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冬生是一位从当看牛娃、工人、士兵成长起来的军事将领。他经历了二十年的戎马生涯，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卢冬生，又名宋明，1908年4月16日生，湘潭七都一甲（今良湖乡史家坳村）人。父亲以佃耕史姓族田为生。后被史姓族人排挤夺佃，只好带着大儿子去二百里外的安源煤矿做工。而他同另外四个兄妹跟母亲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他七岁时，便到湘乡县一陈姓地主家放牛。每天除放牛外，还要割几筐青草和挑满一缸井水。他从小的辛勤劳动，得到东家二少爷陈赓的同情，平日还为他做些包扎伤口和教他读书识字等事，他也对陈赓有了感情。1916年冬，当陈赓去投湘军后，他认为在这里没有再关心他的好人了，便于1917年春也离开了陈家。他在家耽了一年多，到1918年5月，又到湘潭县城十三总“老王泰”钢行当学徒。一般学徒规定三年可以出师，但老板却要他干了七年，分文不给。于是他愤而离去，到十八总唐兴寺煤栈当挑夫。这年他十七岁。

1926年的大革命风暴兴起后，卢冬生曾参加湘潭码头工会清算老板的斗争。老板带着警察来抓他，他逃到二姐卢昭兰家里藏了一个多月。这时，已在广州程潜部的二哥卢扬生写信要他去衡阳投湘军唐生智部当兵。他随唐部转战到武汉后，正好遇上在唐部直属特务营当营长的陈赓，被陈赓调到特务营营部当护兵（即警卫员）。

1927年7月，卢冬生随陈赓退出特务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到武汉工人纠察队从事训练队员的工作。武汉“七一五”政变后，他随陈赓护送周恩来秘密去南昌，被编入起义部队的政治保卫团，担负着肃清反革命和接管江西省银行等任务。起义部队南下时，他随陈赓调往贺龙的二十军前卫营（即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陈赓任营长，他任营部副官。8月20日，前卫营在赣南会昌附近与敌发生遭遇战，陈赓不幸负伤，不能动弹，他急中生智，自己先滚下山坡，引开敌人，然后绕道爬到陈赓身边，撕破军衣，为陈赓包扎伤口，将陈赓背下火线，然后由叶挺的收容队抬到会昌，他受到前来看望陈赓的周恩来、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赞扬。不久，起义军从会昌突围，转战入闽。他同其他同志抬着陈赓，翻过武夷山，进入汀州，将陈赓送进福音医院做了手术。在继续行军途中，他恐陈赓受不住长途颠簸，设法找来一只小船，载着陈赓顺汀江而下。途中他打退土匪的拦劫，并在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的救护下脱险。部队进入广东山区后，因陈赓不愿脱离部队，他决心再苦再累，也要把陈赓抬到目的地。就这样，他抬着陈赓随部队到了汕头。后因部队受到围攻，他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一个人担负起保护陈赓的责任。特别在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拒绝为陈赓治疗后，他背着陈赓乘客轮转道来到香港，连找了好几家医院，都因是枪伤而拒绝收留。这一天，他为躲避巡捕查问，背着陈质在街头巷尾转悠，整整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背着陈赓乘上了去上海的班轮，并得到一位船工的帮助，将陈赓安置在货仓里，才避免人们误认为陈是传染病而不同意他们上船的麻烦。船到上海后，按联络地址，他找到了中共中央的地下机关。陈赓被送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而他则被留在中央特科担负交通工作。这年12月7日，经陈赓及其妻子王根仁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底，卢冬生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将秘密从广州来到上海的贺龙接到中央军委所在地。不久，又奉命护送贺龙、周逸群去湘鄂西，组建湘西北特委，领导开辟湘鄂边苏区的斗争。1928年初，他随贺龙、周逸群等七人于1月15日抵达汉口后，即雇一术船溯江而上。当船过洪湖观音洲时，被十几个团丁阻住，想勒索点钱物。但团丁们一看上岸的竟是顶顶有名的贺龙，赶紧“立正”相迎。这时，他突然发现一个团丁举枪要打贺龙，迅即顺手一枪，将团丁手里的枪打掉。吓得队长只好下令将所有的枪支交了出来。后来贺龙回忆这第一次夺枪时称赞说：“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第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卢冬生完成护送任务后，又带着中央关于组织湘鄂边红军和开辟根据地的指示信，在下车湾找到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兆龙，将活动在荆江两岸的吴仙洲、萧立谷两支游击队交给贺龙，充实新组建的工农红军。此后，他多次往返上海与湘鄂西两地，长途跋涉，负责贺龙与中央的联系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次，他奉贺龙之令去上海向中央请示，但无法筹集路费，他就沿途乞讨或打零工，经过近一个月的周折，才抵达上海，当他带着中央的指示返回湘鄂西时，又是长达一个月的奔波，才在鹤峰县的丛林中找到贺龙。还有一次他从上海返回湘鄂西时，还将周恩来给他作路费的黄金全部交给贺龙，一点也没有动用。1929年冬，经贺龙请示中央同意，他被留在边区工作，担任红四军直属手枪连连长。

卢冬生重新回到部队后，以英勇善战见称。1930年3月，手枪连扩充为警卫营，他升任营长。以后红四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时，他是军团直属警卫营营长。不久，又以战功调任红七师第二十团团长。1931年3月，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渡江北上鄂西北后，他调任由教导第一师改编的湘鄂边独立团营长，随团长王炳南坚持湘鄂边的游击战争。团政委陈协平在陈家河牺牲后，他还接任了团政委。1932年8—9月间，独立团先后同红七师一部、军直警卫团以及监利、沔阳、潜江等独立团会师，合编为独立师，王炳南任师长，他任师政委。

1932年10月，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卢冬生率独立师第二团掩护部队撤离洪湖苏区，向鄂西北转移，但从沙岗转移到三柴湾途中，部队被敌人拦腰截断，他没有来得及渡过荆河，便率部退往远安，与荆门、当阳独立团合并，仍打出独立师的番号。1933年1月，他率部攻占兴山县城。得知贺龙率红三军主力返回湘鄂边，便立即率部前往鹤峰与红三军会合，并从独立师拨出几百万银圆和一些布匹分发兄弟部队，帮助解决一些给养困难问题。独立师归回红三军建制后，改为教导团，他任团长，关向应任政委，担负干部的培训工作。3月，他被任命为第七师师长兼政委。

在这一期间，卢冬生曾多次对夏曦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政策进行过批评和斗争。他对段德昌、王炳南、王一鸣等一大批红军干部被杀十分气愤，曾好几次找夏曦当面辩论。他对师里由被审人员编成的“改组连”极为同情，特别在“改组连”执行作战任务受到危险时，他不顾别人的反对，坚持派部队接应和帮助“改组连”脱险。1933年7月，红七师奉夏曦之命攻打澧县、石门，当部队过宜沙河时，不期与强敌遭遇。他果断地率少数部队留下断后，要夏曦迅速率部渡河先走。可是在他抗击一整夜撤退到河边时，发现夏曦仍按兵不动，他当即批评夏曦犹豫误事。不久，他当选为红三军党委委员。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总结湘鄂边失败的教训，决定放弃湘鄂边根据地，创建湘鄂川黔新根据地，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6月，卢冬生率部随红三军到达黔东。在创建新苏区的斗争中，他做了许多工作。他从七师派出一百多名干部，上山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消除群众对红军的误解。他还坚决支持贺龙主张实行争取当地“神兵”武装的政策，认为“神兵”虽有迷信色彩，但其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为反对国民党的苛政才当“神兵”的，可以团结和改造他们。经过工作，这些“神兵”武装大都加入了红军。7月，黔东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他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8月，他率部入川作战，在秀山县击溃川军杨卓元保安团，开辟了秀南游击区，成为黔东新区的北面屏障。10月，他率部南下，接应以红六军团组成的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两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任弼时代表中央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七师改为红四师，他仍任师长。

在红二、六军团向湘西进军作战中，卢冬生率红四师参加过攻占永顺县城以及有名的十万坪战斗。在桃源浯溪河战斗中，他甩掉大衣，端起步枪冲入敌阵，缴获一挺机枪，掉过枪口就打，掩护部队冲锋。在大庸县为争夺鸡公垭的制高点，他带头往上冲，以致左腿中弹负伤，被警卫员救下阵来。年底，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军区和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王明“左”倾错误也开始在红二、六军团得到纠正。他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在以后的袭沅陵，攻津市，占澧州等战斗中，战功卓著，成为一名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红军战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踏上了长征的路途。卢冬生率红四师任开路先锋，胜利地完成突破澧水、沅江防线，在普渡河重创滇军，以及用术排竹筏强渡金沙江，消灭守敌等重大战斗任务。在行军中，他曾将坐骑杀了供战士们充饥，而自己却拐着伤腿，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艰难地步行到甘孜。在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正式成立红二方面军后，他旗帜鲜明地抵制张国焘的拉拢欺骗活动，不许张国焘派人到他的部队进行反党宣传，并鼓舞部队坚持北上抗日，在六盘山，他还奉命阻击和打退了来势汹汹的“马家军”。1936年10月20日，当红二方面军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赶到河连湾，见到了久别的周恩来和陈赓，战友重逢，他为此后能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战斗而感到分外高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卢冬生任第三五八旅旅长。9月，贺龙率部开赴晋绥抗日前线前夕，曾安排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面养病，一面学习。这年冬，他和一批在中央党校和抗大学习的军政干部，被中央安排去苏联疗养，他是途经新疆于1938年5月抵达莫斯科的，不久又转到黑海边疗养院。1939年3月，他的身体康复后，党又派他进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于1941年9月毕业。这时，苏德战争爆发，回国的交通线受阻，他和刘亚楼被分配到远东地区，在驻中苏边境的苏联红军第八十八旅工作。

1945年8月5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卢冬生随苏联红军回到哈尔滨，与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李兆麟取得联系。12月13日，他被前来哈尔滨的中共中央代表陈云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这时，八路军尚未接收东北，刚解放的哈尔滨市秩序很乱。14日凌晨，他带着一名警卫员去火车站提取行李，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他向他们出示苏联红军军官身份证，严厉批评了他们的违法行为。这几名苏军士兵怕受处罚，趁他不提防时对他开枪，他就这样倒在血泊中，时年三十七岁。

卢冬生牺牲后，贺龙曾对他有过很高评价。贺龙说：“在那些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冬生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来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坚韧不拔，出色地完成了党所给他的每一件光荣任务。他善于联系群众，一点一滴地进行群众工作，依靠群众的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以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依靠对革命的热情，在不断的学习和战斗当中，锻炼成为一个人民军队的坚强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他从开始组织游击队起直到后来率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都能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胜利的战斗，获得部队的高度信任。”对于他的不幸遇难，贺龙说：“作为冬生同志一个同艰共苦的战友，我深切知道这一损失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