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13日，刘伯承元帅写给陈启科烈士的亲属的信里有如下一段话：“陈启科同志于1928年与我在苏联莫斯科红军军事学院学习，这时我们开始认识。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党中央送到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我们同学是在苏联红军军事学院时期。1930年夏天一同毕业后，他被送回中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做地下工作。同年秋天由中央军委派他去江西红军工作。路经武汉。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所部逮捕。他英勇不屈，即被杀害”。

陈启科，又名舆逸，宇一，长沙县金井区观佳乡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月29日生，父亲经营中草药店，兼务农业。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三，从小性格倔强，有进取心。1920年，他考入开物农业中学。1922年又考取长沙广雅中学。他在长沙求学期间，结识了长郡中学的青年教师熊亨瀚。在熊老师的指导下，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并积极投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在1934年夏，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枪杀市民的“六一”惨案后，他决定弃学从戎，要把帝国主义强盗赶出中国去。1924年秋，他考取在长沙秘密招生的广州陆军讲武堂，不久，即同陈赓等取道武汉、上海、经香港去广州上学。6月，黄埔军校开学后，他又同左权等百多名同学，转入黄埔军校，是军校第一期的学员。

陈启科在黄埔军校期间，曾参加过10月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在1925年初讨伐军阀陈炯明叛乱的战斗中，他是学生军敢死队成员之一，并在攻城时多处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英勇杀敌。同年6月，在平定滇桂军阀扬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战斗中，又以战功由排长升任连长、营附。不久，他在陈赓、左权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他还积极从事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协助周逸群组织“火星社”，而自己又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用宇一的笔名，在《青年军人》、《中国军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驳斥孙文主义学会的种种谬论。



陈启科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工作。不久，又同左权等被保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国前，一位器重他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设宴为他饯行，并以爱女许婚，他婉言谢绝。后来，他在家中提及自己对婚事的看法，认为现在“值此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男儿当以身许国，何以家为”，以表示自己应全力投入革命事业的决心。

陈启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继续同在这里学习的国民党右翼分子贺衷寒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和其他共产党员紧密团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留学生支部的周围，一面向校方检举揭发贺衷寒等人的阴谋活动，一面在同学中揭露“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反苏的言论，帮助同学分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使大多数同学提高了觉悟。特别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来后，他在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讨蒋大会上慷慨陈词，严斥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人民的罪行，号召同学明辨是非，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同蒋介石作坚决的斗争。他还把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回国后，在报纸上发表诬蔑苏联，辱骂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剪了下来，贯以“请看中山大学中的败类的反动嘴脸”的标题，张贴在学校醒目的地方，更有助于提高同学对国内“四一二”政变的认识。

在中山大学两年多的学习期间，陈启科勤奋刻苦，成绩优秀。1928年，他与刘伯承、左权等被调往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即红军军事学院）深造，并受苏联政府的委派，先后去南斯拉夫、捷克、土耳其等国考察军事，受到苏联政府的嘉奖。

1930年夏，陈启科回国后，先在中央军委负责东南数省党的地下工作。这时，他除为红军筹运军事物资外，还翻译了苏联军事著作《全民军事化》一书。同年秋，他被派往江西苏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由沿途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护送。但当他途经武汉时，适逢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和交通站遭受严重破坏，一时派不出护送人员，只得在武汉暂时停留。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时常变换装束，移动住处，并从事恢复当地党组织的一些活动。一天，他意外地在街上遇见前来汉口经商的胞兄陈启熙，兄弟重逢，分外高兴。在兄弟相处的日子里，他要哥哥不要为他身处险境担忧，说：“英雄生死路，胜似壮游时”，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他还说，革命一定会成功，但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这个日子早些到来，我愿意为它作出牺牲。他还解释了现在不能回家去看望父母的情况，希望哥哥好好赡养父母，教育后代。但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天上午，陈启科同哥哥途经一僻静小街时，遇见一个姓罗的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但他不知道这个家伙回国后就叛变了，当了特务机关搜捕共产党人的走狗。不几天，他就被这个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敌人的高官诱降和酷刑逼供，都未能使他屈服，10月5日，他被杀害在武昌东门外，时年二十四岁。

陈启科牺牲后，哥哥陈启熙将他的遗体安葬于湘阴县苏家坡。1952年，长沙县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骸迁回长沙县金井区拔茅田乐陶园安葬，并修墓立碑，举行了有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