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夏，又名绪光、肖国，号竹雅，1880年11月7日出生在平江县长寿街南塘屋场一户小康之家。父亲方百川，为人正直，热心地方公益，应科举屡试不中，仍孜孜以求。1889年12月，在岳州郡试落第返里时，舟覆洞庭，不幸溺没。父亲的死，对他的刺激很大，决心自己不再应科举考试。有兄弟三人，他居长，两个弟弟玉圭和自强，后来均为革命牺牲。他六岁即随父读书，后到长寿街经馆就学。十四岁辍学在家，一面自学，一面务农。他向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一心想做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雅士”，因屋场周围有翠竹环绕，遂自号“竹雅”。族中一些长辈因他不应“岁考”，斥他为“不承父志”，他也毫不介意。只是母亲苦劝要他随当刑名师爷的堂伯方仁阶到县衙补个“学习文案”的差使时，他才勉强从命。

方维夏在县衙门学习文案期间，持身廉正，一尘不染，曾赢得“方圣人”的称誉。有次，方仁阶对县城景福堂的老板刘团福奸污佃户杨南山的儿媳致死，并将其儿子打成重伤的案件不作处理，反而串通县太爷索贿埋冤，他十分气愤，把方仁阶分给他的一份贿银丢在桌上说：“我不能要这昧良心的黑钱！”卷起铺盖，就回家去了。

长辈的非难，县衙的黑暗，加上当时康、梁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思想对他的影响，使方维夏再也无法安心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906年2月，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到长沙考入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简易科，同年7月毕业，从此开始他新的生活的追求。

方维夏一师毕业后，回到平江。拜访了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的凌盛仪（字容众）。凌是同盟会会员，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与妻李樵松（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即毁家办学，在平江创办启明女子师范学校。他同凌容众作了长谈之后，更加坚定了办学的决心。1907年，他在家乡长寿街创办长寿高等小学堂，并兼任校长。同年11月，他又与凌容众等商议，打算利用县城考舍及西斋为校址，再设一师范班，招生八十人，并附设小学，还确定教员不受薪水，约同志六七人负责教务等办法。尽管他第二年就离开了平江，这所师范班没来得及由他经办，但他提倡新学的热情，却为乡里所称颂。

1908年8月，湖南优级师范开始招生，分理化、博物、数学、地理四科，每科各取六十名（这所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为了深造，方维夏于是年投考这所学校，9月入学，在博物科（选科）学习。当时，按照清政府学部的规定；在优师选科毕业而成绩最优的学生，进京复试及格，可奖给举人，以部司任用。因此，许多学生大都埋头读书，希图入京复试，而他却关心国家安危和社会风云。他在给凌容众的信中，曾把1910年日本侵吞朝鲜之事，认为可作中国之“殷鉴”。又这年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他得知家乡对河岸上鲛鱼潭千石敷所存的几百担备荒积谷，被堂伯方仁阶把持，要运往江西高价出售时，便立即赶回家乡，发动几百饥民，在一天夜里挑着箩筐，擎着火把，把鲛鱼潭的积谷全分了。

1910年12月，方维夏在优师毕业，即受聘到岳郡四县联中任教。他在任教期间，曾撰写《非亲论》一文，否定“愚忠”、“愚孝”的伦理观念，更反对有人以“尽忠”、“尽孝”为幌子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篇文章曾使得一位自称“岳州名士”的联中教师捶胸跺足，把它视为对中国传统礼教的叛逆。

1911年夏，方维夏应母校一师之聘来到长沙，任博物、农业教员，并到周南女校等校兼课，在一师工作的七年期间，在政治上，他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的卖国独裁统治。他认为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正是中国“破产在即”之日，列强“瓜分屡唱”之时。而中国“将来总统之任”，亦只要“外人公认”即可，不烦民众选举。特别是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之后，他沉痛地认为5月7日中日条约既成，亡国之根本已定。他还联络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师联名给一师教师廖名缙写信，揭露廖甘当袁世凯鼓吹帝制走狗的丑恶面目和无耻行径，声言要与廖斗争到底，迫使廖不敢在一师公开活动。

在教学上，他注意教学联系实际。教博物课时，他经常带领学生去岳麓山采集各种标本进行现场讲授。任农业课主任教员时，除编写有《中等学校农业教科书》外，还常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园地，从事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的实践操作，既激发了学生对博物、农业学科的学习积极性，又美化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在任学监期间，他为学校编制各科各年级的教学内容表，具体指导各科各年级的教学。他编的《儿童训育法询》，曾被教育界人士誉为“诚办小学之良法善本”，并推广应用。

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他坚持民主管理的方针，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他曾将毛泽东看做是自己“最好的一个学生”。1915年上学期，毛泽东写了一份反对校长张干的传单，经他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才使毛泽东免被开除学籍。1917年10月，他以学监主任身份代理学友会会长时，曾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学友会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只从旁辅导。同时确定原由一师和附小两部教员试办的夜校，也交学友会来办，以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并拨出四百银元作为办学经费。10月13日，新旧两届学友会召开交接会时，方维夏曾勉励新的学友会说：“须知合群研究学科为人生无上幸福，此后希望部务积极进行，得到良好之成绩。”后来，他还和校长孔昭绶商定，在学校当局开行政会或教务会时，也吸收学友会代表参加，为湖南教育界首创学友会高度自治的良好风气。

方维夏还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在凌容众的《日记》中，还有他如何多次帮助家乡学校解决教材等问题的记载，说他“热心桑梓之公益，殊可感也”。他还为平江启明女子师范的经费问题，在长沙多方奔走呼吁，终于帮助解决。凌容众在1917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启明省款补助，自本年1～6月，可望补足千元之数。以后可望岁得二千元，此竹雅一人之力也。”

1918年暑假，一师孔昭绶校长因张敬尧部混成旅占据学校，使学生无法安心听课，学校经费亦无着落，愤而辞职。方维夏与孔校长私交甚笃，誓同进退，决定辞职赴日留学。9月3日，全校师生在校后妙高峰为孔校长举行的饯别会上，他和孔校长曾有诗唱和，现分别录其两首如下。孔昭绶留别方维夏的诗：

好风吹我到瀛洲，一舸如君又壮游；

寄语神山旧仙侣，故人无恙水天秋。



卷云亭峙妙高峰，独立苍茫听晚钟；何时一樽明月共，与君重破白云封。

方维夏的和诗：

岂有神仙阭僻洲，当年徐福亦间游；

君从渡海归来后，识尽人间不老秋。



奎星重聚妙高峰，断续难闻劫后钟；

忧患与君同出处，何时新辟草莱封。

1918年秋，方维夏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农业大学。1920年4月，他学成回国到达上海，立即投入湖南代表团在这里进行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并担任联络工作。5月6日，他来到衡阳，向驻衡驱张代表团报告了上海联络情况和“张敬尧新由上海慎昌洋行购到步枪三万余支”的重要消息。9日，驻衡驱张代表团特地开会向他表示慰问。

驱张斗争胜利后，方维夏应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邀请，出任政务厅教育科（也称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与此同时，他又被省教育界人士推举为省教育会会长。在他的主持下，湖南教育出现了新的生机，反映在“一为教育经费独立，一为私立学校增加，一为学校内容革新”。有人说，湖南教育能有这些成果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方维夏还很重视新文化在城乡的传播，1920年8月，当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时，他竭力支持，成为书社总社三十六名社员之一，曾两次向书社投资。11月3日，他和李六如等还开办了平江文化书社，这是文化书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个分社。与此同时，他和毛泽东、彭璜、姜济寰、易培基、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他十分强调对“俄国的国交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由于他积极参与倡导，使俄罗斯研究会成为湖南“公开研究社会主义之团体”。此外，他还提出大力发展平民教育，积极支持各工厂开办工人夜校等。

方维夏在湖南教育界的声望是很高的。早在1918年，他就被补选为省议员。到1922年3月，虽然赵恒惕已取代谭延闿掌握全省军政大权，排挤他这个受谭延闿器重的人，但他仍在平江以最多票数之一者当选为新的省议员。7月，他代表湖南省教育会赴济南参加筹备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以充作教育经费的庚子赔款使用问题。他在会上不赞成多数人主张以赔款作为充实国立大学图书馆、派遣留学生和设立西方古代文化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的经费的意见，力持异议，认为重点应放在支持初、中两级教育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事业上。据湖南《大公报》报道，他在发言中指出：“盖以赔款各项为数颇巨，原为各省所负担，人才教育、文化事业固宜注意，而初、中两级教育，社会教育之可以国库补助者，亦应含有平民普遍的意昧，酌予补助……义务教育补助费、市立图书馆尤宜注重。”由于他的坚持，使会议最终作出俟办法筹定后，将详细理由再电各省教育会征求同意的决定。

方维夏从济南开会回到长沙后，积极支持湖南工人运动的斗争。他利用省议会的讲台，一面公开表示对长沙织造、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活版等工人罢工斗争的支持，一面揭穿赵恒惕倡导所谓“联省自治”的骗局。他用赵恒惕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贩卖鸦片等罪恶事实，指出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借“自治”之名，行地方割据、祸国殃民之实，使省议会中的“拥赵”议员且瞪口呆，狼狈不堪。赵恒惕曾几次派人想收买他，威胁他，他始终不屈，毫不动摇。并对人说；赵恒惕想收买我，这是找错了对象。1923年谭（延闿）、赵（恒惕）战争结束后，赵恒惕对他这个所谓谭派人物下达了拘捕的密令。这时，他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秘密出走广州，开始了他新的革命斗争历程。

1924年初，方维夏到达广州，任湘军第五军秘书长，并在特别党部（湘军国民党的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他对广州局势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对于6月来广州的同乡好友、共产党员李六如说：“在广东国民党中，上层右派不少，如冯自由、谢持、邹鲁等，他们反对三大政策，跟着北洋军阀说广东政府赤化，又勾结帝国主义，同搞商团的陈廉伯、陈恭受一起，暗中捣鬼，还有一些拿枪杆子的右派……”使李六如对广东政局内幕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当李六如被党组织确定留在湘军中做统战工作时，他又积极予以支持和配合。并多次对李六如说：孙中山是革命的，但国民党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的人太多，要将他们拉向左靠，看来不大容易，不向右转就是好的。他述认为革命非共产党领导不成。反帝、反封建军阀，不同共产党合作，就不可能取得进展。1924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和中共广东区委批准，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方维夏在湘军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他除请孙中山向湘军官兵作讲演外，还印发了不少有关讲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和北伐的小册子。他经常下到各营、连和士兵促膝谈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向廖仲凯写信，吁请务必设法妥善解决湘军的待遇问题，1925年1月，当他被谭延闿任命为设在广州的湘军讲武堂（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政治都主任兼政治教官，担负起轮训在职的和编余的军官以后，更是与李六如等共同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为讲武堂拟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计划，严格组织实施，并亲自向学员讲课。他还请毛泽东等人到讲武堂作报告，组织学员参加广州工农兵的示威游行，大大提高了湘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并在以后的广州近郊、小北郊以及广东南路的各次战役中，累建战功。

1925年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8月，谭延闿所部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下辖四、五、六师和一个教导师。方维夏被任命为五师党代表。10月，他写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过去和将来》一文，对如何进一步加强第二军的改造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文章在回顾和分析湘军的精神和略史以后，指出“湘军现在既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至少要负三种责任，一种是负东方殖民地‘国民革命’主力军的责任，一种负中华民国民族解放的责任，一种负湖南被压迫阶级渴望救援的责任。”而当前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军需没有公开，酿出各军种种的误会谣言”；“第二，就是将领有欠诚坦，从前彼此不能开诚布公，致酿种种失败的原因”；“第三，就是干部军官和士兵程度不齐，有欠训练”；“第四，就是军纪太宽，历史上各军多以感情相维系，无论上下犯有过失，多于宽纵”；“第五，是兵夫饷需应按月发给，军队生活，应就可能范围渐次改良”。为解决上述问题，文章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打破军队私有的观念。希望二军将领都能“做到公忠诚坦”，“赤裸裸同向一个党的主义尽瘁，互相爱助，相率成风”，“将军队和枪支全归党有”，“什么行伍学生统系都要化除”；“打破一切统辖、历史、地域的界限”，“绝不成一人私有的观念”。二是要加强政治训练，“各军应由政治部充分的训练，不要有丝毫怀疑；士兵宜从识字运动做起，干部宜提倡研究会讲演会各种政治补习教育。”政治训练要“做到大家明瞭党义，结合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凡官兵一举一动一时一刻，都站在民众利益上面着想”，使军队“主义化、革命化”，完全成为“党的军队”，“民众的军队”。文章提到对“第二军将来的希望”，应该使二军成为“一个铁的党纪、铁的军纪，精神一天振奋一天，形式一天完备一天，可以受得艰难困苦，百折不回，替民众牺牲……在东方国民革命工作中可以为主力军，在民族解放中可以为主力军，在中国的改造前途中可以为主力军，在工农兵结合中可以为主力军”。文章最后号召说：“崭新的国民革命开国史，很灿烂的摆在大家面前，望大家牺牲全身热烈的精血，努力！奋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二军第五师开始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随后又奉命同二军其他各师去江西作战。方维夏随师做致治工作。他的政治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据这年12月9日发表的《第二军最近状况》一文，曾这样介绍各师的政治工作情况：“下级干部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二月的作战精神看来，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的力量。”五师在参加攻克南昌的战役后，1927年3月又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于3月24日攻下南京。当晚，他目睹美、英帝国主义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时，满街房屋被炸，人民血肉横飞的惨状，十分愤慨；同时又对蒋介石密电说上海南京外国人多，要他们注意关系的干扰更为惊骇，局势的变化，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革命的去处问题。这时，正值上海党中央派彭述之来到南京，向他和萧劲光（二军六师党代表）、李六如（二军四师党代表）、谢文锦（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主要干部谈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从内部分化国共合作，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但没有谈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应如何准备应变的问题，这仍然使他感到抓不住要领，内心十分苦闷。不几天，五师奉令随二军从南京渡江进驻浦口、明光、蚌埠一带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这时，武汉方面来电要二军开赴武汉。在二军代军长鲁涤平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上，方维夏和党内同志坚决主张与武汉国民政府联合讨蒋，并得到鲁涤平等人的赞同。当部队西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黄梅一带时，他又和李六如、萧劲光在二军中开展“讨蒋运动”，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部队开到武汉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后，他又投入了武汉群众的反蒋斗争。

方维夏在武汉期间，曾将妻子和孩子接来团聚，但他又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对妻子说：“今天你们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回去。一旦有事，你就带孩子回长沙，粗茶淡饭过日子，我是不能支持你们的，但要坚持下去。”“七一五”政变后，武汉沦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周恩来通知他在7月底以前赶去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他又走上新的革命征途。

1927年7月28日，方维夏和徐特立、张国基及另外两人从武汉乘船动身，于当夭到达九江，然后换乘南浔路火车在德安下车，再乘汽车到送南昌。

方维夏到南昌后，在贺龙所率第二十军第一师任党代表，一师师长是贺锦斋。他们住在江西大旅社，门外挂着二十军第一师司令部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起义军的总指挥部。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他曾向贺龙建议将二十军内不可靠的连长尽先撤换掉，并让共产党员担任连指导员。贺龙采纳了这一意见。8月1日凌晨，当起义战斗打响时，他和贺锦斋带领一师向南昌驻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进攻，他们冒着炮火，指挥部队爬上鼓楼，把敌人压缩到院子里包围起来，最后迫使敌人举手投降。起义胜利后，他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

8月4日，方维夏随第一师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这时，他已年近半百，但精神抖擞，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百里，不以为苦。9月20日前后，部队进入潮汕地区，他还应当地农民的要求，指挥部队消灭了揭阳西南炮台市附近一股力量较大的地主武装。

起义军南下时，因贺锦斋代理贺龙指挥二十军，方维夏同副师长欧学海担负着一师的指挥任务。不幸的是，部队在潮汕被包围，损失很大。当他和欧学海带领一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又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便按前敌委员会原来的命令，向陆丰方面转移。此时，欧学海以“起义失败”为辞，企图瓦解军心，带队叛变。他立即挺身而出批驳欧学海的谰言，并带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士兵向欧学海展开斗争。欧学海逃跑后，他带领队伍继续前进，不料10月10日上午将到陆丰时，又陷入敌东路军两个师的包围。他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来到广州，又参加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均告失败，但都没有动摇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而是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1928年6月中旬，方维夏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莫斯科，出席了18日至7月11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同在这个班学习的有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共产党人。在学习期间，因他为王明等人借机打击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一事向支部局提了意见，便遭到他们的围攻，说他受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利用；还说他过去与谭延闿关系密切，社会关系复杂，在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因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开除了他的党籍。但他自认对党问心无愧，决心弄个明白。在徐特立、何叔衡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他理直气壮地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上诉。经过斗争，他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党籍也恢复了。

1931年春，方维夏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苏区工作。他起初在闽西红军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11月调往瑞金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为了克服苏区经济因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而造成的严重困难，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全厅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需要。同时提倡节约，并以身作则，他粗衣粝食，艰苦朴素，有次，他还把按规定分给他的一件棉衣送回仓库，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好的影响，受到同志们的广泛费扬。

1933年初，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夏，方维夏被派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长。为了发展省苏区的文化教育，他在全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办学和识字运动。在短时间内，全区就办起了“七百余所列宁初级小学，八百所工农夜校，三所女子职业学校，三十余所女子半日制学校，建立了三十多个业余剧团，创办了《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十三种小报和刊物。”他还主持编印了一册《识字课本》，内容简明扼要，好读易懂，既能识字，又是政治教材。如其中的第十四课便是这样写的：

造福人，不享福，

雇农自己没有谷，

砌匠自己没有屋，

裁缝自己穿着破衣服，

为什么这样？

被人剥削的缘故。

方维夏在湘赣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时，还兼任司法部部长。在工作中，他对“左”倾错误的惩办政策不满，在11月召开的第三次省党代会上，曾就此提了不同意见。他还写过一篇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文章，就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他这些好的意见却被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士杰（后叛变）指责为有“托派思想”，指责他在编写的苏区教科书中，也有类似“托派”的语言；还指责他不同意中央以赤色恐怖对待白色恐怖，杀掉被判五年徒刑的罪犯等等，并开会斗争他，撤了他的部长职务。这是他在党内第二次受到打击。但实践证明：他是既能经得起对敌斗争的考验，又能经得住党内斗争的检查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湘赣省委为了开辟新的游击区，派方维夏率一百多人枪，到桂东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方维夏率这支小部队到达桂东后，与原掩护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这里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在桂东、资兴、酃县、遂川，上犹一带多次与敌交战。因战斗失利，损失较大，曾退至桂东普乐东水休整。11月，红四团团长李宗保带一个营和一个自动步枪班叛变投敌，并带领敌军前来围攻红四团。桃寮一战，四团政委旷珠权又向敌人交枪投降，第二天，团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也认为大势已去，相继离去。在部队处于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独撵危局，克服困难，重新收集红四团约八九十人枪，转战子桂东东边山的上下庄、青铜、泥塘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不久，他率部与罗荣率领的桂东游击队会合，并在新坊、龙溪、青石、麟潭等地连续打了一些胜仗，又在桂东东边山建立了根据地，使得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在这期间，方维夏还率部进行了一次惩罚青铜钨矿公司资本家克扣工人的战斗。一天深夜，他带领游击队先收拾公司守备队的三个步哨；然后炸掉守备队的碉堡，乘势冲进公司，将守备队缴械，惩罚了公司的资本家和把头，并将公司的一些财物分给工人，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和把头作斗争。

1935年4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赣南游击队约三百人枪，由油山经崇义、大余边境来到东边山，与方维夏收集，整顿的红四团余部以及桂东游击队会师。不久，项英、陈毅又命游世雄率百余人来到湘南，与蔡会文会合，正式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又称湘南红军游击队），同时成立中共湘粤赣特委，他被任命为特委宣传部长。从此，他全力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和游击队的发展工作，并迅速打开了湘南游击战争的局面，游击队也发展到一千多人。以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包括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郴县、赣南的上犹、崇义、大余、遂川、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的边界，纵横数百里，都成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

但当时环境是十分艰苦的。对于方维夏在这一期间与部队同甘苦、共患难的情况，周礼在撰写的《湘南三年游击战斗的回顾》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很生动的描述：“我是1935年秋天在东边山第一次见到方维夏的。那时，他已经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他为人耿介刚直，刻苦耐劳，到过苏联学习，满肚子学问。虽然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干劲很大。部队行军刚坐下来休息，他就忙着宣传；一打仗，他就带着左轮手枪参战。部队在一个大山整训时，他主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有次东边山开特委会，他还要我派二三十人去学习。他给干部上课，讲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讲党和红军的铁的纪律，特别是用苏联红军的英雄事迹，鼓舞大家的斗志。”

湘南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极大恐惧，湘粤赣三省敌人不断增兵“进剿”，并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叫嚷“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1935年夏季以来，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每一二十人编成一队坚持斗争。10月初，方维夏在桂东上下庄一带被敌人围困，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隐蔽在仙背山，给养一天比一天困难。这时，曾给他送过粮食的游击队员黄猷斌、郭先古、黄光古被捕叛变，他们按照沙田乡乡长郭英汾的指使，又以进粮为名，来到他的住地，对他说：“这里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别的地方打厂（搭棚）才行。”他信以为真，即要警卫员与通讯员随黄猷斌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厂”。当晚，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即被杀害。第二天清晨，黄猷斌等三人再次上山，他正在煮饭，即披郭先古一枪打死了，时年五十五岁。他的头被黄等人砍了下来，拿到桂东县县长张文晶处请赏，领到赏金三百元。他的头颅被挂在县城下黄桥“示众”。几天后，又送往长沙，向何键领取赏金。

方维夏牺牲后，他的学生方暨南等于1948年在平江他的家乡修建了一座衣冠塜，并刻碑纪念。杀害他的凶手之一黄猷斌，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以慰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