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50多名党员中，湖南籍的党员有近20名之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何孟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反对“立三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以及在其他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中。

何孟雄，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求学期间，曾用过何子静、何纯、坦如等字和号，参加革命工作后，常用之君、江囚、刘小山、刘元和、廖慕群等化名和笔名。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2日生于酃县中村乡龙塘村。他6岁时，母亲病逝，8岁时，父亲暴死，3个姐姐先后出嫁，他跟着两个哥哥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9岁那年，他入普育学校（后改为龙门小学）读书。1911年夏，初小毕业后进入该县梅岗学校读高级小学。1914年因大哥何国顺经堂叔何炳麟（岳云中学校长）介绍，进入长沙电话局当职员，他也随大哥到了长沙，考入岳云中学，寄住在何炳麟家中。

在岳云中学期间，何孟雄常阅读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反袁（世凯）驱汤（芗铭）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当时，因岳云中学庶务主任贪污翘扣学生的伙食费，何孟雄带领同学提出意见，却被加以侮辱老师的罪名，遭到挂牌开除的处分。后来他又相继进入长沙修业中学、长郡中学和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学习，但为时都很短暂。他不断遭到失学的打击，也增长了反抗不平社会的意识。1916年冬，他被迫改名何纯，考入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班。由于他继续在校从事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校方所注意，并通过私自查阅他的日记和文稿，从中发现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内容，他因此又遭校方追究。这样何孟雄又被迫离开工业专门学校，进入雅礼中学就读。

正在苦闷徬徨之际，何孟雄听到新民学会派蔡和森等人赴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便于1918年6月奔赴向往已久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进入翊教寺法文专修馆攻读法文。

在此期间，每逢星期天，他便去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里，与毛泽东、杨开智、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相聚，纵谈天下大事，他对杨先生提倡的劳工神圣、勤工俭学的民主思想极为赞同。可是，因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境遇不佳，他便改变了赴法的打算，决定留在国内勤工俭学，于这年3月考入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即选科生）。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进步报刊，广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何孟雄细心阅读了这些刊物，对李大钊的文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遂转而改学文科。

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何孟雄和北大同学一起，集会天安门，并随游行队伍参加了包围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但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政府出动的大批军警的镇压，当场捕去31名学生、1名市民，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晚，北京高校学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发动各校学生全体总罢课，以声援、营救被捕的同学。何孟雄由会议安排担负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

6月3日，北京学生2000多人涌上街头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何孟雄在街头讲演时，也被逮捕，关在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他和同学们商量，表示政府一日不认错，一日不惩办卖国贼，则一日不出拘留所。

段祺瑞执政府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在举国一片声讨声中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去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官职。而中国代表团亦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年10月，何孟雄在《时事新报》上以“静”的笔名发表《过去的青年》一文。其中说：“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一时也广为流传。何孟雄亦受到影响。为此他致信《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主张仿效日本武者小路富笃的建设“新村”办法，以建立青年生活大本营，使青年一面做工，一面读书，使知识阶级变为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变为知识阶级。

1919年12月，北大部份学生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试图走工读主义的道路，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以便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目的。何孟雄参加了该团第一组，并在骑河楼斗鸡坑7号，负责筹办俭洁食堂和洗衣坊，从事中国新村的试验。3个月后，该组由于经济不能自给和团员思想不一，于1920年3月23日宣布解散。何孟雄对工读主义的幻想破灭了，他说：“我在这里忠告我们青年们，自己慎重点，社会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不要昕文化运动功臣们的门面话，自己没有本领，只管蓄本领去，不要上当呢！”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同年5月1日，北京大学召开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何孟雄响应李大钊的号召，于当天带领7名同学，分乘两辆汽车，开赴市区游行，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传单，揭露统治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号召工人们“快快联合起来”，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等革命口号，引起反动当局的惊恐。当汽车驶行到菜市口时，他们被反动军警逮捕。经过十多天的斗争，由北大、北京医专等几所大专院校校长保释，何孟雄等才得以出狱。北京舆论界称赞他们是“在中国第一次为‘五一运动’而入狱的八个少年”，“起到了唤醒社会的作用”。

同年6月，何孟雄到北京大学印刷厂，拜工人为师，从事组织工人斗争的最初尝试。这所印刷厂是该校庶务处所属的一个小厂，有100余名工人，劳动条件极差。印刷工人已有4个月未领到工资，许多工人被迫典当衣服、棉被。何孟雄发动70多名工人进行索薪斗争，迫使校方立即发放了一个月的欠薪。为了取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他写了一张启事贴在宿舍区，说明这次罢工的原委；他还写了《北大印刷工人罢工始末》，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1920年秋，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儿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何孟雄、邓中夏等成为首批团员，随后他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该小组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

为了深入地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北京共产党支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除指派常驻教员外，何孟雄、邓中夏等人还被派作兼课教员。他们每天往返步行80多里，到长辛店补习学校给工人讲课。一月只吃3元钱伙食。这种服务精神，打动了工人的心。这样，他们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并通过他们逐步团结起长辛店的大多数工人，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像《共产党》月刊第六期所说的；“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了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员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知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以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

何孟雄投身工人运动，在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实际斗争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并通过与工人相结合而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1920年12月，何孟雄发表《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一文，这是我国早期较系统地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重要文章。次年1月，他又发表《今年的努力》、《徒弟制改革的商榷》、《劳动储金的我见》等文章，都是推动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工人教育问题上，不要怎么注意教育形式；随时随地都可以教他，因为他们没有整整地时间来受教育；教育要具有实用性和注意重点；本地的风俗情况都要分析，使他们了解人生是怎样一回事。他要求根据我国工人文化低，神祗思想浓厚等特点，按照老年、中年、少年的特点去做工人运动。他还指出：徒弟制是手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要求建立理想的技能补习学校，以代替徒弟制度。他劝告工运工作者，要“不憎麻烦，不怕琐屑，要以一种真诚和劳动界谋幸福”的正确态度来做劳工运动。他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特殊的方式来开展“中国现代式的工人运动”。劳工运动“第一步要谋工人的有工做才行”。他主张从宣传工作做起，多办长辛店那样的劳动补习学校，大力扫除一切旧思想，而不急于搞大的工会工作。

1921年3月，何孟雄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一文，与张东荪等人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的结论是：“中国要发展实业，只有采取社会主义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次论战，既对指导中国工人运动产生积极作用，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1921年4月15日，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邀请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派出代表出席大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公推何孟雄为代表；并指定他起草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4月初，他和上海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俞秀松等代表，从北京出发赴苏俄。因北洋军阀政府的一名密探混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他们途经满洲里时，被奉系军阀的便衣队逮捕，送到黑龙江陆军监狱关押。敌人从何孟雄身上搜出少共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邀请赴莫斯科的信函。在审讯时，敌人使用竹签钉手指等酷刑，逼他招供。何孟雄坚不吐实，只说是赴莫斯科考察教育。面对敌人的高压，他写下了《狱中题壁》诗一首：

当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尽管奉系军阀严密封锁消息，何孟雄还是设法将被捕情况和请求组织营救的信函传递出监狱，并转送到北京。经李大钊设法与黑龙江省督署联系，罗章龙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面保释，何孟雄才获释出狱。他风趣地对同志们说：。此次坐牢，殊出意外，但机会难得，确也增长了不少的见识。”这次是他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三次坐牢。为了纪念这件事，他特地取了“江囚”的笔名。

不久，中国共产党诞生。何孟雄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一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他与缪伯英结婚，被誉为一对“英”、“雄”夫妇。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何孟雄、邓中夏等19人领衔，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启事，公开征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从而使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不断地发展壮大。同时，他还参与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并被推选为书记部领导成员之一，担任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编委常委。后来，书记部为了开辟京绥铁路的工作，他被派为该路特派员。何孟雄常去南口、长辛店、唐山、张家口等地考察了解工人运动，并以“江囚”、“之君”的笔名连续在《工人周刊》上发表许多重要文章，给北方工人运动以有力指导。例如，在《经济学大要》一文中，他指出；“工会是工人的第二生命”，工会组织在罢工中的作用，比之其它种种“重要十倍”。组织工会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选好职员、干事或代表，使工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工人手里；二是要有一定的基金，工会有了基金就有了罢工的物质保证；三是搞好联络，以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组织作用。

年底，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何孟雄被推选为第一任书记兼组织委员。翌年1月，何孟雄出席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题为《谁为工人之友》的演说。针对当时军阀势力与我党争夺工会阵地的情况，指出：“凡对工人运动是极大的热忱，肯为工人的利益，牺牲地位、牺牲生命，不论历什么痛苦都不退却，没有一点利用的心思，不骗工人，这种人才是工人之友！”（载《工人周刊》第二十九号）2月1日，他又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表题为《无产阶级的战术》的讲演，提出了进行阶级战争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问题。他说：“现在的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军队也是资本家的军队，警察也是资本家的警察，他们都是资本家的财物的看守者。因为这样，所以工人没有胜利，……但是还有一层，你们要明白的：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占大多数，资本家是占少数。其中并有一些无产阶级的朋友。”“我们工人阶级，要进行阶级战争，凡是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相对垒，把些被迷的朋友唤醒，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战团。把全国的无产者都联合一块，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关于革命的目的，他指出：“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工人自己是主人翁了。第二步，防备有产阶级的反攻。”（载《工人周报》第三十一号）这两篇文章，实际上解答了建党和党的策略方向是什么的重大问题。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反动当局极为恐惧和仇视，指使工头邓长荣进行破坏。此人自夸“在长辛店当中一站，大街两头乱颤”。1922年5月，何孟雄在《工人周刊》和《晨报》上接连发表三篇揭露邓长荣的丑行和长辛店工潮内容的文章，经过工人群众坚决斗争，迫使该厂厂长不得不宣布停止工头邓长荣的工作。这次斗争胜利后，工人纷纷报名参加工会。

这年夏季，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北京，并抢占了几条铁路后，与交通部门矛盾甚大。中共北京区执委会李大钊利用这一矛盾，通过军阀上层人士关系，选派何孟雄、包惠僧、张昆弟、陈为人、安体诚等6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京绥、京汉、津浦、正太、京奉等铁路的密查员。名义上是调查交通部门的活动及其骨干人物，实际上都是中共的工运特派员。

何孟雄利用京绥路密查员的职务，经常出入张家口、南口、康庄一带铁路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访问，组织工人运动。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何孟雄先在南口铁路机车厂创办工人夜校，以后推广到各厂、站。接着，他采取循序渐进，稳打稳扎的方法，以整顿加强机务工人的精业研究所为基础，逐步在厂务、车务工人中发展工会组织。并帮助张家口、南口铁路机车厂建立了工业研究所，即基层工会组织。随后，改组了张家口车务工人同人会，选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工人当委员，组成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京绥铁路60多个大小车站，共有1500多工人参加了同人联合总会。在建立各类工会的同时，何孟雄还特别注意在斗争中建党和发展党的组织。这年秋天，他发展了6名工人入党，及时成立了京绥铁路党支部。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各大站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成为领导工运的堡垒。

1922年7月下旬，何孟雄得知北洋政府交通总长高洪恩批准与美国太康洋行签订出卖京绥路权的合同后，即与同人联合总会领导人商定，开展反对“亡路合同”的斗争。经过8天的罢工，终于取得全胜。这是北方工运史上最早取得胜利的斗争。这次罢工的胜利，何孟雄起了正确的领导作用。

10月27日，京绥路1500名车务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之前，何孟雄先后同京绥路党支部，车务工人同人会所召集的各站工人代表会，详细研究了罢工的日期、条件等事项，商议了罢工后应付敌人破坏镇压的各种措施；并提出“争平等、争人权、争自由、争待遇”，“不能拿工人当牛马”等口号。组织宣传队、纠察队、敢死队，以团结工人群众，孤立和打击工贼，保护工人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罢工之后的第二天，铁路当局为了破坏这次罢工，用钱收买了一个工人，让他和一个工贼把停在车站的列车开动起来。敢死队闻讯后，立即奔赴火车必经的大道弯处，一个接一个躺在铁轨上，足足躺满了半里地，迫使开动的列车停了下来。接着，察哈尔省当局派出士兵500多人，包围车站，捆绑了总工会会长李连升。但是刺刀没有吓倒这位工人领袖，也没有使工人屈服。当局只得同意李连升代表工人去北京与交通总长谈判。最后，交通总长高洪恩不得不基本满足工人们提出的7条11款要求。

年底，何孟雄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厂务和局务等各工种工人实现初步的联合，召开全路工人代表会议，成立京绥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他及时总结了前段工运的经验，提出。有队就挂”（一有机会，即领导工人起来斗争），“见好就收，提高再斗”的斗争策略。京绥铁路党组织认真执行了这一策略，罢工取得成果就马上复工，党和工会的负责人迅速转入秘密活动。因此，当直系军阀用武力摧残北方各铁路工会时，京绥路的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并在以后革命高潮到来时，能及时建立起京绥铁路总工会。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前，何孟雄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其他负责人，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当得知敌人制造流血事件时，他先后召开了北京地方执委紧急会议、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会议，决定成立救济机构，发动学生开展募捐活动，筹措救济经费。并决定忍痛复工，以保存实力。与此同时，他组织学生进行罢课，举着烈士血衣上街游行，控诉军阀残杀京汉铁路工人的暴行，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杀人元凶。

由于各地军阀继续进行武力镇压，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和全国50多个工会被查封，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工会领袖被通缉。何孟雄、邓中夏等被迫离开北京，转往上海。在与上海学联负责人洽谈支援事宜后，遂迅速返回北京，积极组织人力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和举行遇难烈士追悼大会，揭露北洋军阀的狰狞面目，教育人们认清中国革命非和平所能成功，必须继承烈士遗志，团结起来，打倒北洋军阀势力。

“二七”罢工的失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大钊邀集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何孟雄、张昆弟等人，讨论国共合作事宜。同年6月，何孟雄被推选为北京地区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赞成国共合作的决议。之后，中共北京区委进行调整，何孟雄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秘书。同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他根据中共“三大”决议，加入国民党，并任该执行部秘书处文科主任助理。他积极做好国共两党的统战工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5月下旬，因张国焘被捕泄密，李大钊、缪伯英等离开北京，中共北京区委的工作重担多移到何孟雄的身上。因为劳动过度，他不幸病倒。经过一段疗养后，他于1925年秋，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

1926年冬，何孟雄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1927年9月，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他又被调任江苏省委委员、农委秘书和省委巡视员，分管农民运动。这时他化名刘元和，开展革命活动，妻子缪伯英则在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

在省委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后，何孟雄受托起草《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对于江苏农民暴动的斗争策略，他通过分析江北各种条件后认为，暴动的中心区域应放在江北方面。在江南农村发动普遍的骚乱，在江北农村造成农民武装割据的局面，与上海工运相呼应。这个计划得到省委的赞成，却受到了党中央个别领导人的指责，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江苏省委在修改后的计划中接受了所谓在江南、江北均可组织暴动的意见，平分领导力量，四面出击。并委派何孟雄兼任淮安特委书记，吴雨铭任徐州特委书记，以加强对江北农民暴动的领导。

何孟雄不顾敌人的频繁搜捕和血腥屠杀，昼夜奔走在沪宁沿线和长江南北，视察农民运动，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检查各地对《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经过各地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周围的广大农村，按计划作好了农民武装暴动的准备。

12月下旬，何孟雄从淮安回上海，参加省委关于贯彻中央11月会议，限期普遍发动城乡暴动的指示的扩大会议，会上，何孟雄坚持以江北为重点的意见，得到了省委书记邓中夏的认可。他立即赶至淮安，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正式成立淮安县委，研究和部署淮安农民暴动计划，决定于1928年2月15日在基础较好的横沟寺打响暴动的第一枪。

正值江北农民自卫队即将暴动之时，邓中夏调往广东，中共江苏临时执委于2月5日任命何孟雄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而这时国民党淮安县政府已调集大批武装，准备“围剿”农民自卫队。淮安县委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举行暴动。由于敌众我寡，又无法立即获得何孟雄的指示，暴动坚持3天就失败了。其他各县的暴动也陆续失败。

同年4月，何孟雄调任江苏省委常委，分管农委和组织部的工作。他前往淮安调查，起草了《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总结横沟寺暴动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经江苏省委讨论通过，下达全省党组织。这时，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莫斯科召开，江苏省委在讨论党中央起草的“六大”文件（草案）时，何孟雄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既非高涨，也非低落，而是处于由低潮向高潮转变时期的观点。1928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前往莫斯科，李富春、何孟雄留下主持省委工作。但是省委对“六大”提出的意见，在“六大”预备会上引起一场争论，虽然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和赞同，却遭到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否定。“六大”结束后，向忠发、李立三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同年10月，何孟雄仍任省委常委，负责农委和军委工作。这时，向忠发、李立三等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中央直接委派书记。何孟雄认为江苏省委并无政治错误，向忠发等关于江苏省委没有组织路线的提法是不对的。他要求在处理江苏问题时，“中央若能顾到事实，方能使工作同志安心”。代理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也一致抵制中央不从工作出发强行委派省委书记的作法。向忠发、李立三只得放弃委派计划。但是最后中共中央还是改组了江苏省委，更换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等人。省委领导成员何孟雄等受到警告处分，并调离工作。

1929年初，何孟雄调到上海沪西区委任书记。这时缪伯英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同年11月18日至26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立三代表中央在会上作报告。何孟雄在讨论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讲了一些不同意李立三观点的意见，引起了一场争论。主要分歧是：一、李立三认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势力占优势，而何孟雄则认为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相持的局面，资产阶级为其领导；二、李立三认为当时的反动统治日趋崩溃，何孟雄则认为当时反动统治不是崩溃，也不是取消派所说的稳定，而是处于动摇之中；三、李立三认为当时形势是革命复兴与日益走向高潮，何孟雄认为当时形势不是高潮，而只是有着为发展高潮的前途；四、李立三认为党的路线应该是“进攻路线”，何孟雄则认为党的路线不应该是进攻路线，而应该是准备进攻。何孟雄的这些意见大部分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然而李立三等人却横加指责，给他扣上“调和派”的帽子，并将其降为省委候补委员。

1930年6月u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等人制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的各级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结果使党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

何孟雄不怕遭受批判和打击，先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江苏省委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公开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例如，在8月20目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何孟雄尖锐地指出：中央违反了国际路线，“中央对革命日益接近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议是“过火的”，进攻长沙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不可能”，“再发展下去，就可能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

9月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上海区委再次开会。何孟雄当面批评李立三的指导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明确提出了“立三同志领导的路线”和“立三主义”的问题，并从各个方面批评李立三的“左”倾路线错误，阐明了自己关于这些政治问题的意见。李立三大为不满，当场禁止他继续发言。最后，李立三作会议总结时，竞把他说成是“取消派的暗探”。

从此以后，何孟雄接连受到各种不同的打击和批判。9月4日，江苏总行委撤消他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10日，在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批判他“一贯调和主义路线”和“隐藏在党内的取消派暗探作用”。何孟雄发言申辩，并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10点政治意见，结果被指责为“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一贯采取在党内破坏党的办法”。会后不久，《红旗日报》接连发表公开批判何孟雄的社论和文章。但是，何孟雄不仅毫无畏惧，而且继续顽强地同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1930年9月8日，他向总行委及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共有12条意见，主要从6个方面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

第一、批评李立三路线不承认世界革命不平衡的错误观点。

第二、批评李立三路线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的错误观点和对形势的极“左”估计。

第三、批评组织大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坚持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群众”。

第四、批评“立三路线”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的错误。

第五、批评“立三路线”合并党、团、工会组织，使一切经常工作陷入停顿的错误。

第六、批评“立三路线”搞过火的党内斗争的错误。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批评和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一些“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对于“立三战略路线”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也未作分析和批判其思想实质。全会不仅未恢复何孟雄的名誉和工作，反而认为“战胜了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取消派”和“打击了何孟雄调和民主派主张”。

何孟雄继续坚持和阐述自己的意见。10月5日，他第二次向中央提出了《何孟雄意见书》。28日，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在未通知何孟雄出席的情况下，作出开除其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资格的决定，剥夺了他仅有的一个职衔。何孟雄又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明确表示：“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打击毫无问题，我还是要很努力很勇敢为党工作。”

1930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肯定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后，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何孟雄同志的决议》，指出：“一、何孟雄扁志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是用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的观点。二、何孟雄同志当时在党的各级会议上，在与同志谈话中，一般说的意见多是对的。……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和攻击，是很大的错误。……当时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三、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迟迟未予公布，也未恢复何孟雄的工作。

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为了扶持王明上台，筹划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前，起草会议文件，确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规定列席会议的非中央委员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以及事先拟定新的政治局委员和补选中央委员名单，均是米夫、王明一手包办，“圈外人”毫不知情。甚至一些接到开紧急会议通知的同志，到会后才知道是开四中全会。因此，会议一开始就产生了争论。罗章龙一派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何孟雄以列席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对如此召开四中全会表示不满，就会议性质和议程等问题同王明发生了冲突。这场斗争在最后选举时达到了高潮。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提出了政治局委员名单，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联合提出另外的名单。在米夫的强行压制下，会议以一票之差的简单多数通过了米夫事先准备的名单。这样，王明夺取了中央领导权。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会后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他们。他和罗章龙等出席会议的16位代表，发表《反四中全会代表告同志书》，发动了一场反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重大斗争。

米夫急忙召集反四中全会的代表开会，要求他们放弃反王明上台的活动，声言反四中全会就是反国际代表，反国际代表就是反党，就要开除党籍。但何孟雄没有放弃反四中全会的活动。王明利用权力，给何孟雄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反党”、“反国际”等政治帽子，并且一手推翻党中央《关于何孟雄同志的决议》，说“何孟雄同志的政治意见书在四中全会上及会后又和以前不同了，他现在主要是从右边来进攻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以后，王明在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里，自诩为最早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攻击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斗争中“最不坚决的分子”。可是，历史见证人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上说：“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根据这一点来责备他右倾是没有理由的。”

王明除了开会批判，写文章攻击诬陷何孟雄外，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等中央文件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

经过反“立三路线”斗争考验的何孟雄，又遭受了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不怕高压，继续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当然，何孟雄在这场斗争中，也存在着情绪偏激、不讲斗争策略等缺点。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未跟他人走向分裂党组织的道路。王克全说：江苏省委“在分裂的前一天，在中山旅馆开了一个会议，我曾不同意组织第二省委，与孟雄、资平、蒋云同此主张”。事实证明：无论在反立三路线还是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中，何孟雄都是坚持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

1931年1月27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以东方旅馆为开端，5天之内分别在中山旅社等十几个处所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6人。

中山旅馆6号房间是江苏省委的秘密联络点。1月16日，何孟雄、王克全等江苏省委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在这里开会，讨论研究关于抵制王明接管江苏省委和成立第二省委的问题。何孟雄等人不赞成成立第二省委。会议决定翌日继续举行。17日中午，在王克全主持下，继续举行会议，何孟雄、黄理文没有参加。散会不久，敌人就来搜捕，逮捕了尚未离去的蔡博真等4人。何孟雄因未参加会议，晚上7时左右来到中山旅社探听会议消息和结果，也被特务逮捕。在搜查他的住所时，巡捕房又逮捕了他的家属5人。

狱中何孟雄被列为第17号被告。审判长宋源询问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和住址。何孟雄回答：陈方，现年28岁，安徽人，搞印刷业，现住法租界。宋源要他交待参加共产党开会之事。回答：“不知道开会之事。我是到中山旅社7号房间找姓刘的朋友，包探叫我到6号房间找。我走进房内，只有一人，就是包探，把我捉住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巡捕房将他判为“疑与共产党有关系”，移交华界公安局。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17人被押往侦缉队看守所拘禁。20日，敌特又把何孟雄的家属及其他人员共计36人押往看守所。23日上午，他们被押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在囚车上，何孟雄通过身后的战友传话给孙阿芳：“你们不暴露身份不要紧。我被处决后，请将两个小孩送给我的老兄抚养。”

龙华看守所是人间地狱。残酷的监狱生活，把何孟雄折磨得病倒了。难友们送水、端饭，问寒问暖，帮助他战胜病魔。2月初的一天，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以及南京来的要员，突然提审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审问没有达到目的，敌人只好草草收场。何孟雄被捕入狱后，王明还在各种会议上和中央文件中公开点名批判他，给他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还指使龙华看守所地下党支部拒绝接受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的组织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生活，王明的恶劣行径，引起何孟雄等人的愤慨。他们联名给党中央写信，陈述自己反对王明上台的正确观点。这封信由黄理文转给宋孟平，通过互济会的同志转呈中央。

2月7日晚，看守长亲自一一点名，查完一间号子便锁上一间。这样严密的收封是很少见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何孟雄坦然地对不安的难友说：“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份内的事。”这铿锵的语言，充分显示出他为革命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过了不到半个钟头，看守长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拿着名单，指挥看守提人。何孟雄早有准备，当看守长走到他的号子门口时，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微笑着向难友们告别，自动走了出去。看守在过道里大声说：“恭喜你们解南京，快要开放了。”

何孟雄等23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一座小桥边。桥旁摆了一张茶几，挂了一盏大马灯，茶几上放着叠照片，每走过一个人，都与照片对一下。过了小桥，敌人要他们在方塔旁的围墙边排成两行，突然宣布执行死刑。行刑队躲在小屋子里，将枪口从窗口伸出来。一阵枪声，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又一阵密集的枪声，第二排的同志也都倒在血泊之中。

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何孟雄英勇捐躯，他在缪伯英逝世后娶的妻子孙阿芳被判6年徒刑，照顾小孩的亲戚黄淑芝被判一年徒刑，两个幼小的孩子被关一年多后送到孤儿院，生死不明。

23位烈士遇难后，《红旗报》和《海光报》及时发了消息，谴责国民党的暴行。接着，《群众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悼念龙华23烈士。可是，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在何孟雄牺牲后还对他进行批判，诬蔑他为“右派”。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决议指出：“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30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今人辑有《何孟雄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