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的新四军重要将领之一。早在五十年前，当他就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时，毛泽东曾称赞他“政治开展，经验也多”，是人民军队中的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指挥员。后来黄克诚在晚年回忆到他时，还说他“作风正派，革命意志坚定，勇敢，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能说能写，敢于负责，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袁国平，原名袁裕，字醉涵，曾用笔名最寒。1906年5月26日生，宝庆（邵阳）东范家镇（今属邵东县）人。六岁读私塾，后入宝庆循程小学。他聪颖好学，又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同学袁磊明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他就向学校建议，准许袁磊明半工半读，即课余干些擦拭教室煤油灯罩等事，免去袁的学杂费负担。在他的多方帮助之下，袁磊明得以支撑到毕业。但他自己家里也同样贫困，特别在他读小学时，父亲不幸病逝，使得他刚读完小学也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哥哥弹棉花以维持生计。

1922年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宝庆招收四名公费生。袁国平前往报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他来到一师后，在徐特立、田汉等教师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被选为一师学生代表，参加长沙市学联，还当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

袁国平从小酷爱文学，是一师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得到国文教员田汉的赏识。后田汉去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他在1925年1月毕业后，也应田汉之邀去上海参加南国社的工作。南国社被反动政府查封后，他决心投笔从戎，在上海投考了黄埔军校。

1925年10月，广州黄埔军校来上海招生，袁国平报考被录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第三大队学习。当时黄埔军校左、右两派斗争激烈，他却能明辨是非，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左派学生活动。这年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袁国平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随军北伐，在途经湖南澧县时，他还连夜赶写话剧《万县血》，揭露当时英帝国主义在四川万县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用以激励军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他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政治部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为了平定夏斗寅部的叛乱，袁国平奉派随军开往鄂西参加战斗。临行前，他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并在照片背后写了如下的话：

亲爱的母亲：

一九二七年五月顷，反革命谋袭武汉，形势发岌。革命志士，莫不义愤填膺，舍身赴敌。

斯时，余在第十一军政治部服务，也奉命出发鄂西，抗御强寇。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就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

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儿醉涵于整装待发之际

一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夏斗寅部叛军被击败后，袁国平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五十二师七十四团一营三连指导员，并随军东进，驻扎江西九江。武汉“七一五”政变后，他率连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叶挺部进军广东，在三河坝与敌激战，撤至汤坑，继又转战汕头。11月间，他在汕头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如下的话：“目前时局混乱，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断头横身，亦革命者之家常便饭，请兄勿以多虑也。”

这年12月，袁国平奉命赴广州参加张太雷、叶剑英、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他负责接待来广州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向他们宣传党发动起义的有关指示。陈同生在《珠江风暴》一文中回忆他接待自己的情况时说：“我到了广州，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袁裕（即袁国平）同志，他年纪与我相仿，秀眉下一对光泽的眼睛，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接谈之后，他那卓越的见解和生动的言辞，令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宣传鼓动能力的领导同志……有力地激动着我，鼓舞着我，使我深深感到，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斗争还在继续着。”广州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部分工人赤卫队，由广州到达花县。在与广东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和其他同志将这些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军），由叶镛任师长，他自任党代表，然后率部去海陆丰与第二师会合。12月30日，当他率部路过紫金县黄花村时，根据当地农会干部和地下党员提供的情况，将部队佯称张发奎部，大摇大摆开进紫金县城，一举擒获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紫金县长邱国忠，并于1928年1月5日，在紫金县龙窝南面的炮子圩召开有大千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将邱国忠等十七人处决。1月23日，部队在海丰城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后，他所在的第四师召开党员大会，改选师党委，他担任师党委书记，积极协助彭湃开展东江流域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5月，国民党政府当局调集几十万兵力“围剿”东江根据地，红军遭受很大损失，最后被迫撤离东江。10月，他奉命随彭湃经香港去上海。1929年，他又被派往湘鄂赣根据地。

袁国平来到湘鄂赣根据地后，任湘鄂赣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不久，又兼任红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2月7日，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军与地方党委的一次联席会议，当选为红四、五，六军前委委员。6月，他参加红五军在湖北大冶刘仁坝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组建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由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他任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政治部主任。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在不到十夭的时间内，他领导军团政治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为国为民、英勇善战和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他除部署《红军日报》先后刊登《共产党十大纲领》、《土地纲领》，连续发表《告工农书》、《告劳动青年书》、《告劳动妇女书》、《告小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告敌方士兵书》等文告外，他自己还撰写过两篇题为《怎样巩固湖南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红军》的社论，分别刊登在7月30日和8月4日的《红军日报》上。对于怎样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他在社论中写道：“第一，我们应坚决地以专政的手段，镇压我们的敌人；第二，彻底实现苏维埃政纲，很快解决土地问题；第三，猛烈的扩大红军；第四，必须坚决的采取进攻的精神，与敌人作继续不断的奋斗。”在《扩大红军》的社论中，他对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精辟的论述之后，满怀激情地呼吁：“一切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工农兵劳苦群众，应该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冲破一切家庭观念、保守思想和地方主义，毫不反顾地到红军中来参加光荣的国内革命战争。”

袁国平在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期间，还负责接待各方代表，参加会谈工作。为筹集红军军饷，他曾亲自登门走访长沙商会会长左学谦，宣传红军政策，晓以革命大义，使左受到启迪和教育，不到一星期，就为红军筹集到银元四十多万元。

红军退出长沙后，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汇合后，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袁国平当选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从这年底到1934年2月，他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和两次入闽作战。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领导红三军团政治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从而保证了红军在装备低劣，物资匮乏、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能战胜比红军多几倍或几十倍的强大敌人。尤其在战时，他善于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创造了不少适合于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他在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上发表过许多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通讯、报道和论文，如《太阳嶂战斗》、《在浴血的广昌战斗中》、《高虎垴战斗的政治工作》、《现时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等。特别是他在1933年对第一次东线战役政治工作的总结和1934年的一次政治工作总结的发言，对战时政治工作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现时工农红军正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战时政治工作差不多占据了政治工作的全部，一切政治工作均应配合作战计划，适应战争情况，为保障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又说：“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除了依据一般任务，对本军、敌军及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给下级以一般的指示外，还应依据各个部队所处不同的环境与不同任务，分别给以个别的具体指示。使防守者能达成坚固的防守目的，攻击者能实施坚决的进攻，追击者能发挥猛烈追击的精神。”他还指出：“对于决战的方面，政治机关应特别集中力量与精神给以强有力的领导与帮助”；“在最危险的方面与最困难的时机，更需要政治工作有最大的努力”；“战争的环境，常常使得战时政治工作的集中指导，受到相当的限制，所以政治机关给下级的指示与工作计划，应带有充分的弹性，以发展下级工作的自动性。”所有这些，无疑对当时红军的政治工作都起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袁国平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者。他常坐在马背上起草传单、布告，一到宿营地，就迅速印发、张贴。他常在群众大会、军人大会上演讲。他的演讲材料殷实，生动形象，理论与实际结合，富有针对性，而且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陈毅曾夸奖他说：“袁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

1933年夏，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9月22日，国民党政府第十九路军派陈公培作代表，前往福建延平与红军谈判联合反蒋抗日的问题。东方军根据周恩来的电示，由彭德怀和袁国平与陈公培举行谈判，通过谈判使闽西前线的局势得到缓和。1934年2月，他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袁国平随军参加长征。1935年7月，红三军团改称红三军，他改任军政治部主任。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红一、三军团编为北上先遣支队（红一方面军又称“陕甘支队”），他任第一纵队政治部保卫局长。在长征途中，他不遗余力地加强政治工作，使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后，袁国平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了许多诗词，其中有和毛泽东《长征》诗一首，现照录于下：

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辟茫荒笑开颜。

1935年11月，袁国平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后改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工科）政委。为了办好学校，他亲自主持制订教学大纲，审定和编写教材；还经常深入基层，到干部、学员中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他经常给学员讲课，并和学员一起听课，一起讨论，深受学员的称赞和爱戴。第三科改为红军教导师后，他任师长兼政委，又兼任红军步兵学校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学校学员奔赴抗日前线。袁国平奉命留在陇东，担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他在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中，广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党派、信仰，共同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赶走日本侵略者。他还注意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作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到甘肃镇原县检查工作时，一到住地，就去向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各界人士讲演。1937年秋，驻甘肃的国民党军队派出一个高级军官参观团前来陇东，其中有他的黄埔老同学，他亲自出面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还赋诗两首以赠。诗如下：

三年同学十年仇，百战纠缠一战休；

差幸干戈化玉帛，愿从风雨济同舟。

逐鹿中原为国是，十年征战听人评；

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任陆沉。

抗日战争的烽火在全国越烧越旺，袁国平心急如焚，迫切希望自己能亲临前线杀敌。他在给侄儿振鹏的信中写道：“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到抗日前线去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又在给哥哥醉如的信中写道：“国事如此，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家事更不能不仰仗吾兄独立支持。知我如是，莫见责也。”

1938年春，袁国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常务委员。4月中旬，他经延安到达皖南泾县岩寺新四军军部。那天，正值军部召开军直和四个支队排以上干部参加的抗战誓师大会。他来到会场，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当前任务的指示。他说，新四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敌后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共同协力抗战。要迅速做好开赴敌后的准备工作，准备好了就立即派出精干的先遣部队，深入敌后开辟游击区，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要批驳那些“抗日亡国论”者，卖国投降、背叛祖国的汉奸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的讲话，激起了全场干部的阵阵掌声。

新四军组建不久，全军政治工作需从头做起。为加速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建设，1938年6月，他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关于政治工作的四条基本任务：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深入政治教育工作，使干部战士具有伟大的政治理想和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确立政工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建立政治工作从上而下的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党的政治路线的一致；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连队，战时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政治工作不问断的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他还强调要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去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并着重指出：首先，要确立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队中设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团以上要有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连队设政治指导员，班、排设政治战士。第二，要加强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战斗热情和严肃的纪律生活。第三，要加强民众运动。第四，要加强敌伪瓦解工作。第五，要做好战斗中的政治工作。

第一次全军政工会议结束后，袁国平到南京、江宁、镇江和芜湖一带前线视察工作。通过两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对坚持敌后抗战更加充满信心，他在给哥哥酵如的信中说：“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同时，他面对祖国河山的沦亡破碎，人民的惨遭蹂躏，百感交集，曾赋诗一首：

十年辛酸斗兵戎，愢我吴下旧阿蒙，

半壁河山沉血海，满地干戈抖沙虫；

北伐长征人犹在，千伤万死鬼亦雄，

弹丸挣扎鱼龙变，地覆天翻见大同！

1939年2月7日，新四军召开第二次政工会议，袁国平在会上作了《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结束后，为使新四军政治工作系统化、制度化和条例化，他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于1939年4月颁布试行。为了阐述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错综复杂和其政治工作的不同特点，他在1939年2月15日出版的《抗敌》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着重指出：“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流交错，游击战争十分困难；江南又是温柔乡，对军队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军队又分散游击在敌后，最易脱离上级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要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

1939年7月1日袁国平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上作了题为《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强调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意义。他说：“中国革命有长期革命战争的特点。军队是担任革命战争的武装，因此，革命政党必须特别注重对军队的领导，如果忽视这一点，必然会使革命受挫折。”他还进一步指出当前全军党的工作必须围绕下述中心任务来进行：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保证大江南北抗战任务的完成；二，努力响应党的号召，发扬党员在建军工作中的积极性和模范作用，与一切违背建军工作的倾向作斗争；三，继续努力巩固和坚强党的组织。在1939年12月2日召开的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作了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基本原则和基本的方式方法。他说：“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与实践的一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行动是理论的实践，并使理论向前发展，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

1939年春，新四军教导营扩建为教导总队。袁国平兼任总队政委。学员都是来自上海、杭州、南京等江南各沦陷区的抗日青年，一般经三至六个月的学习即分赴前线。他非常重视教导队的工作。在办学中，为了更快更好地达到教学要求，他提出三大原则：（1）少而精；（2）学与做；（3）理论联系实际。在军事训练中，要求精讲多练，苦学苦练，互教互学，课堂讲授与野外训练相结合。他还亲自为总队审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他编写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被定为指战员的必修政治课本，印发全军。他还编辑出版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选辑》一书。在这里受过训的学员，后来都一批批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得力骨干，也铭记着他为壮大新四军干部队伍所作的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袁国平结合当时的形势，先后发表了《新四军成立两周年——坚持为巩固统一、加强团结而斗争》和《声讨亲日投降派》等重要文章，以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号召人民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他还连续发表了《论江南伪军工作》和《对敌军的政治工作》等文章。全面阐述了做好敌伪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做好这一工作的正确政策和方法。

为了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袁国平还倡导创办了有两百多人参加的战地服务团，下设抗敌剧社、宣传队、创作队和民运队等。在文艺创作方面，先后创作和演出有《繁昌之战》、《魔窟》、《中华儿女》等剧本以及《新四军之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等歌曲。他们除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中演出外，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后抗日游击队作战地慰问演出。他还先后两次召开文艺创作和演出座谈会，发表了《抗战中的艺术观）的讲话，较好地解决部队文艺创作中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

1940年春，国民党政府当局以种种借口给新四军施加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力，加紧调兵遣将对皖南新四军进行包围。4月，袁国平受军部派遣，抵达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沛、张超洽谈，尔后又与该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同顾据理力争，几经舌战，未能达戚协议。4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谈判。5月19日他奉命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皖南情况，并带回周恩来有关尽快撤出皖南的指示，但没能得到认真执行。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日益加剧，他先后发表了《论合法与不合法》和《本军成立三周年感言》等文章，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文章指出：“不幸在中国抗日营垒中，正存在一些民族意识薄弱的人们，他们把自己少数人们的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还重要。他们害怕民众的觉悟与组织，比害怕日本灭亡中国还要厉害。他们与日寇有一个共同要求，就是极端仇视主张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于是这些人就容易成为日寇的俘虏和帮手，他们或先或后的，有意无意的，做了日寇在抗战营垒中的别动队。这就是今天在各地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以及反共准备分裂投降的顽固派。”

皖南形势日趋恶化。袁国平担心抗战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他在给哥哥醉如的信中写道：“由于国共关系紧张，不幸在江北、华北均发生摩擦，是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在皖南由于我们委屈求全，并以不卑不亢精神坚持立场，幸至今尚未进入流血的冲突。”他又写道：“和平巩固端赖双方之精诚相见，我之忍让亦有一定限度，如妨碍我之生存，亦不能一让再让，此点仍需国人能寄予同情。”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果然背信弃义，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按照预定阴谋，调遣九万部队在安徽南部茂林以东山区，层层包围准备北撤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政府军的重兵袭击。干部、战士奋起抵抗，英勇血战了七个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小部突围，少数被俘外，大部壮烈牺牲。袁国平在激战中，不幸身中四弹，伤势很重，躺在血泊中。被军部卫生连副连长李甫发现，立即派战士将他背起来，继续突围。他清醒过来后，用微弱的声音向李甫交代赶快突出去，找上级汇报，然后挣扎着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牺牲时，年三十五岁。1955年，他的遗骸已由安徽泾县茂林迁至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88年中共邵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辑有《袁国平文选》，以作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