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字蔓伯（也作蔓白），化名劳侠、家瑞，1901年8月17日生于益阳县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他幼年就读于益阳县立龙洲高等小学堂；并于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编入第一部第十六班。五四运动爆发后，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夏曦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参加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人团，进行维持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7月7日长沙各界举行焚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张敬尧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迫害群众，解散湖南省学联后，毛泽东和新民学会联合各界，发动了驱逐张敬尧的群众运动。不久湖南省学联重建，并组成驱张代表团赴省内各地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处进行宣传和请愿。夏曦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与柳直荀等一道被委派留在长沙组织通讯团，主持省内外通讯联系，编印“驱张通讯”，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报道各地请愿团驱张运动的情况，以促进省内外驱张运动的开展。他在通讯团工作期间，还先后赴上海、武汉活动，又和何叔衡等前往衡阳，以省立第三师范为基础，健全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几期《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和《湘潮》杂志，宣传“驱张”斗争的意义。同时夏曦等人还利用直皖两系军阀间的矛盾以促进“驱张运动”。因此，张敬尧视他为“过激党”分子，下令通缉。他在五四运动浪潮中，受到锻炼，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并在1919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

夏曦在遭到军警通缉后，回到益阳家乡，在双江戴氏族学任教。期间，他带头教唱国耻歌曲，讲解列强侵略史实，激发学生们爱国上进的热情。1920年6月，张敬尧自长沙溃逃以后，夏曦回到一师复学。同年6月，他和蒋集虚等人“尽力于第一师范之革新”。9月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他是该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1920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曦又成为湖南早期的团员之一。1921年秋，毛泽东等从沪回湘建党，中共湖南支部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夏曦和郭亮在这年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说夏曦是“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之一。

共产国际为了对抗争夺远东霸权和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决定于1922年1月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夏曦作为湖南的代表之一，随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为时一周的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影响的这次会议。

1922年春，夏曦回到湖南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根据平日所学和莫斯科的见闻，发表了《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演说。同年秋冬之交，他和萧述凡等为骨干，在第一师范组织了崇新学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全校同学加入者至二百人。”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夏曦是主讲人之一，多次作了较系统的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讲演。特别是在青年团的教育方面，他经常“为主义政治”进行宣传。

为了推动家乡的革命活动，夏曦于1922年暑假回到家乡，以农村知识分子为对象，在禁牌小学成立了有20多人参加的新民共进社，以教育培养和团结农村知识分子。熊亨瀚等都是当时该社的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党的骨干。

同年，在反对赵恒惕的反动统治斗争中，湖南的学生运动更趋活跃，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夏曦从1922年冬至1923年担任省学联干事部主任。这是青年团直接“主持之团体。”他在任职期间，于1922年12月继续出版并主编了省学联机关刊物《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在《本刊继续出版宣言》、《湖南学生联合会对于会务进行的方针和计划》和学联的14条计划中强调了学联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改革中国的政治”。“因此学生团体的活动渐趋重于社会方面，如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从此学生联合会也就添了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改造社会”，以“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筑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光明世界”。并提出了促进学生自治与工会、农会等联合举办社会教育，组织学术研究会和学生俱乐部，加强宣传活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推动学校革新运动等具体内容。这些方针和计划公布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湖南《大公报》、团中央机关报《先驱》载文评论说：“一向以革命精神丰足著称的湖南学生，现在已做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先驱了”。

1923年3月，夏曦代表湖南学联参加了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大会。他所提出的《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在《全国学生大会特刊》第五期上发表，《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予以转载，大会采纳了这个提议的基本内容。同时，夏曦针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发表了一些评论，如请孙中山北伐、裁兵、工潮等等。他还代表学生总会参加上海国民对日外交会的工作，并及时把那里的工作情况、方针任务等介绍到湖南，从而促进了湖南外交后援会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为收回旅大事，“夏曦自沪来电，嘱发启市民游行大会”。是年3月，以湖南工团联合会及各进步团体为主力，举行了约有五、六万人参加的长沙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4月5日，湖南外交后援会成立，举办《救国》周刊，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和会务报道。

夏曦返回湖南后，在学联代表、职员联席会议上，报告学生总会开会详情。他代表干事们提出并讨论了民权运动（决议增设民权运动部，促进民权保障之进展）、外交问题（决议增设国民外交运动部，实行经济绝交等项），追悼京汉工人问题（决议由联合会及各校派代表参与工界京汉追悼会，募捐救济京汉死伤工人）等项议案。

夏曦在又投身外交后援会的斗争中，曾在《救国》的“五七特刊号”上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论文，指出中国所以遭受侵略而不能自强，是因为国内有封建势力与反动军阀专权卖国；因此要争国家独立自由，必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势力。6月1日，日轮水兵殴辱湖南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又枪杀长沙市民，造成“六一”惨案。外交后援会立即发动全城罢市罢工罢课，抬尸向赵恒惕政府抗议请愿；并举行6万余人的大游行。反动派在惊恐之余，宣布了戒严令，禁止学联等团体集会，并解散外交后援会。夏曦和郭亮、夏明翰等不畏强暴，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夏曦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和领导人之一，为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作出了贡献。他曾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信中，对湖南团的组织、教育、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作了详细叙述。他说：全省团员“二百五六十人。工人占三分之一，学生占二分之一”，“长沙各工会中，有SY组织（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代号）的已多，长沙SY分子，工人约占百人左右”。当时，各省省城团组织多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而湖南却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并且“组织颇为严整，在全国当推此处为首屈一指。”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驻湘特派员。同年，按照他的建议，于12月14日建立了团的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不久，夏曦担任省团委书记。他强调团的活动要与各界的政治运动相结合，特别提出“拟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公开的活动”。

夏曦长于写作和宣传。在从事青年学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的实际斗争时，还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新民》周报、《救国》周刊等报刊上共发表了文章30余篇。他紧密结合运动中的思潮，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揭露问题，针砭时弊，有如匕首投枪，深刻有力。痛切疾呼，促人深省。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篇章，构成了他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夏曦在关于当时群众运动和罢工问题上，对工人大罢工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1923年10月23日，他为即将付印的《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写了《弁言》，他说：“要想成功一件社会事业，个人要牺牲，群众要能团结。水口山工人之大罢工，都能牺牲自己，服从团体，这种精神，就是他们战胜敌人的炮火，也就是值得大家赞美的所在。”“我们要大声疾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全国军阀！为全世界和中国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我们要用自己的权力，毁灭颈上的枷锁，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的权力是什么？马克思说：团结就是权力！”夏曦这些思想论点，反映了他当时对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认识深度和对工人阶级团结必胜的坚定信心。

夏曦这时还注意到许多社会方面的问题，尤其对教育改革、农民运动以及学生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等，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他说：“我十分不满意现在暮气沉沉的教育”，指出：当时社会“偏于学校教育而忽视社会教育”、“不重视德育、体育、美育而偏重智育”，以及“一意模仿外国，不注意社会的实际需要”等教育方面的种种弊端。

夏曦在1924年6月论述农民运动和学生知识分子到乡村工作问题时指出：“中国的改造，大家不要忽视了农民地位的重要”。同时，他还亲身实践在益阳兰溪乡村建立了共产党小组。

对于中国当时的形势以及关于国民革命的方针和目的，夏曦作了较详的论述，曾说明：“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清朝的政权，仅仅改了一个民国的年号，所以民国13年来，无一日不在扰攘之中”，而“其综合的原因，则为军阀制度之存在”，“而帝国主义各国家复利用一部分军阀，以为劫夺华民、抵制他国之工具”。“因此今日而言革命，断非以少数革命党，运动军队，运动土匪之能事所可办到的；亦断非利用一部分军阀，雇佣一部分军队所奏效者也。”他说：“今日中国惟一救国之途径，惟有号召全体国民，以真正国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解除军阀武装，然后才可能达到革命党的目的。”

关于进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在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后，又吸取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正确观点：“（一）必须注重革命的宣传，使民众了解革命拥护革命；（二）革命的主义、政策，必须适应大多数人民的要求；革命的势力，必须建筑在民众基础上面，因为革命要为人民而奋斗，人民方为革命而奋斗；（三）必须注意革命党的组织纪律训练，使党员不致中途变节，不致行动纷驰；（四）必须解除旧式军队的武装，创立人民的革命军；（五）革命发动以后，断不可妥协，必须夺取政权，以严格手段镇压反革命派”。他着重指出，“以上五点，为革命成功最重要之方法”，而“欲求帝国主义之推翻，势非联络世界被压迫民族及苏维埃俄罗斯不可。此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夏曦的这些基本观点，在当时是很为突出的。

夏曦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湖南国共合作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1923年3月，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夏曦正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大会。通过林伯渠的关系，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返长沙后，同年4月7日，他被国民党总务部派任湖南筹备处负责人。9月，毛泽东回湘，两人商讨了筹建湖南国民党的步骤。

1924年1月，夏曦和毛泽东均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夏曦、何叔衡、李维汉等，分别被选为执、监委员。1926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夏曦和毛泽东等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夏曦在国民党省党部中担任中共党团（即党组，当时代称为“民校党团”）书记。

1926年8月，中国国民党湖南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和唐生智、李荣植、凌炳、何叔衡、谢觉哉等分别被选为第二届执行和监察委员。

在此期间，夏曦积极参加主持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扩大统一战线和支援北伐。1926年春，唐生智部退守衡阳，夏曦和郭亮、何叔衡、曾三、熊亨瀚等到衡阳组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任务是迎接北伐，促进唐部向革命方面转化。不久，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并就任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1926年11月，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留在南昌，不赴武汉，大肆拼组反革命联合战线，湖南的反动势力也有计划地向革命势力进攻。这时，中共湖南的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开始向反革命势力回击。夏曦在这个重要转折时期，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1927年3月初，他在多次撰文抨击反革命势力后，又发动国民党省党部清除了刘岳峙（“保产党”头目、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等8人出党，封闭了“左社”在省城盘踞的基地，并在全省追查“左社”组织。他在参加了汉口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归来后，立即传达，说明这次全会虽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独裁的决议，但蒋介石在南昌“另成一个政治中心”、“个人独裁，军事专政，有点军阀神气”，这不能不“激成了一个救党运动”。他还说：“这不过是新时代的一个第一幕。”、“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革命势力愈高，反动的工作也会加紧，不过反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他坚信“一切的反动的阴谋活动，都会要粉碎于革命派团结奋斗之下”。

在上海、南京、郑州收复之后，夏曦认为“这不仅是党外的争斗加紧了，而且（国民）党内的争斗也会加紧”。他针对蒋介石等人的阴谋说：“右派事实上背叛中央了，背叛国民政府了”。因此，他特别强调“革命的利益归民众”，要打倒“假革命派、反革命派”，不能走“辛亥革命的旧路”。又指出“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军阀，我们要以工农群众为革命基础”，“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4月10日，夏曦等人以中共湖南省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发表了《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运目的，“尤在于打倒土豪劣绅所赖以生存之封建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取得乡村政权”，并且密函各地枪支一律交农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国民革命，李维汉、夏曦、郭亮等人立即发动群众，于4月14日，组织湖南农工商学各界600多个团体，举行了10万余人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铲除压迫农民运动的军阀势力”。夏曦在示威大会上，作了题为“肃清反动派与团结革命势力”的演说。他号召“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民运动为中心”，“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团结一切革命的势力，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同时，他又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的名义公布《蒋介石最近反革命行为的通告》，指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倒行逆施较之张作霖、张宗昌为尤甚”，号召各县“举行打倒蒋介石示威大运动”。18日，夏曦等人组织了湖南人民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举行反蒋大会，郭亮、夏曦等13人被推为执行委员。在省农协通令之后，湖南出现了讨蒋和挽救北伐战争的群众运动。

四一二政变后一周，夏曦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19日于汉口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等17人出席，夏曦代表湖南省党部首先向会议报告了湖南情况，提出要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各项办法。并认为“湖南的（土地）问题，即是全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夏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夏曦返湘后，国民党省党部于5月8日召开各县市特区党部联席会议，作出《湖南土地问题决议案》和《武装问题决议草案》，决定镇压反革命，以进一步组织工农反击反革命势力。夏曦根据中共中央的主张，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拥护第二次北伐的报告》。他说：这谈“北伐之目的，是进兵河南，攻取北京，扑灭张作霖。再进兵南京，锯决蒋介石”，“消灭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

中共“五大”以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时尚未离湘），夏曦继任省委书记。鉴于形势逆转，湖南省委拟出了反击湖南反动派的计划，分别通知各县。而湖南的反动派，在四一二政变后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在省内进攻革命组织，残杀农民，武汉国民政府中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及其爪牙也正密谋在湖南进行反革命政变。当形势急转直下时，夏曦和省委一起，在5月中旬，又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拟出“一个反攻的计划”，也就是“长沙附近效县进攻长沙的计划”。在夏曦主持下，省委先后决定的主要事项有以下几点z通知各地农民自卫军加速整顿，准备组织义勇队，就地自卫，并派熊亨瀚等去岳州协助驻军防阻夏斗寅叛军犯湘；压缩公开机关，减少对外活动，并重新规定内部通讯的机关代号；成立临时省委（秘密省委），由林蔚、王则鸣、薛世纶等组成。5月20日晚上，在夏曦主持召开的省委会议上，又决定加强工农武装的统一领导，由王则鸣负责；几名身份公开的负责人离开长沙，转移到外地指挥工作，并且发了路费，其中就有夏曦、郭亮、柳直荀、滕代远等人。根据上述计划，夏曦于20日夜通知谢觉哉，要他马上离开长沙，并嘱谢通知朱剑凡。他自己于21日上午离开长沙，临行之际，送了一张条子到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办公室，说明他到武汉找国民党中央去了。是日午夜，反革命事变发生了。

“马日事变”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反击。事变之前，省委曾有主要负责人向湘东（如株洲、醴陵、浏阳一带）、湘南、湘西转移的安排。“马日”之后，郭亮、柳直荀、彭公达等在隐蔽中曾于长沙河西部署，用省总工会、省农协名义通知各县组织武装反攻。夏曦到达宁乡、益阳后，指令省农民自卫军总队长武文元反攻长沙。失败后，他又令武文元占宁乡、扑益阳（该县有农民自卫军第三大队，此次死伤800余人），均未成功。郭亮在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组织了第一路指挥部，有毛简青、潘心源等5、6人参加。长沙附近各县农军反攻长沙，反革命政权惊呼：共产党“首领，多逃湘潭，啸聚宁乡、醴陵”，“希图大举”。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中央决定，这次武装反攻斗争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最终失败。接着夏曦在益阳桃江镇隐蔽，不久和郭亮、柳直荀等分别辗转到了武汉，随中共中央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夏曦从武汉到南昌，参加了这次起义。当日他和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当起义部队开始撤离之际，夏曦化装去了上海。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将实行武装暴动等会议精神迅速传达到全党。夏曦被任命为特派员赴杭州，在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号召青年到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会议中有些人主张在杭州立即举行同盟罢工，夏曦等认为准备不够，力量不足，主张暂缓进行，但在会上通过了总罢工的决定。同年11月初罢工失败后，省委改组，夏曦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接着他又在几处大工厂发动罢工，又遭重大损失，300多人被捕。他于11月10日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之后，省委再次改组，他仍任书记，省委机关迁宁波。1928年3月14日，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并作全国政治状况报告，改组省委，夏曦仍继任书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夏曦前往参加。会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

夏曦于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省委书记（为时短暂）。次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后补中央委员。同年3月，夏曦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随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他和贺龙、万涛、关向应等都是主要领导成员。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前段，对反“围剿”、建设工农政权和游击队、发展经济文化事业，进行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的发展，他推行“左”倾错误亦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起初，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曾对夏曦作过批评，对他“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是不适宜的”。但他在1932年1月主持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决议中，依然将“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要求“首先与鄂豫皖及鄂北苏区打成一片”，“以造成包围武汉、长（沙）岳（阳）的形势”；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把“改造党”作为“保障胜利的唯一条件”。他在贯彻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同时，还在苏区内部大力开展“左”倾肃反运动，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王明等统治的中央于1931年9月和1932年1月，向苏区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出指示，其中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视为“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特别指出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又介绍了“中央区、鄂豫皖、闽西等苏区（肃反）经验”，并说“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夏曦等积极贯彻这些指示，在湘鄂西党的四次代表会上，将“开展群众性的肃反工作”列为一项重要任务。1932年5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开展了第一次内部肃反运动，以“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错捕错杀了一些干部；随后，扩展到红军干部中去。在肃反扩大化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1932年8月5日，中央又发来指示信，指责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使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一方面敷衍上级党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示的执行怠工，以致执行完全相反的路线”，信中还将敌军的包围和“内部的肃反”相提并论。由此夏曦和中央分局所领导的肃反扩大化更加严重。把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看作敌我矛盾，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表示异议和对夏曦有砦意见的同志，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以“改组派”、“第三党”等嫌疑或者逼供材料为据，株连扩大到党内、军内的领导层中。湘鄂西苏区1932年5月以来的四次肃反运动中，错捕错杀了很多好人，其中包括党内、军内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如段德昌等，给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曾经发展到两万人的红军，到与六军团会合之前，只剩下4000人，使湘鄂苏区所辖区域不断缩小。这种重大错误，夏曦负有主要责任，但作为党组织的集体，也“不只是夏曦有责任，（作为中央代表的）关向应也有责任”。

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红二军团不得不进行缩编，被迫由洪湖向湘鄂川黔边转移。夏曦带领第七师和警卫团，经过江陵及鄂北游击活动，进至五峰、长阳、巴东地区。以后，红三军辗转到达黔东。

在转移过程中，第七师和第九师于1933年12月在鹤峰会合。1934年4月14日，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根据贺龙的建议，讨论了准备以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年5月9日，红三军占领彭水。夏曦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处绝境，遂决定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军。沿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的布告，内容有“不拉夫、不扣船”，“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不进人家内房”，“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不乱杀人”等等。

在黔东一带，人民为“灭兵、灭捐、灭税”，自发地以“神坛”为号召，成立了名为“神兵”的组织，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湘鄂西中央分局对“神兵”采取了正确政策。同年6月16日，由夏曦和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共同署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文告说，“神坛”“起来反抗万恶的军阀和区长豪绅”，红军对“这种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表示万分致意”！”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经过工作，各地“神兵”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原属沿河县，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初步总铬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并开始纠正这种错误，决定提拔一批干部，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系统和政治机关，各县也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这次会议是红三军挽救危急局面的转折点，也是夏曦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

同年7月21日至22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夏曦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名义首先向大会致词，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告诉边区群众，相信皇帝、菩萨、神仙都没有用处，工农群众“要靠自己救自己”，“只有继续这一反地主豪绅、反军阀的斗争，才有出路”。他最后提出了黔东特区“要立刻进行的三件大事”：一是“实行土地革命”；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坚决同地主富农作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兰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会议讨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等六项决议，并决定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夏曦、贺龙、关向应等80人为委员。由此，红三军所处的斗争形势逐步好转。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胜利会师。对于这次会师，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欢欣鼓舞，夏曦更兴奋地说：“这是我参加党以来的第二次大胜利”。

会师后的同年11月上旬，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萧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他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紧张的战争环境，有些批评未尽恰当（如批评他“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在组织处理上，夏曦的领导职务也被撤销。因此，夏曦既承认错误，又有若干意见。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对于夏曦的这次批评处理，在部队转移的情况下，于仓促中基本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后，中央在193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反倾向斗争的重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后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他又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继续在湘鄂川黔边区工作。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正待出发长征时，中央发来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为此，夏曦在随部长征南渡澧水后，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以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布。到新化县时，夏曦等人又提出了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的号召，7天之内就有1000人参加红军。夏曦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注意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工作都有成效。在贵州毕节县，他还注意团结地方开明士绅。该县著名开明人士周素园（原名培艺），辛亥革命前在贵阳创办《黔报》，加入同盟会，贵州光复时曾任军政府要职；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参众两院任秘书和黔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红军到达毕节后，在周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不少书中还有圈圈点点。王震和夏曦得知后，马上去见周氏，问周为什么要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周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好，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并赞成抗日反蒋。这样，王震、夏曦等便请周出来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拥有1000人枪。后跟随长征部队到了延安。

长征途中，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当时战斗频繁，伤员很多，他在和同志们谈话中，提到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沉痛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我们“一定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时，原想在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进而创建川滇黔新苏区。但是，在敌人进攻之下，红军于1936年2月27日晚开始从毕节撤出。在撤离之前，夏曦曾派政治部李某前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联系，动员该部随同长征。李走后不见回返。夏曦忧虑地对政治部总务处的饶兴说：前几天“李部长去席大明部，至今没有回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次日拂晓，部队撤出毕节，夏曦根据军团部决定，在七星关附近接应李部长，他遂带一个警卫连向七星关进发。不久，李部长回到七星关，向夏曦报告说：“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夏曦同意了李的意见，先派邓止戈和李部长过河，他留在岸上等着接应。然而，不一会功夫，夏曦听到对岸响起了枪声，便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两名战士，毅然徒涉渡河，前去了解情况。游至河心深处，忽然一股激流冲来，他和警卫员被卷进了漩涡。不久，在下游不远处，战士们发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遗体，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5岁。

次日凌晨，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军团部里，王震、萧克等和战士们一起，为夏曦举行了追悼会。王震在悲痛中讲了话，追述了夏曦的革命历程。他的遗体安葬在附近有一座石桥的山坡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毕节人民在七星关河畔为夏曦修建了纪念碑。1986年，在他牺牲50周年时，遗骨迁葬于毕节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