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公达是湖南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他有着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坚韧的对敌斗争精神，为发展湖南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发动秋收起义，作出过重大贡献。

彭公达，字振尧，号镇远，1903年3月1日生，湘潭县西二区下七都下山冲罗家坝（今韶山区永义乡长湖村）人。父亲彭绪章，先后在湘潭、长沙做工、当店员。母亲是个善良勤劳的农家妇女。哥哥早死，两个姐姐都给人家当了童养媳。父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尽管家境艰难，还是要攒些钱送他读书。

彭公达八岁入塾读书，勤奋好学，尤喜古文，常能背诵，还写得一手好字，深得塾师喜爱。1915年，他进了银田寺小学堂，后就读于湘潭县西路高等小学校。1919年辍学回家，在银田寺小学堂教书。1920年又考入湘潭县立中学附设的师范科。

彭公达来到湘潭县城后，在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积极参加反对旧学制的斗争。当时，湘潭县立中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也不好，他和杨昭植等同学一起，曾发动同学到县议会、县劝学所请愿，要求将学校移设省城。1924年春，湘潭县立中学迁移长沙，与长郡公学合并。他随学校转来长郡公学附设甲种师范部第三班学习。他在学校是个“思想进步，非常活跃的分子”，曾与杨昭植、夏炯、彭应钟等同学组织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经常在一起探讨有关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当时，同学们把他与杨昭植、郭天健、彭应钟等四人誉为甲师的“四大金钢”。就在这一年，他由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冬，彭公达被中共湘区委派回湘潭，以在湖湘小学任教师为掩护，与罗学瓒、杨昭植一起，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不久，中共湘潭城区支部成立，直属湘区委领导，由杨昭植任书记，他和罗学瓒为委员。1925年，根据湘区委的指示，他利用赵恒惕要发展平民教育的机会，联络进步教师王洪伦等，成立了湖南平民教育会湘潭分会，争取到一部份平民教育经费，创办平民夜校，向工人、农民和青年传授文化知识，灌输革命思想，并从中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不久，彭公达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积极从事国共合作和开展农民运动。在国民党湘潭县党部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常务委员，负责党务工作。当时，国民党也处于秘密活动之中，为了避免引起军阀政府的注意，他常常深夜召开会议，联络同志，发动群众，印发传单，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常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身份，积极发展进步分子加入国民党，并联合国民党左派，胜利地领导了对右派陈大榕破坏湘潭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斗争。1925年底，他与湘潭陶祠女中学生李金兰结婚。李金兰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牺牲。

在开展农民运动中，彭公达在1926年3月的《中国农民》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农民的敌人及敌人的基础》一文。文章明确指出农民的主要敌人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豪绅”，并详尽地分析了它们压迫剥削农民的手段及其对于农民革命的态度之后，指出帮助这些人来压迫剥削农民的“社会基础”，就是盘踞在乡间的“团总、保长、经管和传长”。这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互为依存，互相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无止境地吸吮农民的膏血”。它们象座大山一样压在农民的身上，把套在农民身上的“锁链一层一层的加紧”，使农民祖祖辈辈喘不过气来。文章还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解救自己的痛苦”，“打断锁链与之进行特殊阶级斗争”，“夺取乡间政权”，“做国民革命军的基础”。这些精辟的见解，在教育人民群众如何认清敌人和朋友，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等方面无疑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

1926年春，经毛泽东介绍，彭公达来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讲习班开学时，他担任讲习所的支部书记。他将全所的共产党员编为几个小组，规定每周开一次小组会，传达讨论支委会的决定和工作安排，领导党员学习党的知识，检查学习、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他经常找学员谈心，了解和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积极培养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讲习所学习，听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人讲课，他的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学习态度，在学员中树立了好的榜样，成了毛泽东主持讲习所工作的得力助手。

6月中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班结束，彭公达被党组织派回湘潭，任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积极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如组织宣传队、慰劳队、运输队、侦探队、疑兵队、敢死队，支援北伐军入湘作战。当湘潭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时，他抓住有利时机，深入各地指导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工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此期间，在他和地方执委领导成员的积极努力下，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梭镖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26年底，全县农民自卫队的梭镖达七八万支之多，“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这支梭镖队的力量，使得湘潭成了当时全省农民运动最发展的县份之一。

1927年春，彭公达调任中共湖南区委农民部长，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4月，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成立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班，由他与凌炳、谢觉哉、郭亮、易礼容、王则鸣等十六人担任考试委员会的委员。他在湖南区委工作期间，仍常到湘潭、湘乡等地检查工作。4月9日，他在湘潭参加了第一区召开的万人大会，声讨英帝国主义，处决大恶霸、团防局长汤俊若，并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之下，发展壮大农民自卫队，夺取乡间政权，真正做到。一切权利归农会”。“四一二”政变后，他作为湖南代表之一，出席了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马日事变”前一日，湖南省委决定，他与林蔚、刘子刚等五人组成秘密临时省委，应付事变，坚持对敌斗争。1927年5月21日晚事变发生后，湖南的中共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临时省委发动附近农军反攻长沙。他参加了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在湘潭召开的军事会议，还去湘潭乡间发动组织工农义勇军万余人，集合于姜畲、云湖桥、易家湾一带，准备配合长沙附近各县农军反攻长沙。这一行动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湘组织新省委，彭公达是新省委委员之一，积极恢复省委与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党组织的联系，成立了湘南、湘西、宝庆三个指挥委员会，分别领导各地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7月初，省委成员重新分工，他仍任农民部长。在“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的情况下，他仍抽出时间，深入各县，组建特委和县委，恢复党的组织，取得一定的成绩。

在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彭公达作为湖南省委的代表，在讨论国际代表的报告时，作了极为尖锐的发言。他明确指出，中央所犯的错误，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说：“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政治局完全带着国民党几个领袖的意识来成立党的决议”。他认为“错的责任完全在政治局”。当讨论农民运动决议案时，他说：“只有完全取消地主剥削，农民自然要解决小地主土地的，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富农必定要动摇起来”，“乡村完全应为农会专政，不要什么乡村自治”。他的这些见解完全体现了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思想。由于他与毛泽东“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加上“八七”会议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他和毛泽东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他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随同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回湘一起改组省委，领导秋收暴动。

8月11日，彭公达从武汉回到长沙。16日，他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主持召开省委会议（毛泽东因故没有到会），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新的省委由他和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九人为委员，18日，在毛泽东参加下，省委连续召开会议，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同题。会议确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等县和安源在内的湘中起义，建立工农兵政权，“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与国民党“相对”。会议讨论了《土地纲领草案》，草案规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协会按“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进行分配，并将会议讨论结果写成《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报告中央。23日，中共中央除向湖南省委复函外，并发布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示湖南省委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名义，从9月10日开始，发动全省起义，并规定起义部队番号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根据中央的复函和《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彭公达于30日召开省委会议，这次会议在讨论暴动区域、时间、策略诸问题时，有四个方面和中央意见不同；一是打什么旗帜的问题。中央在秋收起义的部署中，没有放弃国民党的旗帜，而湖南省委认为，自汪精卫叛变后，“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夺利抢地盘的工具”，变成“压迫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了军阀党”，“国民党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而现在“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来号召人民起义。二是土地问题。在《决议案》中，坚持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而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候，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三是政权问题。中央《决议案》坚持“民选革命政府”，而省委认为：“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了，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四是暴动区域问题。中央《决议案》坚持湘中、湘南、湘西等全省性的总暴动。而省委则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因此应放弃其他几个中心。而湘中的中心是长沙，要同时举行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这次会议还决定彭公达到中央报告秋暴计划；毛泽东赴湘赣边界，指挥秋收暴动，何资深为省委特派员，“到岳州指挥湘北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夏明翰、李六如赴平江发动暴动，省委还印发了暴动《宣传大纲》和“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等十条口号。

9月1日，彭公达向中央报告秋暴计划，回到长沙后，于5日再次召开省委会议，讨论暴动日期问题。他根据毛泽东和安源特委约定11日在安源举行暴动以及18日进攻长沙的来信，向省委提议：“9日破坏铁路，10日各县暴动，13日长沙暴动”，理由是“一个暴动的发展不能等待，而各处暴动时间太长，则敌人可以有机会准备来消灭暴动韵力量”。但这一主张未能得到省委多数人的赞同，而是把各县暴动时间推迟了一天（即11日），长沙暴动时间推迟了两天（即15日）。接着，他在长沙城内召开了有夏明翰、盛德清、王扬烈、庞人侃、易礼容等五六十人参加的秋收起义动员会议，号召大家要勇敢起义，去夺取胜利。8日晚，他又以湖南省委书记名义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联名发布《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而他坐镇长沙，协助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

9月9日，根据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的部署，秋收起义暴发。起义工农群众首先沿长（沙）岳（阳）和长（沙）株（洲）铁路拆铁轨，炸桥梁，剖电线，切断敌人交通要道。从这一天起，湘赣边界起义部队在毛泽东、卢德铭的指挥下，先后攻占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后因强敌反扑，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后撤出湘东地区，向南转移，进军井冈山。10日，长沙附近各县农民起义，准备会同起义部队，围攻长沙。随后，湘中、湘南、湘西及湘北地区，也相继发动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彭公达鉴于湘赣边起义主力部队先后在平江、浏阳受挫，而破坏粤汉铁路的行动也惊动了省府当局，长沙驻军已加强警戒，想要在长沙取得起义胜利已不可能。于是，他和省委毅然决定停止执行15日在长沙市内起义的计划。

彭公达停止在长沙市举行起义的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在长沙的代表马也尔的反对。16日，马也尔不顾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要求省委在当日发动长沙暴动，他同省委没有采纳；17日，马也尔又要求省委令湘东起义军（即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重占平、浏、安（源）等中心县镇，停止向湘南“退却”，他与省委亦未接受。因此，他和省委遭到了马也尔的严厉指责。马也尔向党中央要求：“（一）派一中央委员负责指导此地的工作；（二）中央决议严格的指出省委的决定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三）派来的中央委员负责实行改组省委。”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于9月19日致函省委，责备彭公达停止长沙暴动是“临阵脱逃”；仍要求省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暴发长沙暴动”，并派任弼时“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25日，当他向任弼时汇报秋收暴动和取消长沙暴动的情况，以及27日任弼时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了解湖南的实情后，仍决定暂不执行中央关于长沙起义计划，并由彭公达继续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在任弼时指导下，省委依据形势的变化，分别作出有关农运工作和工运工作方针的《湘省今后工作之计划》。10月初，省委还发布了《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指出农民革命的目的在于武装夺取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以坚定农民信心。并决定发动全省第二次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接着，他赴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10月4日，在汉口出席了李维汉召集的一次关于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的谈话会，讨论秋收暴动及改组省委的问题。8月，彭公达写出《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指出党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是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缺乏坚决的心理和没有深入农村是暴动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湘南、湘西等地没有暴动起来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和牵制，使湘中暴动成为孤立，是暴动失败的第三个重要原因。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必须以农民为中心”的湖南第二次暴动计划。

但是，中共中央坚持撤换彭公达的决定。10月24日，中央委派的罗亦农、王一飞来湘改组省委，他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改任湘西特委书记。11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湖南省委和彭公达在指导秋收暴动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给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撤消了彭公达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并给他以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彭公达虽然受到了不应有的处分，但他并不气馁，仍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他接受新省委的工作分配后，用毕得成化名，于11月上旬来到常德“周游各地”，找桃源，汉寿、澧州、常德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调查了解情况，并提出立即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决定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抓紧农运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注重武装斗争等问题。接着，他在常德、桃源交界的平山、河洑、红波寺等处，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西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以常桃、常澧、常汉三个特区为中心的交通网；决定与贺龙部取得联系，向湘西上游发展革命势力，建立游击武装，实现湘西割据。正式成立湘西特委，他和张盛云、康序焕等七人被选为委员，并担任书记。湘西特委负责领导上湘西和下湘西的二十多县的工作。

彭公达任湘西特委书记后，首先以主要精力从事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在常德城区，他装成小贩，穿街走巷，先后在缝纫、理发、邮政，染织、轮驳、烹饪和人力车工人中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一些党的行业支部。与此同时，他还在鸡窝巷的福康酒店、法院街的芝兰宝、四铺街的王宏发竹器店建立秘密联络点，加强上下级党组织的联系。经过他和特委的艰苦工作，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常德、桃源、汉寿，石门、慈利，澧县、临澧等县党的组织。1928年1月，特委工作又扩展到溆浦、麻阳、永顺、龙山、桑植、沅陵、辰溪、芷江、大庸等县。到这年5月，仅常德、桃源、石门、澧县、临澧、汉寿、溆浦、麻阳八县，党员就由1927年11月的二百五十人发展到二千一百人，使湘西党组织进入一个“新发展的时期”。

彭公达在领导湘西特委期间，非常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差不多都建立了秘密农协，组建了“打狗队”，随时惩罚坏人和袭击敌人。从1927年12月到来年5月，湘西特委在常德近郊、桃源的兴隆镇、清溪和石门的南乡等地，先后发动农民暴动，使常德农村斗争“有猛烈的长进，杀戳土豪劣绅地主及烧豪绅地主的房子甚多，使豪绅地主阶级非常恐惧，逃避一空”；桃源清溪的农民起义，成立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形成以太浮山为中心纵横二百余里的武装割据，坚持两个多月，使“省垣为之震惊”。在这一连串的武装斗争中，他不仅指挥有方，部署周密，而且亲自组建特委直属赤卫队，带领他们打掉了常德崇河清乡办事处，缴枪十余支，手榴弹二十余枚；并用巧妙方法铲除了临澧县以挨户团副主任赵伯履为首的“四霸”，使敌人胆战心惊。

彭公达在主持湘西特委工作中，还特别注意斗争策略。他根据“马日事变”后湘西共产党人惨遭屠杀，被迫转入地下的情况，提出党员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发动群众斗争”，“发动乡下的游击战争”，“夺取溃兵的枪支”武装自己。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他又及时提出“采取扩大斗争”的方式及“注意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等策略。他针对“湘西匪风极盛，贫农多半为匪”的情况，提出了“党的策略是在分化土匪的群众，反对土匪首领”等主张。这些策略，对指导湘西当时的斗争，形成以太浮山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局面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28年6月初，彭公达因桃源县委书记曾松林等叛变，自己在常德“不好立足”，便离开湘西赴安源，向省委汇报工作，并写出《中共湘西特委工作报告》。6月7日，省委讨论通过了《湘西最近工作决议案》，对以彭公达为首的湘西特委七个月的工作予以肯定，指出“湘西（常德、桃源、南县、慈利、澧县等处）党的下层组织能在瓦解形势中渐次地恢复起来，并且开始走向斗争的道路”，“游击战争比较的是有组织”；“尚能有决心去开始兵士运动，成立了几个秘密士兵支部”；“对于土匪取的分化土匪下层群众、反对反动土匪的首领策略极正确”，这些都是好的，但也对湘西党的“秘密工作忽略，致使机关屡遭破坏，予工作上以极大打击”等缺点给予了批评。

此后，中共湖南省委改组湘西特委，彭公达根据省委的分配，分别用杨维策、杨春生、杨庆生等化名，经常秘密来往于长沙、安源，负责“遣送逃亡同志去安源”，并积极在驻长沙的国民党军第二军第六师戴岳部中活动，策动起义。他通过关系，在长沙与戴岳之侄、十八团团附兼第三营营长戴文（共产党员）取得联系，要求戴文发展革命势力，准备组织暴动。他们还商定暴动成功，则占领长沙，一旦失败，则向平江撤退，与彭德怀、黄公略部会合，并事先侦察好长沙到平江的道路。他还向戴文要了一支驳壳枪，准备暴动之用。

7月中旬，彭公达在安源不幸被赣军第三军第二十一团萧希贤部逮捕。在身份未暴露前，他想方设法争取出狱。他曾写了一封信托好友萧灿云（原为李维汉的秘书）的弟弟萧某，送给藏文团的连长雷鸣高（共产党员），要求雷找戴文设法营救。而萧某在途经湘潭易家湾时，被鲁涤平部搜出这封信，结果是雷鸣高被捕牺牲，戴文撤职下狱。

彭公达被解送到长沙后，与戴文、萧某同关在湖南省清乡督办公署。一天，经戴文“贿通看守人员”，他与戴见了面，并要戴“坚决拒绝自首，尽量利用关系脱险”！又说：“我是九死一生了，希望你能利用私人关系出狱，再设法营救我；如果不成，请帮我收尸！”两人还商定如何对付审讯的办法。有一天，督署提审他和戴文、萧某三人。他首先乘机对萧某说：“大家都有妻室儿女，讲话要有良心”，暗示萧不要“乱讲”。后敌人问他，戴文是不是共产党？彭公达装着不认识戴文，并讥笑说：“他不够资格，你们要杀他，我们欢迎！”督署因找不到戴文什么证据，而萧某又不认识戴文，加上戴岳、刘策成（当时任铲共法院院长）的帮助，对戴文只判了四年徒刑，减轻“罪行”送回老家宝庆执行，没有被鲁涤平、何键杀害。

当鲁涤平、何键知道彭公达是“共党首领”后，曾布置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多次审讯，妄想从他口中获取中共的机密。而他一面“坚决拒绝自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一面又采取特殊斗争方式，争取出狱，好继续为党工作。为此，他以“颇愿自首”的姿态，向督署交了一份假“供词”。“供词”中所“报告共案数起”，如他曾致函临澧县长李道宗，要求释放共产党员史训舟等人；与共产党员陈协平等镇压临澧赵伯履等“四霸”；组织指挥农民起义打掉祧源清溪团防局和常德崇河清乡办事处等，都是督署早就知道并为之震惊过的事实。“供词”中还开列了九十四人的名单，但这九十四人中，有的早已自首，有的早已牺牲，有的早已公开身份，有不少还是重名（同名、化名、谐音）错名和假名（实无此人），这实际上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名单。“供词”中有部分被督署称之为《阴谋册》的事，如用“大学”作为共产党代号，“中学”作为青年团代号等，这也早在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时用过的秘密代号，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而所“供”的湘西特委联络点是“武陵花园侧一号”，实际上此处并非联络点，面所写安源的几处联络点，则早已被叛徒出卖和破坏过了的。

彭公达提供的这份假供词，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保存自己，好继续革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是不会因一纸供词而将一个“共党首领”轻易释放的。他还是被杀害了。后来督署在杀害他的布告中这样宣称：“彭一面自首，一面嗾使会渠之共党速赴平江等处，参加暴动”，故彭之“自首非真，俟能回复自由，渠自有办法”，所以说他实属“罪大恶极”，“阴险卑污，法无可逭”。布告里所说的“自首”，就是指的上述情况，是不可信的。1928年8月27日，他被惨杀于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时年二十五岁。

彭公达牺牲后，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给彭公达的抚子彭树庄颁发了烈士证书。1953年4月，毛泽东主席曾亲笔写信给彭树庄，鼓励他努力学习，继承先烈遗志，好好建设祖国。（来源：《三湘英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