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原名钟圣，字炎光。1900年6月10日生，资兴东区兰溪乡牵牛坳村人。七岁到黄阳书馆就读，后进入县城汉宁高小。1917年秋，他考入郴州第七联合中学，1921年毕业后，到乐城高小任国文教员。

青少年时代的曾中生，勤奋好学，才华出众，是学校的高材生。又喜爱武术，常同弟弟曾希圣向名师求教，有空就练，日子一久，居然也练出些工夫来，同学们都说他是文武全才。

1922年，曾中生所在的乐城高小被桂系军阀沈鸿英部进驻。他早年曾有过投笔从戎的志愿，此时又感到教学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离开学校，投入沈鸿英部，不久还被委任为参谋。有次，他作为沈鸿英的代表，前往衡阳与唐生智部谈判，达成了和解，避免了一场军事冲突，因此更受到沈的器重和赏识。但他在军队日子一久，逐渐产生了对军阀军队纪律败坏、作风恶劣的不满，以致不愿再耽下去。1923年冬，他毅然离开军队，返回家乡。

1924年春，曾中生来到衡阳，看望在省立三师读书的弟弟曾希圣。这时曾希圣已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弟弟的帮助下，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深受启迪和教益。1925年初，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经过半年的入伍生训练后，转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他在军校，不但学习刻苦，钻研认真，各科成绩都很好，而且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是《青年军人》撰稿者之一。他还与国民党左派分子一道，同国民党右派御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次，他按党组织的决定，曾以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向校长蒋介石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孙文主义学会的阴谋破坏活动。当蒋介石训斥请愿代表时，曾中生坚决表示：“我们是来革命的，不论反革命怎样破坏和捣乱，我们都坚决革命到底！”这年底，他在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曾中生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中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他到部队后，参加建立和整顿政治机关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宣传，积极促进唐生智率师北伐。10月，他随北伐军来到武汉，主持汉口《民国日报》的工作。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他以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身份，在一次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七一五”宁汉合流后，他奉党的指示，秘密转往上海，于9月被选派去奠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他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回国的请求，于这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4月，他调往南京，同市委书记顾志鹏一起，负责党的组织整顿工作。同时，他还利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有效地展开白区的兵运话动，并很快秘密控制了一个学兵营。正当他的工作取得进展之际，由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党中央，却错误地提出在全国大、中城市进行总起义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南京市委领导学兵营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南京，他还被任命为总指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表示反对这一计划，还专程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认为以现在掌握的武装力量，去夺取国民党重兵驻守的心脏地区南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同。但到了7月，李立三亲自兼任江苏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之后，又执意命令他在南京举行武装暴动，他再次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同江苏省委行动委员会发生了争论，但毫无结果；他又建议即使举行起义，也应立即将部队拉上山去打游击，而不是夺取南京。这一正确主张又遭到李立三等人的否定。后来，他执行这一命令的结果是，起义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疯狂镇压，学兵营被缴械，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近百名党员被杀害，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

中共江苏省委为重整党的组织，于9月6日决定曾中生任南京市委书记。他临危受命，坚持斗争。一次，他在后湖洲公园正要与一个同志接头时，不期被一黄埔同学，原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纠住不放。他设法摆脱后，迅即离去。因身份暴露，不久被调上海中共中央工作。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鄂豫皖苏区。11月28日，他来到鄂豫边孝感苏区原鄂豫特委秘书处所在地后，正值蒋介石调集八个师、三个旅近十万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为了应付这一紧急局面，他立即召开特委和附近各县委负责同志会议，着重讨论解决组织领导和反“围剿”的斗争方针问题。会议决定取消党团合并而成立的行动委员会，建立鄂豫皖临时特委和鄂豫皖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加强反“围剿”的统一领导，会议还制定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一方面以地方武装结合各地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迫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另一方面则集中红军主力，突攻敌人的弱点，以扭转武装斗争的全局。他还将会议精神派专人向红一军作了传达。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于12月中旬连克六安金家寨及附近的麻埠、独山，占领苏家埠，直逼六安城下，歼敌三个团和大量地方武装。接着，红一军又力歼向皖西六（安）翟（丘）进犯的敌军中路一个团，叉在运动中击溃南北两路的敌军。至此，皖西根据地全部恢复，红军发展到一万八午多人。在抗击敌军向鄂豫边中心地区新的进攻中，他主要以广泛的游击战来打乱敌军的进攻部署。他一面指挥游击队和地方群众武装，在敌侧后袭扰，一面调集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十五军，集中打击敌军弱点，使敌军穷于应付，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守势。

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合后，曾中生根据党中央指示，将两军合编为红四军，并针对当时敌军转入守势之机，决定采取进攻作战方针，即先相机歼灭根据地周围的弱敌，同时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孤立据点，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由于他指挥有方，就在这个月下旬红四军主力包围麻城北磨家楼守敌的战斗中，既给前来增援的敌十三师四个团以迎头痛击，使援敌损失惨重，又全歼磨家楼守敌一个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缴获了长短枪千余支，子弹不计其数。再如二月初为了攻占薪集，他在察看地形后，决定采取坑道爆破法，随着一声巨响，红四军第十师从二丈宽的爆破口杀入，全歼新集城内武装一千余人。随后，红四军与地方武装相继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二十余个，使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

2月中旬，为了扩大战果，曾中生在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决定向京汉铁路沿线敌占区发动新的攻势。3月间，他指挥红四军以“飘忽战术”，先后袭占了李家寨、柳林河东站，切断敌人交通，歼敌一千余人。然后迂回包围赶来双桥镇增援的敌整编兰十四师，发动猛攻，活捉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千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鄂豫皖反“围剿”的一次空前胜利。时隔几十年后，徐向前元帅在回忆这一战斗时，曾对曾中生作了如下的评价：“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又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之际，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双桥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曾中生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由他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在会上总结了鄂豫皖反“围剿”斗争及党政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提出了“巩固根据地与加强红军”为党的“第一任务”，指出“在粉碎敌人的‘围剿’之后，应有阵地的向敌人进攻，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制定了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收支、粮食管理等一些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为了培训军政干部，他还决定建立四个教导队，创办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亲自兼任分校校长。

1931年4月，国民党政府当局纠集十一个师的兵力，改用“追堵兼施”的战法，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曾中生和特委决定采取避其锋芒，打其虚弱的方针，率领红军主力向皖西地区转移。这时，正值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由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派出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根据地来“改造”党和红军。张国焘等抵达新集后，根本不听他从前线徒步赶回所作的汇报，也无视根据地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竟指责他在鄂豫皖根据地长期以来都是执行“非布尔什维克路线”，叫嚷必须以“四中全会”为准则，进行彻底的“转变”和“改造”。5月11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他被任命为分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但为时不久，张国焘又诬蔑他“助长了党内家长制下面的党内和平倾向”，“对四中全会怀疑”等，将他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把他排斥在鄂豫皖分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之外。

曾中生到红四军后，与邝继勋、徐向前等一道，继续率领红四军英勇作战，取得了鄂豫皖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张国焘不顾这些，于6月下旬在新集召开的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又对他进行新的攻击，说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后，使“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党、苏维埃和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和反革命的大活动。”他对这些攻击曾用大量的事实作了严正的驳斥。而张国焘却给他扣上“反对四中全会”等大帽子，强迫他检查和交待问题。

曾中生同张国焘在军事问题方面的争论还更为激烈。早在6月初，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结束时，他就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应该趁敌暂取守势，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时机，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他还同徐向前等向分局建议：红军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配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反动武装；而以主力南下向外扩展，恢复蕲春、黄梅、广济等地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同时解决部队经济和粮食的困难。对于这样正确的主张，张国焘却借口要“巩固苏区”，不予采纳，还指责提这样的建议，“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按照张国焘的决定，红四军主力集中在根据地剿匪，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向外发展，整整贻误战机五十多天。在这期间，他和徐向前等再次申述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才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但在进攻方向和兵力部署问题上，张国焘却一变而为冒险主义者，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要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直接配合中央根据地作战。而他极不赞同张国焘这一行动部署，认为红军应以巩固阵地为依据向外发展，至于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减少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但这些好的意见仍被张国焘所拒绝，并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

红四军在南进途中，于8月1日攻克英山县城，歼敌一个团，缴获长短枪一千二百余支之后，曾中生同徐向前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认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敌人薄弱，红军较易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并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也易奏效。而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地的白区，红军孤军深入，打疲劳战，毫无胜利把握。于是他们决定改变原来东进的计划，一面将实情呈报分局，一面挥戈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就这样到9月1日止，红四军以五个团的兵力，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座县城，歼敌七个团，俘敌五千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武汉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兵力，并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有效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并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志，初步恢复了这一带的地方工作，组建了一支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形成以英山为中心的罗（田）、蕲（春）、太（湖）大片红色区域。

正当曾中生等率领红四军乘胜歼敌之际，张国焘却连续派人送信指责他们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同中央分局是属于“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强令他们率队“立即北返，不得有丝毫停留”。为此，曾中生等于8月20日向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地申诉了与张国焘的论争，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都忘却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

9月1日，曾中生、徐向前等接到张国焘8月17日的来信，只得依照分局的命令，率领部队北返。9月4日，部队移驻英山鸡鸣河后，他主持召开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大家都不同意这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会后，他集中大家的讨论意见，写信给张国焘，逐条驳斥了张的无理指责，尖锐地批评了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信中写道：“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匪区，又是山地，清（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区别了……”

曾中生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他从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据理力争，但不能制止张国焘蓄意用阴谋手段来对他横加陷害。恰在这时，国民党特务派人送一封密信给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诡称许已与蒋介石暗中勾结，表示欢迎许率部投降蒋介石，许继慎立即连人带信送交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和徐向前经过对敌特审讯后，认定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种手段，许继慎“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将特务和信件送交中央分局处理。而张国焘却以此为借口，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等，用刑讯等恶劣手段逼供所谓许继慎是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诬陷许继慎等人“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全盘的反革命计划”，诬蔑红四军南下是曾中生受了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然后，当红军于9月13日回到麻埠后，立即派陈昌浩前往红四军宣布中央分局决定，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替，并亲自带着一支先头部队将他和许继慎押送到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月底，张国焘亲自在白雀园主持所谓“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疯狂地将许继慎等一批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均扣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10月上旬，张国焘又在泼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斗争，并大耍狡猾伎俩，抓住他主持的鸡鸣河会议大作文章，无理指责他“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最危险的、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他也针锋相对，对张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许多干部也发言表示不平，而张国焘却仍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罪名，宣布将他调离部队“考察”。张国焘这些错误的处理决定，得到了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党中央的支持。

曾中生虽受到错误的处理，但他在红军中有极高的威信。这年12月，黄安（今红安）独立团扩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时，根据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同意将他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兢兢业业从事红军的工作，深入连队抓好训练，使黄安独立师的战斗力提高很快，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圆满完成了任务。特别在1932年1月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将由汉口北上黄安高桥河地区的敌八十九师歼灭近千名，缴获长短枪七百余支，为新成立的黄安独立师赢得了声威。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四方面军转战豫南、皖西期间，不仅未获得战果，还遭受了一些挫折，致使皖西根据地损失了六分之五。在转战中，曾中生率领的独立师在永家河打垮了数倍于我之敌的进攻，但他臂部中弹负伤，被送到总部医院治疗，没有等伤痊愈，他就回到了部队。这时，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张国焘的“左”倾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拉着红四方面军无目的、无计划地从湖北经河南向陕西方向转移。一路上，部队与前堵后追的敌军浴血奋战，伤亡很大。

在这关系着红四方面军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曾中生痛心疾首，时时为红军的前途担忧。12月9日，当部队抵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时，他与邝继勋等商议，拟派人去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转移的错误行动和军阀主义领导作风，请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挽救危局。后改由他集中大家的意见，以书面形式交给张国焘，对张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张国焘因鉴于自己的处境孤立，虽被迫在第二天于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并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但实际上，张国焘对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耿耿于怀，并伺机进行打击和报复。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南部西乡县钟家沟地区。前敌委员会决定进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中生虽因负过重伤，走路一颠一跛，行动很不方便，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同指战员一道，越过蜀道天险，胜利到达了川北。1933年2月7日，他还当选为在通江正式成立的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参加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6月下旬，在通江新场坝召开的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关于且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对巩固革命根据地有着重大的意义，为建立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任务。接着，他又根据红四方面军的扩军情况，将原有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即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后又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使红四方面军一下扩展为五个军，八万余人。此后，他除及时开展军事训练，提高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和部队的军事素质外，还将主要精力投入从事军事科学的研究，在总结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上，写出了许多军事理论文章，帮助广大指战员进行军事理论学习，在7—8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写有《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对四川军阀部队的情况，红军的作战要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为了便于指战员记忆和掌握，他在每一节的开头，都写了一段四字一句的韵文，既好读，又好记。如叙述川军情况的开头写道：“编制甚老，兵器小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拉夫拉兵，痛苦难申；一点攻破，全军自崩。爬山倒凶，收买冲锋；一气虽勇，再则无功。小奸小诈，不为不高；但不持久，且怕包抄。”在叙述红军的作战要点时，他写道：‘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山险寨多，不易硬攻；小部活动，最易成功。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主力迂回，抄敌背后；歼敌之效，以此为最。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等等。他在另一篇题为《游击战争要诀》的著述中，将内容分为总纲、游击战争通则、游击战术三部分。在总纲部分明确指出游击战争的性质、任务，他说：“我们的游击战争，是用少数部队采取避实就虚，飘忽无常，随机制敌的战术，专门去号召广大群众斗争，牵制敌人弱点，截断敌人联络，破坏敌人后方，骚扰敌人周围，而不固定一个后方或与敌作持久战对垒防御等等。”而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目的是：“武装、宣传、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实行与扩大土地革命；建立与扩大苏维埃政权；创造与扩大新的苏区，创造与扩大新的红军；巩固苏区发展，配合红军行动和专门用游击战术来疲惫、牵制、破坏与消灭敌人。”文章还对游击部队应具备的条件，游击战争网的布置与政治工作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在游击战争通则部分，明确提出了不攻坚，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具体配合，发动群众袭扰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坚壁清野，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十六条规定。在游击战术部分，特别详细解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原则及其具体运用方法。无疑，这些文章对于用军事科学武装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正当曾中生致力于研究军事理论和指导部队训练，并取得显著成绩之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在川陕站稳了脚跟，着手“除掉”曾中生等“心腹”之患的时机已到。张国焘先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批领导干部诬蔑为“右派”、“反党活动分子”，实行疯狂的报复，将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秘密杀害，还将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关押、软禁起来。然后把矛头对准曾中生，指使陈昌浩在8月召开的后方党团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大肆攻击，说什么“在中生指使之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并提出其政纲，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接着，张国焘自己又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无中生有地给他罗列了“右派首领”、“托陈取消派”等罪名，狂叫“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踏，必须执行纪律”，接着宣布撤消他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随即将他非法逮捕关押，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交待“错误”。

曾中生在战场上负过重伤，又遭到张国焘的折磨、迫害，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仍然洋溢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他在被关押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其惊人的毅力，写完了题为《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近三万字的著作。在这篇军事著作中，他系统地总结出反“围剿”的十种战法：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络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袭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景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9、尽力发挥夜间的作战；10、突出外线的攻击。这些战法，生动地体现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同时，他又根据历次反“围剿”中所遇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人所采用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重层配备”、“活动搜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挑选抽编、编组进剿”等十种“围剿”战法，为红军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在这篇军事著作中，他还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革命战争中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深刻地总结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即关于人民战争；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关于内线作战，诱敌深入以及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等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个主要军事思想。然后，他在这篇著作的前言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近代战争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斗争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战斗经验”而写成的，是鉴于“红军的飞快发展，红军的迫切需要”，而“呈献于英勇战斗的同志们”，用以进行革命战争的。10月初，当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他这篇著作印成小册子发给部队时，立即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并把它作为训练部队，组织指挥战斗的必用教材和依据。五个月后，这本小册子又由西北军区政治部翻印，发行面更为广泛。后来这本小册子和《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一起，随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艰苦转战，滞到了延安，为毛泽东在1936年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实的素材和依据。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在张国焘的非法关押之中。他拖着伤残的身体，拄着拐杖，艰难地随军行动。一路上，他和“监管”他的人员交朋友，常利用宿营和吃饭的机会与他们谈心，跟他们讲党的革命历史。很多干部、战士听了他的谈话，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曾中生也常常从战士、干部那里听到有关张国焘的罪恶活动，这更加坚定了他要同张国焘斗争到底的决心。

6月，曾中生听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的喜讯，激动万分。他向看守人员要来纸笔，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相信党中央对他的问题会作出正确的结论，同时，他向张国焘要求释放，并允许他直接向党中央汇报。张国焘害怕他向党中央揭露自己迫害干部的事实真相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扣押了他给党中央的信件，更不许他和中央领导同志见面，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监管，到最后竟采取杀人灭口的卑鄙手段。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他被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勒死在四川卓克基北面的密林中（时年三十五岁），然后又指使其党羽在卓克基南面故意放出“曾中生通敌逃跑快追”的叫喊，并组织武装人员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到第二天，又放出“曾中生通敌逃跑，已掉进河里淹死”的谣言，后来还将看守人员抓起来关押、审讯，以图掩盖事实真相。

由于张国焘严密封锁消息，在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并不知道曾中生已被杀害，但对于他的生命安全十分担心。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又特别指出：“廖承志、曾中圣（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生命安全，并给予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但这时候，他已被杀害半年多了。

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生。他生前的亲密战友一致赞扬他是我党早期卓越的军事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创立了丰功伟绩。1989年，在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上，他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三十三位军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