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毛泽东曾对弟媳周文楠提及侄子毛楚雄时说：“楚雄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

毛楚雄，名远大，号造时，湘潭县韶山冲人。1927年9月8日生。父亲毛泽覃，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随叶挺部队去江西参加南昌“八一”起义；不到半周岁，母亲周文楠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他随母亲一起进了长沙国民党政府监狱。不久，外婆周陈轩将他接出来治病，并改姓周，此后就由外婆抚养。1930年7月，他三岁时，红军攻下长沙，母亲被营救出狱，他同母亲团聚了三天。旋因母亲要随红军去苏区，他又回到了外婆身边。他在幼年时期，外婆常将他有哪些亲人，正在干什么事的情况告诉他，使他从小就怀着对亲人、对革命的向往。1935年，他八岁时，外婆送他到长沙市立十三小学读书。这一年，他的父亲——中央苏区红军独立师师长不幸在瑞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为此，他和外婆曾关起门来一起痛哭了一场。他希望自己快些长大，好去继承父亲和早几年被敌人杀害的姑母毛泽建和伯母杨开慧的革命遗志。1936年冬，当他母亲悄悄从苏区回到家里时，他就要求母亲带他到苏区去当小红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奉中共中央派遣于同年冬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徐特立得知毛楚雄住在长沙时，曾派王凌波到松桂园看望他和他的外婆一家，并给以生活上的帮助。不久，韶山党组织又派他的堂兄毛特夫、堂叔毛泽连（均系共产党员）把他和外婆一家接回韶山老家。1938年初，他先在韶山毛氏宗祠兴华初级小学读书，1939年，又转学到中共地下组织举办的湘潭县私立思三高级小学第一班学习，一直读到1941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他有机会读到伯父毛泽东给表兄文运写的信，提到延安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的战斗生活，心中非常向往，渴望自己也有一天能去延安参加战斗。因此他读书非常勤奋，成绩常列前茅。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湖南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他的一家与延安失去了联系，原来由党组织供给的生活费也无法接济，他没有再升学，而是在家里从事农业劳动。插秧，扮禾，碾米，砍柴，他都能干。当时，他还只有十四岁。

毛楚雄在韶山读书时，是一个关心时局，关心社会，有志报国，好学能文的好学生。从现在还保存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的有关他当时的一些作文资料来看，较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有形之匪与无形之匪》、《辛苦的农夫》、《久晴得雨》、《纪念九一八》、《双十节》等作文中，曾对日本侵略者在长沙和韶山狮子山狂轰滥炸的暴行十分愤慨，痛斥日本帝国主义是“暴日”、“倭寇”，说它“野心太大”，“铁蹄踏破了我们的国门”，“杀我同胞，烧我学校”，“中国百姓受尽欺凌蹂躏与虐待，过那牛马的生活”。现在中国百姓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刀架在头上和火烧到眉尖的时候”，我们要“复仇雪辱”，“消灭日本鬼子，恢复大好河山”。他在《最后胜利的把握》一文中，热情地赞扬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创造中华民国的功绩，表示自己“也想做一个改革社会的人物，为国效力，推翻侵略者，使世界变为和平的世界”。在当前，大家要“以抗战而建国”，“若打不倒倭寇，我国便不能建国”，而“妥协就是亡国论”。他在《团结的蜜蜂与蚂蚁》一文中，特别阐述全国人民团结的重要。他这样写道：“诸位，请想一想，这小小的蚂蚁和蜜蜂，能团结抵抗外侮，齐心搬食物，我们而且是人，难道不能学他们一样吗？我们学他们一样是不难的，只要全国一致，团结力量，我们要赶走日寇是不难的。”为了发动全民族团结抗战，他提出要“组织歌咏队、劝募队等，到乡间去宣传”；在学校，要指导学生“读战时的书籍”，“读战时民族的血史”。他自己还写了一篇题为《小朋友救国方法》的讲稿，其中写道：“各位小朋友呀！我们是四万万五千民众的一份子，对于救国的责任，当然我们是要担负一些的”；“你们看，现在国家已被暴日侵略，危急到了万分。我们小朋友虽不能背起枪，到前方去和鬼子血战，可是也能在后方做救国工作：一、节省金钱，去买飞机，买大炮，抚恤伤亡的家室；二、锻炼身体，把身体锻炼成铜铁似的；三、提倡国货，禁止仇货，铲除奸商；四、宣传救国；五、铲除汉奸卖国贼。”他还写道，假使全国小朋友都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强盛起来。此外，在纪念“九一八”和“双十节”等活动中，他还和同学们组成募捐小组，四处宣传、募捐和慰问抗战伤员，积极参与做些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在写的题为《青年在抗战建国中应有的责任》和《释竞争》等作文中，他特别强调学生要“为国效力”，就“必须努力求学”，“创造人生”，“勇于竞争”的重要。“人生的事业要有创造，无创造便无人生。求学为创造人生之大关键”；“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竞争史”。“竞争是文明之母，竞争愈激烈，世界愈文明，愈有进步”。“我们学生不竞争，哪里会有进步呢”？“今天中国人民抗日，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公义而竞争，为了人类之生存而竞争，为子孙万世幸福而竞争”；“有竞争，才能有不竞争者不能生存也”。他的上述作文，常被老师批转在同学中传阅。学习成绩是：语文全班第一，算术在九十分以上。

1942年，毛楚雄辍学在家务农后，常到中共韶山地下组织在毛氏宗祠办的图书馆去借书，坚持自学，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不久，他在韶山加入了党的青年组织。

1946年夏，毛楚雄得知韶山党组织转来他伯父毛泽东托王震、王首道转告要他去延安的信息时，极为高兴。8月17日夜，他告别韶山党组织负责人毛特夫、毛泽连等，第二天临行前，他的外婆将他舅舅生身写的一直保存多年的《潭覃行状》一文，从箱底拿出来送给他，作为纪念，鼓励他“继父之志，报父之仇”。他同党组织指派护送他的毛浦珠出发，于21日到达湘阴县白鹤洞的一个山村，找到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湘北支队，并成了八路军的一名新战士。9月，他随王震部队北撤湖北，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在行军途中，他这个年轻的新战士，特别能吃苦耐劳。他背枪要多背几支，说“现在武器多。能多背走一支，就能多打敌人，再累也值得”。每到宿营地，他又主动帮助炊事员挑水、洗菜、做饭。后来一些战士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儿，都热心地关怀他，照顾他，但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点也不特殊，受到战士的赞扬，并传为佳话。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他随部队来到了湖北黄陂县大悟山区。

1946年夏，毛楚雄随部队转移湖北宣化店，被调去中原军区直属教导团第二队学习。他一面努力学习政治，苦练军事技术；一面积极参加生产节约运动，如砍柴、捕鱼、种菜、养猪，样样都争着干。他还参加筹粮和征税工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6月26日，当国民党政府向中原解放军发动大举围攻时，毛楚雄随军区政治部锄奸部一起向西突围。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打仗，他在河南淅川县见到了王震司令员，并跟着王震继续西征，向延安进发。在途中，他曾冒着危险奋力抢救王震的负伤警卫员黄成英；曾冒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危险，为断粮几天的战友煮送马肉。王震后来表扬他说：“在竹林关等地的战斗中，楚雄同志对敌斗争特别英勇。”

8月6日，王震率部进驻陕南镇安县，引起西安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曾要求中原军区派人去西安谈判。王震请示中央后，决定派干部旅旅长、原武汉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上校参谋张文津前往谈判，并派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化名吴毅］，作为译员，派毛楚雄化名李信生，作为警卫员陪同一道前往。当他们三人于8月10日在行经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被胡宗南奉蒋介石密令派兵扣留。这一事件发生后，延安《解放日报》于8月22日报道了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将军与北平军调执行部叶剑英委员分别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的消息，但蒋介石和胡宗南却矢口否认，并于8月22日深夜，将毛楚雄同张文津、吴祖贻活埋在江口镇一座桥下，他牺牲时，年才十九岁。

1984年年底，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陕西省党政机关的努力下，终于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位烈士遇害的详情搞清，并找到了烈士的遗骨。中共宁陕县委、县政府还将三位烈士遗骨迁葬于江口中学后山坡，并建立墓碑，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编辑出版了《血染东江口——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烈士纪念集》。1966年，王震到韶山参观时，曾站在毛楚雄烈士遗像前沉思片刻，感慨地对陪同人员说：“楚雄是个好孩子，聪明、勇敢。开始时担任政治宣传员，但他硬要拿枪打仗。”李先念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的文章中说：“张文津等三位同志，在当时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受党的派遣，深入虎穴，不幸英勇就义，他们和在突围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