”“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至于农民，他认为，因为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再加上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等原因，农民是可以参加革命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力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对于资产阶级，他认为“商业资本”（买办资产阶级）和“银行资本”（官僚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是不能革命的。“工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因受外货外资的竞争、军阀的骚扰，往往有政治革命的动机。动机有时见诸行动，但常常与军阀和帝国主义妥协，不能坚持到底。他以上海资产阶级曾经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之资格，要求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制宪、组织民治委员会作例子，指出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缺乏“革命到底”的“大胆和魄力”，使这些要求以“终至妥协”了事。

邓中夏在阐述了这些观点以后，还不指名地向陈独秀提出忠告，他说：“不幸京汉铁路工人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热心与精神，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到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邓中夏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地位问题的见解，在党的历史上，是较早提出来的，也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他的这些观点为以后1925年中共四大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一些理论基础，也为迎接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1925年1月，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他和李立三被派去上海内外棉八厂领导工人罢工。这次罢工，是由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粗纱车间五十名男工，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引起的。他与李立三来到八厂后，决定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出面来领导这次罢工，并亲去现场指挥战斗。一天，他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罢工工人大会时，被上海警察厅派出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妄图驱散集会工人群众。在同警察的搏斗中，他英勇地站在一个坟堆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话未说完，一群警察蜂涌而上，将他抓住，他却鼓励其他一起被捕的工友说：“他们能抓住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不久，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仍继续领导罢工斗争。他和李立三等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发动了二十二家日本纱厂的兰万五千工人参加这次大罢工。这次罢工不仅得到上海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迫使日本厂方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不虐待工人等四条协议，罢工胜利结束。

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这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工人阶级的联合，动员全国工人群众参加国民革命。邓中夏被党中央指派主持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4月初，他来到广州，除夜以继日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外，并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地撰写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一文，提出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应当是总结近年工人运动的“一切丰富的经验”，以便“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确定的观点与指导”。他提出当时工人运动的重要问题有六个，即：组织问题，经济斗争问题，争取自由运动的问题和国际联合问题等。又明确指出：工会组织应有阶级性和系统性；经济斗争应当服从于政治斗争；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步，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争得政权以便进行社会革命；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都必须依靠工农联盟；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这篇文章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观点。他提出的当前工人运动的六个问题都被大会筹备会接受，作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大会在开幕时，邓中夏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长，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工作。大会通过了包括上述六个问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三十多个决议案。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大会还选举他和苏兆征、刘少奇等二十五人为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他除任执行委员会干事局党团书记外，还兼任干事局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邓中夏随干事局驻在广州工作。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匏安、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等，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派人去香港发动工人罢工，他和苏兆征、杨殷一起，去香港作罢工的筹备工作。

当时的香港只有一个中央特别支部，黄平任支部书记，有十一名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支部，有十一名团员，而且大多数是学生。工人阶级的力量虽较雄厚，全港有一百三十多个工会，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各个工会领导人的思想政治情况又较复杂。6月上旬，邓中夏和苏兆征等到了香港后，以杨殷的亲戚张克青在九龙的家为据点，在香港党团支部的配合下，通过走访、谈心等方式，对各工会领导人做了一些过细的工作，终于争取绝大多数人赞成罢工，原来少数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逐渐有所转变。接着，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正式召集各工会代表讨论省港大罢工问题，决定在6月19日举行罢工，讨论通过了罢工宣言；并提出两部分条件：第一部分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第二部分是对香港当局的六条要求：即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邓中夏立即赶回广州，与苏兆征、李森等忙着筹措经费，计划开支，寻找房屋，安排香港到广州的罢工工人食宿。他还发动缝纫部门给罢工工人赶制蚊帐，或发给蚊香，并以宿舍为单位，给罢工工人发茶水费和零用钱。在罢工工人的吃饭、住宿问题得到安排后，对于罢工斗争应如何进行下去，他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省港大罢工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既然是为了反对“雄视一世”，“骄横一时”的帝国主义，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在这场“空前未有的大罢工”中，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伟大缜密的组织”，“才能历久而不敝”，所以应该特别注意组织问题。根据他的提议，7月6日建立起由香港各工会代表、沙面工会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共十三人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他和廖仲凯、汪精卫、黄平被聘为总顾问，统一领导这支反帝大军，坚持罢工斗争。

不久，经中共上级组织批准，在罢工委员会内成立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由邓中夏任党团书记，李启汉任副书记，苏兆征、黄平、罗珠等人为党团成员，以组成罢工委员会的中共领导核心。为了加强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在罢工委员会下设立干事局，由李启汉任局长，干事局下分设文书部、招待部、庶务部、宣传部、交际部、交通部、游艺部。除干事局外，罢工委员会还设有财政委员会、保管拍卖处、会审处、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构。罢工委员会本身拥有行使部分政权职能的“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香港当局把罢工委员会宣传为广东的“第二政府”。因罢工委员会在越秀南路的东园办公，人们也称之为“东园政府”，而邓中夏被宣传为是“东园政府的诸葛亮”。不久，又根据广东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他和陈延年、苏兆征等，于6月26日组建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将罢工委员会作为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在省港工人罢工期间，邓中夏还主编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刊），并于6月24日创刊发行。他为特刊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并审定重要稿件，使刊物办得文字通俗简洁，观点鲜明准确，议论生动形象，报道及时具体，成为省港罢工工人团结战斗的旗帜。此外，他还亲自组建了工人纠察队。纠察队于7月5日正式成立，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武装，有两千多名队员，两百多条枪。当时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支武装，并委派黄埔军校学生徐成章、唐澍等人来纠察队任军事教官。而他还担任工人纠察队的训育长，亲自抓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了孤立英帝国主义，争取更多的人士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邓中夏根据广东历来依靠从海外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情况，加强广州商人同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以解决因封锁香港给外轮和广州人民所造成的困难，特地向省港罢工委员会提出区别对待英、法、日、美等国的建议，即实行“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对英国以外的各国商船，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商品，不经过香港，可颁发“特许证”，准许他们在广州进行贸易。这一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国商船均按规定来广州领取证件，平均每天有几十艘外轮来广州贸易，从而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稳定，保持了商人的中立，也拆散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联盟。

对于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后，香港成了“臭港”。这时，英外交大臣张伯伦叫喊要以十万大兵进攻中国。为了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恫吓，邓中夏写了一篇《欢迎英国十万大军进攻中国》的文章，发表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上。文章分析了英国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指出这不过是恫吓中国人民的伎俩。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不仅没能派兵来华，甚至把驻扎在香港的部分英国军队也调回国内镇压工人运动去了。这时，在罢工工人中传开了“邓顾问智屈张伯伦”的美谈。

为了教育沿海地区的农民，不要受港英当局的诱骗，到香港做工或向香港贩运粮食蔬菜，因而挑起农民与纠察队发生冲突的矛盾，邓中夏一面撰写《怎样实行工农联合》一文，发表在《工人之路》第34期上，告诫罢工工人，指出“农民是我们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我们须得亲密地联合起来”，才得“以打倒一切压迫我们的特殊阶级”。因此，对于部分农友向香港贩运粮菜的做法，可以通过宣传教育，使之明白“工农联合是工农谋求解放的基础”；另一面，他建议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东省农民协会商量，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办为期半月的训练班，培训农村宣传员，然后派他们下到农村，向沿海农民和纠察队宣传“工农联合”的道理，结果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沿海地区，不仅实现了工农联合对香港的封锁，罢工工人还得到各地农民的捐款支援，仅汕头一地就捐款千元以上，每户平均捐助了银毫两角。

省港政府被迫于1926年7月15日与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谈判。7月下旬，邓中夏接连写了两篇文章，题为《中英谈判中的我见》、《中英谈判总评》，阐述了对谈判的要求和希望。文章指出：排英既是阶级斗争，又是民族斗争，需要民族团结，各界人士应当全力支持政府的谈判斗争。

这期间，邓中夏结识了亲密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原名李惠馨，后改为夏明），并于这年8月结婚。结婚这天，他带着李英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深情地对李英说：“妹妹，要记住，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

10月，由于北伐军出师节节胜利，改变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总形势，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并决议对各国入口货物增收二五附税，即在原有关税之上加收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以作为结束罢工后津贴罢工工人的费用。国民政府同意此项决议，持续一年零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遂告结束。这次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支援北伐战争起了重要作用，邓中夏在此期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邓中夏在武汉的工作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4月初，他就来到武汉参加筹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他同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下旬，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工作。“八七”紧急会议召开时，他又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他奉派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着手进行恢复江苏各地党的组织和上海工人运动，建立城市工人武工队的工作。

1928年2月，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往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广东党内部分同志对广州起义失败和原省委书记张太雷的牺牲，缺乏正确理解而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这些情绪未能及时加以解决，使工作难以开展。他到香港后，通过个别了解和小型座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结合自己从中央掌握的材料，详尽地阐明了广州起义的全部过程和失败原因，并正确地评价了广州起义。他着重指出：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它“给了我们丰富无比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在错误中去学习，去锻炼”，绝不能因此互相埋怨而影响党的团结。他强调，只有加强党的团结，才能“调动一切革命力量，百倍的加强组织力”，去“战胜”各种“反革命的势力”。经过他的工作，统一了广东党内领导同志的认识，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使广东地区的革命活动重新开展起来。

邓中夏在香港还经历了一场被捕和刑讯的斗争。有一天，他在省委地下机关召开常委会议，突然一批英国警察冲了进来，将全体人员逮捕，送往警察署关押。在关押期间，他多次受到审讯和严刑逼供，但他只说自己姓葛，是从上海来香港做生意的商人，那天，正在商谈一笔交易。审讯官见他留着长发，蓄着胡子，穿着青布大褂，象个商人样子，与其他被捕的口供一致，也把他当商人看待，但没有释放他。很快，周恩来奉派来香港组织营救工作，通过关系，聘请一位著名的英国大律师，为邓中夏等人辨护。而邓中夏等人也据理力争，抗议警察当局侵犯人权，终于迫使香港当局在没有掌握任何“罪证”的情况下，宣布释放邓中夏等人，立即离开香港。

这年3月，邓中夏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团到了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论述了中国工会在北伐中的熏要作用及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工运的策略，并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6月，他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和政治、军事、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等几个委员会的委员。他对许多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向大会所作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大纲》被通过，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7月，他在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与瞿秋白、张国焘、余飞、王若飞、黄平、蔡和森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此，他留驻莫斯科，从事国际工人运动。

邓中夏到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的任务是，既向我国介绍国际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也向国际介绍中国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建立中国赤色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及其所属之各国工会（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的联系。从此，他为促进中国工会和世界各国工会之间的了解和支持，发展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团结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撰写《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上海新兴的黄色工会》、《组织中国农村工会问题》等文章，在《赤色职工国际》月刊上发表。《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一文，还被德国、美国的进步刊物和《太平洋工人》月刊转载。

为了总结中国职工运动的经验，促进中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开展，邓中夏从1929年初起，开始撰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原计划全书写三十章，后因国内斗争需要，他立即回国，只写了十三章，定为上卷，在莫斯科出版。这部书记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是反映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后来延安解放社于1943年再版此书时，在《再版声明》中也着重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1929年12月，赤色职工臣际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时，他被指定第一个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性质的发言。发言中，他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有事实，有分析，使到会各国代表听了很受启发和鼓舞，并以会议的名义，致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致以“极大的敬意”和“慰劳”。

在莫斯科期间，邓中夏与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和王明的宗派集团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拉帮结派，依靠米夫的支持，操纵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为排斥异己，诬告中共老党员俞秀松、董亦湘组织“江浙同乡会”反党派别集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邓中夏协助瞿秋白到中山大学进行调查，并向中央如实写了报告。这个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的认可，从而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不久，他又坚决保护被米夫、王明一伙诬为“工人反对派”反党集团的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山等同学，李剑如是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老英雄，余笃山是武汉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不能让这些好同志受打击，因而也遭到米夫、王明一伙的恼恨。

对邓中夏不愉快的事终于发生了。1929年年底，米夫、王明等先将中山大学一批学生诬为组成“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反党集团，然后再将他和瞿秋白发表在共产国际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断章取义，以作为他们两人“反国际路线”和支持“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的“证据”。联共中央派一中央委员到中山大学调查时，因受到米夫通过上层关系所施加的压力，结果在调查报告中作了错误的结论，说“第二条路线联盟基本上是反党的”，指责他和瞿秋白等“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联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也予1930年春通过了《因中央派别斗争关于中央代表团行为问题决议案》，赞同联共中央的调查报告。接着，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共代表团，命他和瞿秋白准备回国。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国，先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部长。接着，他又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根据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邓中夏于9月12日来到洪湖苏区，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深深感到红二军团广大战士作战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因此，他提议将部队转移到峰口地区，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进行战斗的教练。选择最迫切需要的课目，如射击、攻击、行军、警戒、防御、夜战、遭遇战、山地战、攻城、渡河等战术进行训练。第二，进行政治的教习。选择几个基本问题，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等。第三，整顿各级指挥机关，尽量裁汰冗员，减少行李、马匹，加强参谋、情报工作。通过整顿，提高了红二军团的军事、政治素质，增强了战斗力。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发挥各级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如贺龙曾一度遭到“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攻击，受到党中央的怀疑。他在了解情况后，如实地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他说：“云卿（即贺龙）本人政治上确无问题，其部下大半均入党，党的观念虽弱，但均忠实勇敢，过去领导同志不从积极方面加以政治领导，而却从消极方面反对服从个人倾向，显然是幼稚病的表现。”他的报告使党中央消除对贺龙的怀疑是起了作用的。

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闻，还特别注意调查研究，及时纠正由于“左”倾错误造成一些政策不妥的问题。例如，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监利县一些农民“反水”的问题。原来有不少乡的农民在反动派挑拨煽动下，组织所谓“北极会”和“硬肚会”，并与敌军一起反对红军，反对苏维埃政权。有一次某处召开群众大会时，有的农民突起暴动，当场杀死苏维埃工作人员四十多人及共产党人三十余人。他在调查后认为：发生这次农民“反水”的暴动事件，除反动派的挑拨煽动外，与党和红军的经济或土地政策不当有关。当时，鄂西土地并未分配，只把地主土地转给了佃户，而雇农以及失去土地的游民无产阶级并未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将中农亦当富农看待”，连党的出版物也公开宣传“富农中农均是反革命”。在经济上采取的政策，是完全禁止所有农产品出境。另外，部分干部还强迫征收各种捐款，使广大群众负担过重，而苏维埃政权又很少照顾。他还指出，要制止农民“反水”，绝不能靠镇压，主要应该使我们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使他们从根本上拥护苏维埃政府。他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这些情况，并在实际工作中将这些“左”的错误加以纠正，结果是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巩固了根据地。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赤区群众和白区群众严重对立的问题。前一个时期，白区群众在反动派的挑拨下，到赤区见人就杀，见物就烧；赤区群众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加以报复，结果在两个区域的交界处搞得十几公里内无人烟，交通断绝，造成一个相互仇杀的地带。有的地方党的领导把这种错误称之为赤白对立，并将其理论化。邓中夏在调查后认为：所谓赤白区的对立，不是赤白区群众的对立，而是赤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宣传教育，把“北极会”的反动头子与一般会员区别开来，把那些因受敌人欺骗而仇视苏区的群众争取过来。经过他的工作，不少赤区群众改变了原来的错误作法，争取了白区群众，为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治条件。

1930年10月中旬，李立三命令红二军团进攻岳州。下旬，邓中夏率领红二军团渡江南征。进入江南后，在苏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公安三座县城；11月又克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共歼敌万余名。但这些城市不久又被敌人占领。12月初，红军再度猛攻津市等城镇。由于敌军死守，何键又派两个师以上的兵力赶来参战，红二军团进攻受挫，主动退到松滋县的杨林寺一带，不料立足未稳，又遭到敌军三路重兵的袭击，以致遭受重大损失，洪湖根据地也惨遭摧残。血的教训使邓中夏开始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对红军的危害。他在1931年1月2日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要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以致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池都随得随失，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今后当然应努力纠正这一错误。”

红二军团从杨林寺退到湘鄂边的五峰、鹤峰地区后，邓中夏吸收南征受挫的教训，决定将“鹤峰、五峰至石首这一纵长线造成为整片的赤色区域”，然后。凭借五峰、鹤峰、石首、长阳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

正当邓中夏为造成“整片的赤色区域”而日夜操劳时，不料却遭到来自掌握中央领导大权的王明等人的报复。这年2月，他们以政治局的名义通过一项关于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诬蔑他在莫斯科犯了反共产国际的错误，不该重用，还指责周恩来派他往湘鄂西苏区负重要工作要负相当的责任。3月10日，以党中央名义致电湘鄂西特委，指责他执行了立三路线。6月，又以党中央名义写了一封《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以“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路线”为由，一再强调要“立刻撤销”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责令他“必须立刻离开二军团”，“二军团必须立刻回到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并且调他回上海“检查错误”，听候中央处理。

1931年12月的一个大雾茫茫的清晨，邓中夏在一个姓余的交通员的带领下，在周老嘴南头的小河边，登上一只去上海的小船，默默地离开了他英勇战斗过的洪湖苏区。

1931年冬，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在12月检查自己的错误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完全负责。”但是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既不及时地对他做审查结论，也不安排他的工作，还不给他发生活费，使他的生活陷于极大的困境。这时，他在上海党的情报机关工作的妻子李英，曾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去照顾他的生活，组织上却以“邓中夏犯了路线错误”而没有同意。但在李英的一再申述和坚决要求下，同意了，但把她调离了情报机关，派到一家日本纱厂去工作。这一期间，他们夫妇就是靠李英每月挣七块钱（其中每月房租要交三块）来维持生活。

这时处于困境的邓中夏，却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崇高品德。为了让妻子做好工作，他把全部家务都承担起来。有时疟疾发作，行走困难，他便撑着一条板凳，跌跌撞撞地忙着煮饭、洗衣，就连李英上工带的饭盒，也天天准时备好。当他的疟疾治好以后，于1932年初又一次要求组织安排些工作，好不容易被安置在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板、印传单。作为一个党中央委员去干这些事，别人为他感到不平，而他却认为能为党做点工作就是最大的愉快！他天天按时上班，工作十分认真。不久，沪东区委又要他与匡亚明编油印小报——《前锋》。他把小报办得有声有色，以致上海党组织内许多人都知遭沪东区委宣传部有一位很会写文章的同志，但却不知道这就是邓中夏。

1932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上海地下工会准备发动工人游行，起草了一份“三八”节宣言稿。组织上叫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妇女工作的帅孟奇去沪东区委宣传部找那位“很会写文章的同志”帮助修改。一见面，使帅孟奇大吃一惊的是，想不到竟是邓中夏。帅孟奇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位在国际上知名的人物，为什么现在到上海一个基层组织来工作呢？他看出了帅孟奇的惊疑态度，笑着说：“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于是帮助帅孟奇修改好《宣言》，还详细讲解宣传品要适合宣传对象，要有鼓动性，形式要活泼等问题。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这个互济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它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各阶层的力量来营救被逮捕和关押的同志及朋友；照顾和救济死难烈士的家属。由于互济总会的工作常常要与各方面人士接洽和商谈，同志们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要注意隐蔽，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而他却认为做工作固然需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否则便毫无作为，会失去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33年5月15日，他去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时，遭到了法租界巡捕的逮捕。

邓中夏被捕后，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怀疑他是林素琴的上级，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便将他打得遍体鳞伤。而他只说自己叫施义，在湖南当教员，这次是来上海访友的。他理直气壮地质问敌人：为什么没有任何证据就抓人？为什么对无罪的人施加酷刑？他还要求当场验伤，宣布无罪，立即释放。这时，党组织除派人请唐豪等律师为他辩护外，还将这一消息转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援救邓中夏。宋庆龄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去请史良律师商量营救方法。

正当各种营救活动在紧张地进行时，不料林素琴被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向国民党当局供出化名“施义”的人就是邓中夏。蒋介石立即亲下手令，派要人花现洋一万元，买通法租界官吏，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警察局，随即又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邓中夏知道自己被出卖后，在监狱对一位见到他欲言又止曾在湘鄂西苏区共过事的难友郑绍文说：“我就是邓中夏，‘施义’是我被捕的化名，由于败家子的出卖，我的身份早已暴露了。”当郑绍文根据陶铸的意见，当着难友的面问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时，他一跃而起，激动地说：“好！问得好！同志们应该关心我的政治态度。请你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人！”他的坚定态度，得到陶铸及其他难友的赞许。并在难友中发起募捐，要给他另外买饭，照顾他的生活。

但国民党当局对邓中夏的所谓“攻心方案”，却一一在他面前失败。在这些“攻心”战中，有前来劝降的叛徒，结果不待开口，就被他怒骂得灰溜溜地走了。还有前来劝说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虽然能交谈几句，也被他冷嘲热讽得哑口无言，只好悻悻而去。还有另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声称要与他谈谈理论上的问题，在两三个小时的争辩中，他却把这位委员批驳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他对这位委员说：“请你转告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有理，我邓中夏有罪，那就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嘛，连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他还说：“我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邓中夏在狱中，虽几经严刑拷打，仍然坚定不屈。在一次审判中，军法官歇斯底里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你就不想出去，就不想获得自由？”他幽默地答道：“我未进来之前，就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倒从没有想到会出去。”军法官拍着桌子叫喊要关他十年时，他大笑道：“我看你们在南京坐不了十年！”他回到牢狱后，对一些以为他真的只判十年徒刑的难友说，“这不可能，他们不久就会杀害我，但他们绞不死中国革命！”说着，从地上拣了一块黑炭，在墙壁上写下十个大字：“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又向中共中央留下一封信：“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当一辆囚车开到看守所的院子里，军警嚷叫着“邓中夏出来”时，他从容地穿好农服，然后一步步向牢门走去。当他来到囚车旁，一个军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转身看了看宪兵，对他们说：“对你们当兵的人，我倒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大众谋福利的人，为人民求翻身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把军法官气得大叫快将他押走。他走上囚车，朗声大笑道：“你们害怕了！总有一天，当你们的士兵觉悟过来的时候，你们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创始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邓中夏，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雨花台英勇牺牲了，时年三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