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这是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于1928年3月20日在汉口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留下的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今天读起来，仍由衷地引起我们对烈士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精神的无限敬仰和怀念。

夏明翰，字桂根，曾随母姓陈，取名日羽，祖籍湖南省衡阳县礼梓山。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8月，出生在父亲居官的湖北省秭归县城。童年时，随祖父、父母居住在湖北、江西等地。十二岁那年，举家回到衡阳后，进衡阳县石鼓国民高等小学堂读书。

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字考琪，1910年署理归州知州，继派赴日本，考察政务，写有《日本官职志》、《东游笔记》等书。辛亥革命后不久去世。自此，夏家由祖父夏时济主持。在十多个孙儿中，他最受祖父宠爱，从学《三字经》和《千字文》等。

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出身衡山名门，为清末翰林、国史馆秘书陈嘉言之女。她思想开明，能诗善文，著有诗文集各一卷。嫁到夏家以后，深受丈夫夏绍范的影响，倾向维新变法，赞颂辛亥革命，不赞成儿女死读“四书”、“五经”。经常给孩子们讲些古典小说中的生动故事及当代革命人物的轶事，有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思想。以后，当儿女参加爱国斗争，有的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时，她都给予支持。特别是夏明翰，因投身革命被祖父断绝经济接济后，她变卖首饰、当家产，予以支持。

夏明翰少年时代爱读书，善思考，并不以“夏府少爷”自居，而是经常做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比如，在他稍大的时候，便主动帮助女佣发大娘挑河水，并为此受到祖父的斥责，说他不该去挑水，而要熟背唐诗。夏明翰后来向爱妻郑家钧谈及此事时说：“祖父要我背唐诗，我看他就没有读懂唐诗。唐诗中有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天天只知喝茶、用水，哪知道挑水也不容易呢！”有一次，他看到一个面黄饥瘦的女乞丐抱着婴儿讨饭，便连忙把弟妹交他保管的“压岁钱”都给了她。十年以后，当他提到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第一次才知道世上还有不少饿着肚子的人。”

夏明翰小时性格倔强，同祖父格格不入。他所喜欢做的事，就是同邻居的穷孩子们到流水奔腾的河边去捉螃蟹，到树林茂密的山上去捕野物，或者听老人讲民间故事。

1917年春，夏明翰进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第一班读书。第二年四月，吴佩孚攻入衡州城，在司令部大开筵宴，欢庆胜利。夏时济竟坐着轿子前去拜会。这事引起夏明翰的不满。尤其当吴佩孚来夏府回拜时，他看到祖父打着赤膊，拖着辫子，送吴出门，口里说什么：“坦坦赤心，以诚送行”的丑态时，更是十分恼怒。他冲进厅堂，将吴佩孚写的一副条幅撕得粉碎。从此，祖孙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起来。

夏明翰在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期间，在体育教师、老同盟会员邱海岚的帮助下，联络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同学，秘密组织革命团体“砂子会”，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此后，由三甲工、三师，三中等校的学生联合组织的衡社、湘滨诗画社也相继成立。他们用诗歌和绘画，揭露军阀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宣传反帝的爱国思想。这时，夏明翰曾写过这样一首讽刺画配诗：“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磕头。”把军阀政客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衡阳后，夏明翰、蒋先云等同学，奋起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发动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他联络三师、三甲工、三女师、成章中学和道南中学的学生，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联络教育界和工商界，并以衡（阳）、耒（阳）、郴（州）、桂（阳）各界人民名义通电全国，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并组织游行示威，再三向驻军吴佩孚请愿。同时，他还带着三甲工的一个演讲团，经常到衡阳的石鼓山、雁峰坪、船山书院和沿江各大码头从事演讲活动。他很会宣传，言词激昂动听，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

1919年6月17日，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在浮桥公所正式成立，夏明翰曾当选为第三任总干事，主编《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在查封日货斗争中，夏明翰首先发动自己的弟妹夏明震、夏明衡、夏明弼等，把家里藏在夹墙中的日货都搜出来烧掉；然后，以学联为主，商同各界人士，分别成立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货分会、国货维护会等爱国组织。他还和蒋先云带领国货维持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到货场、仓库、商店等处清查日货，把查到的日货，特别是那些大奸商的日货，统统搬到湘江边的空坪上，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焚毁日货大会。点火时，夏明翰甚至拒绝用“洋火”点火，而是用的纸捻。这件小事，也反映了他销毁和抵制日货的决心。

1920年3月，参加湖南省学生赴衡驱逐张敬尧请愿团的何叔衡等来到衡阳，曾拜访了夏时济等社会上层的知名人士，以争取他们支持学生的驱张斗争。夏明翰对何叔衡的工作意义不了解，以为前来拜访祖父这样的顽固派，决不是干什么好事。于是在一个晚上，气冲冲地跑去质问何叔衡：“你是何许人？为何跟夏时济勾搭？”但他从何叔衡的解释里，懂得做上层工作的重要性后，不仅不反对做祖父的工作，而且按照何叔衡的意见，利用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敦促祖父领衔向全国发出了支援驱张的通电。从此，衡阳驱张运动的声势更大，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学生运动方面发展。这件事，对于夏明翰无疑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夏明翰因领导衡阳学生运动，引起一些富商、绅士的不满，纷纷要求夏时济严加管束。他因此而被祖父夏时济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更激起他的愤怒，决心与祖父决裂。并在一天晚上，乘机逃脱，自此，离开了夏府，再也没有回来。

1920年秋，在何叔衡，易礼容的帮助下，夏明翰来到长沙，并认识了毛泽东。以后近一年时间，他坚持自学，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培养党团骨干。夏明翰是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不久，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明翰在自修大学学习期间，非常用功，曾担任过学习小组长，负责辅导低年级同学，还兼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编辑。关于他的生活、个性和为人，谢觉哉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夏明翰同志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永远是鲜明的。初看到夏明翰同志是在湖南自修大学，一个人俯着头在阶沿上，似乎好几个月没有理发，象一堆乱草掩蔽了头脸。我惊问：这是谁？朋友告诉我，他叫夏明翰。我疑其为人粗豪难近，不久认识了，与所想相反，他是一个无疾言，无遽色，从不显示其所能的人。”

为了使新文化运动能深入县区乡村，唤起人民的觉醒，夏明翰等经毛泽东、何叔衡和自修大学校董事会同意，接受了浏阳金江高等小学堂的聘请，以国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以陈章甫等青年教师为骨干，利用浏西金江小学堂作据点，推动全县的新文化运动和教育革新。他们首创浏西文化促进会，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读会，讲演会、国语注音字母补习班，对新文化，新思想在浏西一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浏阳各校都不招收女生。夏明翰等邀请浏西文化促进会和金江高等小学堂董事会，联席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认为女性的自身解放必须先从教育入手，并一致同意先在金江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同时，决定利用金江高等小学堂的条件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会后，夏明翰等回省向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省平民教育委员会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报告了此事，并提出从自修大学派去女教师，以充任女校的领导。毛泽东等认为这是湖南建党以后，妇女运动中的一件新事，表示坚决支持，并立即商派夏明翰的姐姐夏明玮出任女校工作，夏明玮亦表示要全力办好女校。此后，夏明翰领着姐姐来到浏阳，充任金江女校第一任校长。于是，不招收女生的清规被打破，大部分男校也开始招收女生，据当时统计，全县女生数已达3400余人之多。

夏明翰看到浏阳一批批新女性冲出封建牢笼，纷纷走向社会。投奔各项革命斗争后，特别想念在封建礼教逼迫下屈死的妹妹珠蕾，以“陈日羽”的名字，写了题为《死后的回忆》的小说，发表在《新时代》第一卷第三号上。他在小说中呐喊说：“我们不应当这样的冷漠啊！我们那时何以毫不设法救她出来呢？我只好把她的一生中我所知道的写出来”，以铁的事实，控诉吃人的封建礼教。

在自修大学期间，夏明翰还曾写了《教育侵略之消极抵抗》等文章，发表在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及《新明周报》上。

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由何叔衡任主事，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任教导主任。他教学十分认真，也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认真整理哪些有名教师的专题讲演记录，并交报刊发表，据部分材料统计，他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题为《近代欧洲文学史概论》、《注音字母和汉字》、《低年级文艺》等讲演记录，就达十万余字。当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学校，于1923年11月，被赵恒惕下令查封，中共湘区委将这两所学校的大部分师生，转移到新筹办的湘江中学时，他也被派去该校教数学。

他没有教过数学，为此，除自己努力钻研数学，把数学公式和演算方法背熟弄懂以外，还想了一些好的教学方法，如发给每个学生数根长短不同并刻有记号的筷子，在课桌上组成三角形、菱形等各种图样，然后看图教学和运算，很受学生欢迎。对于这件事，谢觉哉写的《夏明翰同志传》中曾这样提及：“党办湘江中学没有教员，调他去教数学，他没有教过数学，但为了对学生负责也即是对党负责，他用心钻研，创造新教法，大受学生欢迎，成为很好的算术、代数的教授者。”

夏明翰在湘江中学的这段时间里，除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外，还担任省学联的干事长，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刊》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1月，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与庞人铨，领导华实纱厂的两千多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发年终夹薪，遭到省长赵恒惕的逮捕和杀害。他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了反击赵恒惕高压、屠杀政策的斗争。1922年2月10日，他在上海复刊的《劳工周刊》上登载了一首题为《江上的白云》的长诗，这是他在黄、庞牺牲后，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挥泪写成的。在祭灵那天，他站在灵前，昂首楚天，朗读了这首诗。这首诗发表后，在工人中广泛地引起共鸣，并印成传单，到处传播。现将原文部分摘录如下：

……

同志啊！

你们在那里奔走呼号，

这里也听得见你们的声音，

一层一层的白云，

把不尽的长天遮住，

我想看见你们，也看不清！

但是，我耳朵里欲听得见你们呼号的声音；

心头上，欲想见你们奔走的情形。

我羡慕你们的牺牲；

我羡慕你们的猛勇！

……

听！湘江的水声：

前头的去了，后面不断的逐着奔放。

看！那天上的白云！

上面的散了，底下不尽的浮着堆上，

前面的呐喊快止了，

后面又继起了摇天动地的哭声。

前面的血快暗了，

后面的热泪，又海放江奔，

一点一滴，一寸一尺，

一分一秒，一时一日——前进不已！

到将来，自然有哪光明灿灿的世界，

做我们的坟墓。

1922年10月，夏明翰和罗学瓒按照中共湘区委的指示，曾领导和组织长沙人力车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3年6月1日，长沙发生了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工人一名、学生一名、并打伤九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郭亮、夏明翰以外交后援会的名义，发动市民、学生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有六万人参加的大会，提出八项条件，要求省长赵恒惕与日本进行交涉。这次反帝斗争，由于赵恒惕的镇压，外交后援会于六月八日被军警解散，郭亮、夏明翰等人，因赵恒惕省长公署张贴告示捉拿，不得不暂时转移和隐蔽起来。

1923年10月到1925年1月，夏明翰先后担任过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会，团湘区执行委员会一、二届委员，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委员，主持过宣传、学运工作，并兼管政治和妇女运动；还被推为团湖南区代表，出席团中央扩大会。其间，他就团的工作和活动，团支部组织的训练和整顿，团员的教育和学习，以及团刊的印刷、代销、经费等问题，向团中央写过一系列的报告。他的工作，得到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恽代英、林育南等的肯定，认为他的“理论与方法均甚合当。”谢觉哉回忆夏明翰这时的工作也说：“他经常担任指导青年参加政治活动的任务。经过几次斗争之后，能力更有进步，又渐渐参加了工运工作。后来什么地方需要人，他就到什么地方去。那时，湖南的党员少，工作多，工作来了谁适合就调谁去。1920年到1924年间，明翰同志参加过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1924年12月，夏明翰因已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经组织安排辞去团湘区执委委员的职务。在离职前夕，他因寒假将至，学生回家，还连夜赶写了《寒假期间同学们回家去应该做的工作》一文，登载在省学联的周刊上。文章要求团员青年利用假期回农村的机会，“尽一点改造创造之责”，“改良那些旧社会的恶习，启发农民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对于那些阻滞人类进化的蟊贼下讨伐令！猛力进攻”。

1924年10月，中共湘区执委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夏明翰被选为执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他经常化装成农民，深入长沙、平江、浏阳、湘潭等县作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1925年1月中共“四大”前后，他与田波扬、潘心源接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遣，到浏阳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先后介绍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并于1925年5月，在安源工人周克明等人的积极配合下，在浏阳北乡毛公桥刘家庵建立了浏阳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他在支部成立会上说：“我们这个支部命名为浏阳特别支部，这是浏阳农村党支部建立的开始，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村将要掀起一个大革命风暴，因此，要积极发展党和农民组织，进行各种斗争，迎接革命新高潮……”。此后，在他主持组织下沙蕉、东山里和北盛高小等党的基层组织相继建立。

同年10月，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四大”和九月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农运的精神，夏明翰在区委作出了《关于农民运动议案》后，即与潘心源深入浏阳东、西、南各乡巩固和发展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先后接收了张启龙等十七人入党。随后，在上东、永和、文市、枫林、张坊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夏明翰担任中共湘区委农委书记期间，很注意农运干部的培养，既注意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又在各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县、区基层培养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农运工作中，他特别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当时，一些农民干部不愿回本县工作，他便以身作则，把从广州农讲所和长沙政治讲习所毕业的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派去家孝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召开，大会是由当时负责中共湖南区农委工作的夏明翰和负责区工委工作的郭亮主持。会议共进行了二十六天。农民代表提出了减租废押、解散地主团防、铲除土豪劣绅与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的要求。大会进行中，获悉毛泽东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立即向毛泽东发出“盼即回湘指导一切”的电报。毛泽东于十二月中旬回到长沙。在大会上，作了两次重要报告。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夏明翰、易礼容和柳直荀共同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四十多个决议案，交大会讨论通过。这些决议案，将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农民利益和农村革命工作等问题，一一写了进去。大会发表了宣言，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1927年1月4日起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在此期间，夏明翰学习毛泽东的考察方法，两次到湘南各县进行农运调查。又派人先后四次对其他地方的农运情形作了考察。同年二月，他以中共湖南区委名义，主持写出《1927年1月份农民运动报告》。其中这样写道：

“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会进攻之包围中，我们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芝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已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之错误观点矣。”在武装农民问题上，他“最主张农民群众的普遍的武装”，虽曾被个别省委领导讥笑为激烈的“梭镖主义”者，但湖南的农民运动，却雄辩地证明这种“梭镖主义”武装农民的重要性。

1926年农历9月初四日，夏明翰和湘绣女工郑家钧结婚了。在清水塘四号的新房里，李维汉、何叔衡、易礼容、郭亮、龚饮冰、谢觉哉等都来了，他们在帐帘两边挂了一副别出心裁的描绘他俩至诚相爱的对联：“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给这对患难夫妻以温暖和鼓励。

1927年春节前夕，夏明翰夫妇搬到望农园一号，欢度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1927年2月，毛泽东已回到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夏明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来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并在农讲所授课。有时还到中央陆军军事政治学校作报告，为党培养革命干部尽力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非常悲愤。他在一张载有革命同志被杀害消息的《民国日报》上挥笔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但怎样才能“斩蒋贼头”呢？夏明翰在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汉口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决定投笔从戎，参加第二次北伐的革命军，在邓演达主持的政治部里任宣传部长，随军开到河南前线。

1927年6月，夏明翰被调回中共湖南省委，担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被派到安源，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其时，安源特区委工会委员长刘义不顾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动用革命武装公开活动，引起敌人特别注意，何键所部三十五军突开两连军队进驻矿山。夏明翰即向安源特区委反复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各地武装力量在不能公开存在的情况下采取的三种办法：

1、改为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图自保；

2、上山，准备长期斗争；

3、上两种办法都不行，则将枪暂时埋藏，以备将来再用。

在上述原则之下，夏明翰传达省委对安源革命武装的策略是：“我们表面虽极端灰色，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可造炸药和机关枪），以图到时一用。”根据这一思想，夏明翰代表省委指示刘义辞去各要职，只求保存工会和武装。为此，应竭力将矿警士兵换为工人，排长、队长由共产党员担任。保安科长也由表面上较为灰色的共产党员担任，用交通部名义派去。

夏明翰从安源执行任务后，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八月中旬，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湖南省委由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九人组成。这时正处在“马日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为了做好党的工作，夏明翰夫妇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宿地点。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返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夏明翰主要负责联络工作，经常装扮成农民、商人，奔走于长沙郊区，向基层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他还鼓励自己的亲人，参加到武装斗争的行列。他征得组织同意，派七弟夏时弼到衡阳，五弟夏明震到郴州，四妹夏明衡到衡山组织起义。后来，他的弟妹均在起义中先后牺牲。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各路起义军转向井冈山区域，从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斗。这时，湖南省委夏明翰等也在党中央特派员任弼时的帮助下改变了组织第二次全省暴动的冒险计划，决定将下阶段工作重点，放在扩大农民斗争，瓦解敌人军队，组织自己的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恢复、整顿工会和团的组织，与各重要区域建立交通联络，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赤色恐怖”，捕杀反动头目等方面，以造成革命声势，鼓舞各地的农民运动。

十月间，夏明翰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省委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计划以平、浏为中心，继续组织起义，以配合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夏明翰肩负这一重任，走向新的战场。

他来到平江县委机关的驻地——金窝，与省委派来的李六如，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共同策划成立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担任主任，毛简青代表县委进行领导，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对于夏明翰来平江后发动武装斗争的情况，谢觉哉在《毛简青传略》中有如下的叙述：

“1927年是以东乡的长寿、献忠、嘉义，南乡的狮村、安定、北乡的虹桥为游击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国民党匪军及恶霸地主组织的挨户团。不数月，党的组织大量发展，革命武装及工农组织空前壮大，国民党的武装及伪政权，偏促于县城弹丸之地，不敢出城门一步。这些成绩，毛简青，夏明翰之力也。”

夏明翰在平江组织暴动之后，又来到浏阳，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暴动队长慕容楚强等研究如何夺取北盛仓团防局枪枝的部署。当时，北盛仓团防局有四十多条枪，是一伙势力较雄厚的地主武装，而暴动队只有一条枪，强夺硬攻肯定是做不到的。夏明翰同意采用“智取”的办法。于是，派出一批精干的小伙子到四乡活动，相机夺取下乡小股团丁的枪枝。一天，又设计组织暴动队伏击团丁，全部夺了他们的枪枝。从此，浏阳暴动队的武装，很快又发展起来。

1928年初，夏明翰被中共中央调去湖北省委工作，经过许多曲折，见到了新任湘西特委书记的郭亮，再通过龚饮冰的朋友关系，在一个湖南商号住了下来。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派李维汉来武汉，同郭亮、夏明翰研究和决定取消两湖年关暴动的问题，并分别将决定迅速通知各地党组织，制止了这场不顾敌我形势而盲目计划举行的暴动。元宵节过后，夏明翰从湖南商号搬到了东方旅社，并同当时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的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取得联系。当他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即到东方旅社准备转移时，宋若林带着敌军兵警闯了进来。夏明翰就这样被捕了。当敌兵把他带走时，在他的房间里只搜到一个手电筒，一块怀表，此外，还有他戴的一副近视眼镜。

夏明翰被关在监狱里，只两天就遇害了。这两天，他除了同审判官进行斗争，并忍受各种酷刑的折磨外，还用颤抖的手，拿起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妻子、大姐写了最后的三封信。特别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留下了一个带血迹的吻印。这些信，一直被他的亲属秘密地保藏了十五年，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获烧毁了。

1928年3月20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夏明翰被刽子手们押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遗占要讲时，夏明翰大声说：“有，给我纸笔来！”于是他昂然挥笔写下那首“砍头不要紧”的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夏明翰英勇悲壮地牺牲了。然而，他用沸腾的热血谱写的无产阶级战歌，将永远流传下去，激励人们奋勇前进。著名诗人萧三在谈到他的高尚品德时说：“夏明翰同志党性很纯洁，没有一点花招，扎扎实实，不说假话。要说他的性格，脾气，他的就义诗完全可以代表，是真心话，没有做作，很难得的就是他言行一致。”这段话，应该看成是对夏明翰最好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