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担任过党内外许多重要职务，在湘江之滨，赣江之畔，以及大别山区，华中平原，艰苦奋斗了十个春秋，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党的优秀领导人，却被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给杀害了！

刘士奇，乳名齐才，又名贻才，字锐初，1902年7月9日生，岳阳县黄秀乡人。父亲刘实藩，是位医术精湛的乡村医生。在兄妹四人中，他排行第三。小时随父课读，后到私塾读书八年，深得塾师潘琼楼先生的器重，并给他取名“士奇”，以表示对他品行学业的赞誉。1919年春，他考入了洞庭灌高等小学，两年后，又考取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在长沙读书期间，他结识了郭亮、夏明翰等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他很快成长为学生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总务部主任。1924年夏，经郭亮、夏明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秋，刘士奇在商专毕业后，曾拒绝校方介绍他到英国洋行去任职，而是按照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派遣，到株洲从事建党工作。9月，他在株洲发展农运积极分子汪先宗等入党，帮助组建中共湘潭县东一区八叠乡党支部和秘密农会。1925年春，他又受共青团湖南区委的委托，在株洲发展团员十九人，组建了共青团株洲特支，代号为“朱特之”，并担任特支书记。8月，他还当选为共青团安源地委候补委员，负责学生部的工作。为了处理在安源发生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屠杀六名工人，伤捕近百名工人的“九月惨案”，他和黄五一遵照中共湘区委的指示，成立了安地事件善后委员会，在醴陵、株洲一带联络失散的团员和青年工人，于11月初恢复了共青团安源地委，并当选为团地委委员。年底，他奉命回株洲工作。不久，八叠乡农会总干事汪先宗惨遭勾结军阀的劣绅汪孝逵杀害。为了声讨军阀的罪行，他除派八叠乡党支部书记易春庭和汪泽凯赴长沙向中共湖南区委汇报外，一面亲自写好状纸，交烈士亲属向湘潭县署呈递申诉，一面发动各公法团体开展抗议活动，并组织汪案鸣冤委员会，在八叠乡召开汪先宗烈士追悼大会，强烈谴责军阀政府的罪行。会后，他被选为驱赵（恒惕）反帝委员会湘潭分会会长，一场驱赵的群众运动迅即在湘潭展开。不久，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6年9月，刘士奇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被派遣到岳阳县领导农民运动。他来到岳阳后，先同地下党的同志龙启赓、孙稼等组建了中共岳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以“岳迪伟”为代号，并担任书记。接着，他将一批共产党员作为县农运特派员，派往各区乡领导农运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周希武、彭德基等建立联系，共同推动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到1927年3月，全县区农民协会发展到二十个，乡农民协会八十多个，农协会员达十万余人，工会会员三千四百多人；全县城乡还建立了党的支部三十多个，有党员八百多人。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的第四天，刘士奇得到北伐军团长、驻岳警备司令周希武送来的情报，说上司已有监视共产党活动，务必一网打尽的命令，要他赶快作好应变的准备。于是他立即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转移交通暗线，疏散机关人员，二是命令各区农民自卫军到新墙集结，准备上山打游击。此外，他还在竹荫街十字路口张贴了用信纸写的如下一份启事：

迳启者：因近日长沙发生军民冲突，士奇奉命前往调解。士奇一走，土豪劣绅又会造谣，不日士奇被某师扣留，即日如何如何，以图扰乱革命秩序。兹特警告不法土劣，如有胆敢造谣生事者，士奇回岳，决不宽贷！

刘士奇来到新墙的第二天上午，他正在中山学校操场向集中的农民自卫军宣布去湘鄂赣边界打游击的部署，不料一些农军顿时起哄索饷，使操场一片骚动。他当机立断，认为这支队伍不可靠，决定就地解散，而自己则立即秘密出走武汉。

6月，刘士奇从武汉来到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八一”起义部队转移后，他担任新改组的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工委主任。9月下旬，他奉命去鄱阳县恢复党的组织，并兼任鄱阳县委书记。10月，他与从吉安经弋阳来到鄱阳的方志敏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使赣北和赣东北的党组织得以了解党中央新的策略，如实行土地革命和举行秋收暴动等。

约在1927年9—10月间，刘士奇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部署，出任新组建的赣北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设在九江。他在特委工作期间，曾着手整顿各地党的组织；创办《特委通讯》和《政治通讯》等刊物；在德安、星子、修水等县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工农武装，组织年关暴动。根据当时情况，经请示省委同意，他将特委机关移驻修水西乡的塘城坳，这里群众基础好，敌人统治薄弱，且有余、曹宗族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到年底，当他以塘城坳、沙坪、全丰一带为中心，组织杨祠暴动时，由于受到“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和对敌情估计的不足，被曹姓宗族的反动势力串通靖卫团先发制人，致使杨祠暴动失败。不久，他回到九江，调任省委秘书长，并在中共江西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29年5月，刘士奇奉调去红四军工作，因交通阻隔，未能到职。后改任赣西特委书记。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策动国民党吉安重镇靖卫大队长罗炳辉起义。他同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升熙通过赵醒吾同罗炳辉交往的关系，曾同罗炳辉谈话，并同意作罗炳辉要求秘密入党的介绍人。他还向罗炳辉交代三条任务：一、绝对灰色。二、多派同情或支持自己的人打入靖卫团。三、保持单线联系。10月底，罗炳辉遵照赣西特委的密令，借奉命率靖卫队进城整顿之机，率所部千余人从值夏开往兴国新圩起义，加入工农红军，组成江西省红军独立第四团，受到赣西特委的热忱欢迎。

1930年1月，赣西南的独立第二、四团和延福、富田等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2月7日，在吉安陂头圩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赣南、湘赣边三个特委的联席会议上，曾决定将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被指定为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在2月16日成立的四、五、六军总前敌委员会上，他又当选为前委委员，并同毛泽东、曾山、朱德、潘心元组成五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他根据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领导赣西南广大的党政军民，积极从事扩大农村根据地和工农武装的建设，并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使农村出现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7月间，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成立，曾炳春为军长，他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纵队，共二千多人枪。与此同时，有三十四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色区域纵横三四百里。这是赣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可惜为时不久，在8月上旬赣西南特委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被冠以“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违背中央“一切工作向北猛进”方针的罪名，受了批判，并撤销了他的特委书记职务。9月，当总前敌委员会指示赣西南特委命令他随军出发，去南昌恢复中共江西省委时，他已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去了。

1931年6月刘士奇奉中央指派，从上海到达鄂豫皖苏区。7月中旬，他被任命为鄂豫皖苏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在对红四军南下的行动方针问题上，他同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都不赞同军委分会主席张国焘坚持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占安庆，威逼南京的意见，而是主张攻打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根据地，再伺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援助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8月，红四军攻克英山县城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和中央分局作了“鉴于敌情与地形，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到立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的报告，并同时挥师南进，连克浠水、罗田、广济三座县城，歼敌七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但张国焘却指责军部领导“走到公开的对抗”，“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为此，他受红四军在英山鸡鸣河召开全军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的委托，独自回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向张国焘面陈一切，为红四军的行动提出诚恳的申诉，心平气和地如实汇报红四军南下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及其对局势的影响。这年11月，红四军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扩编为红四方面军，他被任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接连取得黄安（今红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约四十个团，计六万余人。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0月，刘士奇与师长徐海东率一个团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转移，掩护任务完成后，他与这个团被截断在皖西北，与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这时，部队不足三千人，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下，转战于皖西北、鄂东北地区。月底，他在英山的西界岭与郭述申所率的地方部队会合，两部合并不足五千人，再加上被敌人截断在皖西北的群众、地方干部和红军伤病员共两万多人，也需要部队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他和郭述申、徐海东等商议决定组建红二十七军。从内线转向外线，向东行动，避敌锋芒，寻机打击薄弱之敌，坚持皖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10月2日，红二十七军在金家寨宣布成立，由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接着，部队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霍山、潜山、太溃、宿松一带行动，然后指向安庆，威胁敌人后方。这一行动调动了敌军三个正规师及地方武装数万人的堵击，这无疑给转移中的红军主力减轻了压力，同时也削弱了敌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9日，当红二十七军进到宿松县趾风河以东的昔家垅时，他利用趾风河一带的有利地形，集中兵力，狠狠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军第四十六师堵击红军的两个团。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四点，共歼敌一个团，毙俘敌军一千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机枪八挺，步枪八百余支，子弹四万多发，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初步扭转了红二十七军的被动局面。

在半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中，刘士奇感到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掩护好随军转移的群众。由于人多，又无组织，又要穿插在部队之中行进，使部队作战十分困难。但他同郭述申坚决不赞同有的同志提出的甩掉这个“包袱”的意见，而是用坚持边作战，边掩护的方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群众一道行进。

当时，刘士奇和郭述申为了摆脱困境，曾拟定北渡淠河，返回皖西北根据地的行动计划，不料行至头陀河时受阻，出战不和，遂折向东，继续在外线作战。10月24日，他先在霍庄全歼敌三十二师一个营，然后率部星夜向桐城县土岭方向转移，在土岭渡过桐城县境的大沙河，凭河阻击追敌。11月初，刘士奇率部到达霍山县三里店，决定渡过淠河，返回皖西北根据地，却不期又在淠河东岸磨子潭被追堵之敌压在河川峡谷之中，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但他指挥若定，果断地命令师长徐海东率一个团强渡淠河，向黑虎尖阻敌发起冲击，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再命令团长程启波率领一个突击队，从敌人侧翼的悬岩峭壁爬过去，绕到敌人背后发起突袭，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取得了这次突围的胜利。

磨子潭突围后，刘士奇和郭述申等带领缩编的三个团继续斩关夺隘，又经过好几次恶战，终于进入了赤南（今属商城县）根据地。他们在大埠口召开了红二十七军军部和鄂皖工委联席会议，决定将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分配到各地工作；动员随队的群众返回家乡；将伤病员交给赤南党组织安置；并留下一个团开展保卫赤南根据地的斗争。会后，他和郭述申率瓴两个团出发，于11月24日到达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找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29日，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撤销红二十七军建制，将两个团编入红二十五军。就这样，他所组建的红二十七军，从成立到撤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这个军的指战员，在难以想象的艰难条件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足迹遍及英山、太湖、潜山、舒城、霍山、宿松等十多县，行程三千多里，大小战斗十多次，歼敌四千余人，最后又掩护随行群众回到了根据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在鄂豫皖的革命史上应占有光辉的一页。

在红二十七军撤销后，刘士奇被留在鄂豫皖省委，再也没有分配工作。到1933年上半年，他被执行张国焘错误肃反政策的鄂豫皖省委冠以“畏缩逃跑”，“丢掉群众”，“要拉部队过江离开苏区”的罪名，当作“反革命”处决了。

红军长征到达陕南后，党中央在为死难烈士进行平反时，刘士奇的沉冤也得到昭雪。解放后，徐向前忆及这一往事时，曾深情地说：“刘士奇工作积极，平易近人，干群关系好，是一位好同志。”1982年，郭述申回忆时说：“刘士奇同志是在完全同主力部队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同我们一起组建了红二十七军。他作战勇敢，有指挥才能，不但善于作军事工作，也善于作政治工作，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大家努力，既保存了我们的红军部队，又保护了群众。刘士奇同志对革命是有功绩的。”

这就是党和人民对刘士奇烈士永恒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