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字润莲，毛泽东的大弟。1896年4月3日生于湘潭县韶山冲。他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长期在家务农，协助父亲经营生意。1919年10月和1920年1月，父母亲相继病逝，哥哥毛泽东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在长沙读书，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身上。然而，生活的磨炼，也促使他成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
1921年春，毛泽东回韶山动员家里的人参加革命。在哥哥的教育启发下，毛泽民走出韶山，来到长沙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搞庶务，管理师生伙食。同时，他参加了毛泽东开办的成年失学补习班的学习。
在长沙，毛泽民经常在思想、生活、学业上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有一次，他以自己与弟弟泽覃、同学许志行三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毛泽东先生启，南门家寄”。毛泽东回来后即给他指出，“启”是打开的意思，明信片没有封起来，怎么“启”法？“家寄”即毛寄的意思，许志行不是家人，又不姓毛，不能写作“家寄”，并批评他欠缺应有的文化素养。此后，他一直把哥哥的批评记在心里，作为激励自己学文化的动力。
同年8月，毛泽民转到自修大学任庶务，兼省学联庶务，并参加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在这里，他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觉悟提高较大。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他任工会秘书。不久，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部署下，他协助工会负责人，带领300多笔业工人，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发银洋、退还学徒押金、改善伙食，不许随意开除工人等六项要求。在遭到无理拒绝后，即率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罢工期间，他根据中共湘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解决了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问题。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了40天，终以资方满足罢工工人的条件胜利结束。同年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毛泽民到安源后，先在工人夜校任教。期间，除正常授课外，他利用各种机会，到矿井、工棚中广泛接触工人，传播革命真理，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1923年7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他被推举为该杜负责人之一，不久，出任经理。为办好合作社，他积极宜传消费合作社为工人服务的宗旨，动员工人投资入股。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开办资金即由五百元增至一万八千六百多元。在经营活动中，他头脑冷静，设法适时从长沙、汉口等地组织货源，以比私商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售价，满足工人群众对米、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的需求。在交换方式上，则灵活多样，可用土产品兑换货物，尽可能方便工农群众。一些奸商看到消费合作社的开办与发展，对自己极为不利，便采用套购合作社货物的办法，企图垄断商品，挤垮合作社。他发觉后，即针锋相对，给每个工人俱乐部成员发放购物证，凭证购物，从而使奸商的阴谋未能得逞，维护了工人的经济利益。他还精心主持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以及经理的职责、物资保管、财会管理、工作人员的聘用、辞退、奖惩等制度。使消费合作社各方面工作制度化，有章可循，也使入股工人能消除对合作社经营活动的疑虑。他充分利用消费合作社与工人群众直接接触的便利条件，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将他们吸收入党，并兼售《响导》等革命书刊，使消费合作社成了工人群众的政治活动场所与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之一。
1924年秋，毛泽民因患阑尾炎离开安源到长沙治疗。次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他随之回到了韶山。9月，又受党组织的派遣赴广州，参加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5年底，毛泽民在广州农讲所结业后，被派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工作。上海书店设在民国路小北门，是党的书刊总发行机关，专门印行党的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并在长沙、湘潭、汉口、南昌、广州、潮州、太原、安庆、青岛、重庆、宁波、海参崴、香港和法国巴黎等地设有分店或代售处。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经党中央批准，毛泽民于1926年在上海新闻路培得里增办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以分担中央机关日益加重的印刷、发行任务。他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老板，承印、发行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响导》、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上海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以及党组织临时需要的各种通告、传单等。他处事谨慎、机警，专门选拔、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度觉悟和组织纪律性的印刷工人，如毛特夫、毛远耀、谭熙春等。在任务繁重，四周军警密布的恶劣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中央机关的书刊印行工作。这年，他和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毛泽民的活动和上海书店的营业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特经常在书店周围侦探。鉴于上海书店已经暴露，他经党中央同意，另择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即长江书店，直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他自己仍留在上海，通过长江轮船水手、茶房的帮助，将上海书店的书刊巧妙地运送至汉口。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离开上海到了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随后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根据党的指示，他又回到湖南，化名周方，深入湘潭、湘乡一带，发动和组织农民武装准备秋收暴动。9月中旬，他得悉毛泽东已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奔赴平江、浏阳。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只得折返长沙。这年年底，他奉命再度返回上海，恢复了秘密印刷厂的工作。
1929年初，秘密印刷厂再次被敌特发现，因事先获悉情报，他机警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所印刊物妥善处理，使前来搜查的敌特一无所获，仅以搜得的几本马列主义著作为借口将他带走，关押在一家旅馆里。他以“给共产党印书纯粹是为了赚钱”为理由，与敌特周旋。贪财如命的敌特蓄意要敲竹杠，向他索要财物。他满口应承，要求放他出去筹集款项。他藉此得以安然脱险。这年冬，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他在天津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自任经理，承印党的刊物、文件、传单以及顺直省委主办的《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
1931年初，他又奉命回上海，以开酒栈作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出版发行工作。这时，他得悉嫂嫂杨开慧已于先年11月牺牲的消息，悲愤之余，通过各种关系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侄儿护送来上海，送往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
同年4月，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毛泽民等一批与顾顺章接触较多的同志，奉命离开上海，去香港工作。但不久，顾也窜来香港，他又按党的指示，于7月到达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
1931年秋，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央财政工作。不久，奉派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出任第一任行长。新成立的国家银行，全部工作人员只有行长、记帐员、出纳员、总务和会计5个人。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使苏区的财政极度困难，人民生活非常艰苦。国家银行成立伊始，全部资财仅有从土豪那里没收来的几担银元和纸币。为了使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国家银行健康发展，支撑战争局面，他在理顺财政金融关系，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挫败反动势力对苏区金融工作的破坏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集中合理的使用有限的资金，他首先做了统一财政与健全规章制度的工作。规定红军打土豪筹得的款子，除分给群众部分外，一律上交国库、统一管理。并将国家金库分解，设立总金库、分金库和支金库，由国家银行的总行、分行和支行分级管理。制定健全了金库条例和会计、预算、决算、审计以及各种经费支出必须经过财政部批准等规章制度。
其次是统一货币。针对苏区原来使用各种杂钞劣币的弊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用大量钞票套购苏区物资，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等情况，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于1932年7月7日正式发行了苏区自己的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票面分一元、伍角、二角、一角、伍分共五种。年底又建立了中央造币厂，铸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和铜币。也铸造了一些可到白区流通的银元，以利与白区进行贸易。当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币值极为稳定，很受群众欢迎。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进犯的同时，派遣大批特务散布“苏区已被包围，苏维埃钞票将要作废”的谣言，一时弄得人心惶惶。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毛泽民大胆决定在银行设立“现洋换钞”的特别业务，宣布九十九元苏维埃纸币可换一百元银洋，随到随换，没有时间、数额限制。同时，将前方打仗缴获来的财物，卖给群众，一律收纸币，不收银洋。从此，苏维埃纸币的信誉越来越高，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破坏苏区金融的险恶阴谋。
再就是发行公债和提倡储蓄。国家银行先后在苏区发行了三百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其顺一分之一用作红军作战经费，三分之二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基本金。广泛开展了储蓄运动，充分合理地利用好了苏区为数不多的社会闲散资金。
毛泽民在主持苏区的财政金融工作期间，还十分注意苏区财源的开辟，积极发展生产，开发苏区的自然资源，开展对外（白区）贸易。赣南的安远、宁都、会昌三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钨砂。1932年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支持决策下，他主持成立了钨矿公司，亲任公司总经理，统一组织苏区钨矿的开采。公司所辖的盘古山、铁山垅和小垅三处矿场年产钨砂约一千八百吨，其中盘古山矿场1931年秋至1934年秋，产值累计达二百多万元银元。钨矿的大量出口，使苏区获得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换进了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经济工作中，毛泽民一贯廉洁奉公，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他曾担任闽赣省委常委、财政部长和省党团副书记，经常开会到深夜，每逢此时，与会同志饥肠辘辘，邵式平总爱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而他也总是笑着答道：“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
临时中央从上海迁来中央苏区后，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思想下，毛泽民也曾受到种种责难和攻击，说他“打土豪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沙坝上的，像上海的帮头一样，钱来得不光明”；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是“向石印机瞄准”。主张舍弃打土豪筹款的政策，要国家银行向农民收税。但毛泽民坚决抵制了他们的错误做法。
长征开始时，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委。这支部队携带黄金、白银和苏区钞票共一百六十多担，沿途还要接受部队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行军的负担很重。一路上，他坚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同时，他还尽力照顾好部队食宿，使部队纪律严明，士气很旺。
一次，部队在湖南打土豪，错杀了群众一头猪，毛泽民知道后，亲自带钱赔偿，并向老乡道歉。当时群众感动地说：“盘古开天地，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红军进驻遵义后，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遗工作团，毛泽民任先遣工作团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总供给部，毛泽民又任副部长。
当部队经过贵州、云南、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时，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使红军遇到严重缺粮的困难。毛泽民一面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争取在少数民族地区筹集粮食，一面发动部队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想方设法使全军度过了缺粮的难关。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民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当时陕北已经进入寒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为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毛泽民通过驻清涧县马筏坪的红军都队，在阎锡山统治区设立联络处，由联络处派人与阎的部属打通关系，采购了大量的布匹和棉花；又通过根据地妇女组织，发动妇女为红军赶做棉衣，使几万红军战士都穿上了新棉衣。为了改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在他的倡导下，兴办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合作社、收购店。同时发动广大群众纺纱、烧木炭、打铁、做木工；开展植树造林、试种水稻、大力养猪、牛、羊等生产活动，并办起了纸厂和煤厂。他还亲自带领三十多人到长城脚下的定边、安边、靖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批物资。
1936年秋，一些国家的人民捐款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将款从法国汇到上海，中央决定派毛泽民负责把这笔钱取回来。次年4月，他和钱之光等四人化装去上海，通过地下党将外汇兑换成法币，藏在特制的皮箱夹层里，分批带走，一路上他们躲过反动派的严密搜查，辗转数千里，将款运到了西安。然后，在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叶剑英、陈赓等人的亲自接送掩护下，将这笔巨款安全地带回了延安。
毛泽民在艰苦的斗争中，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但仍坚持工作。1937年冬，他的病情日益恶化，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疗休养。
1938年2月21日，毛泽民乘飞机来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准备转道去苏联，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的地方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便暂时留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当时，新疆的边防督办盛世才，打着“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中共派干部到新疆工作。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促进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从1937年起，陆续派去了一百来名干部。盛世才因对新疆财政经济的混乱腐败局面束手无策，还特别要求派一名财经能手去新疆整理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已抵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党代表邓发（后为陈潭秋）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毅然放弃了去苏联治病的机会，按照党的指示，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
毛泽民上任后，首先着手整顿新疆的财政机构，培训财经干部。毛泽民果断地将财政厅的编制由二百人压缩为一百人，分别在地县设立财政局和税务局。机构建立后，他又亲赴喀什，召开南疆各地县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会议。进一步研究解决财政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1938年，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办了财经学校，招收了80名青年学员，开设簿记、会计、公文程式、统计、财务管理等课程，并亲自给学员讲课。还于1938年4月18日，请求党中央增派了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在内的10名从事财经工作的党员干部。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毛泽民说服盛世才，进行币制改革，废除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改行以元为单位的统一的新币。新币发行前，为了树立新币的信誉，他利用1938年秋在省城召开新疆全省代表大会的时机，举办了银行金融财宝储备展览。代表们看到银行储存金银甚多，增强了对新币的信任。1939年2月1日，新币正式发行，票面值分为十元、五元、三元、一元、五角、三角、二角、一角、五分，三分十种。新币发行后，流通顺利，从而顺利统一了新疆全省的币制。
新疆阿勒泰地区盛产黄金，毛泽民认为开采金矿，可以用来充实新币基金，增加银行储备，于是在迪化成立了金矿局，在伊犁、阿山成立了金矿分局。他号召与组织群众开采，规定群众个人挖得的矿金，除缴纳课金外，剩余部分可以卖给政府或换取货物。而金矿局每年收到的黄金，须全部上交财政厅，作为财政收入。1939年11月，毛泽民主持修订了《新疆省限制现金银出境暂行办法》，改变了过去大量金银外流的局面。
在整理财政过程中，毛泽民主持制定了财经制度条例，强调“财经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并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财经委员会，规定凡预算外支出必须经财经委批准，任何人不得例外。一次，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让盛世才将和田街一块空地丈量卖给群众，以这块地皮收入作为市政金，给他建筑小别墅。毛泽民立即向盛世才提出质问，使得“邱老爷”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盛世才见财政有了起色，便借“筹集军费为名”，企图将财政厅收入攫为已有，也遭到了毛泽民的坚决拒绝。
毛泽民在新疆不但要和盛世才进行斗争，还要与蒋介石政府进行斗争，设在伊犁的航空学校，很多学员是蒋介石从内地派来的，他们带来大量的法币，在新疆套购物资，造成物价波动，影响新币流通。为此，毛泽民断然决定：新疆境内不通行法币。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来电质问新疆为何不用法币？毛泽民巧妙地提出四条理由：
第一、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维族人不识汉字，且法币式样多，票面金额不等，上面又无维文，少数民族使用起来有困难；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法币运入新疆，通行法币，维族人民分不清真伪，将导致严重后果；第三、如必欲在新疆通行法币，应在法币上附加维文；第四、通行新疆币并不影响交易，凡由内地来的法币，均可如数在新疆境内兑换使用，二者并不矛盾。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在哈密设立兑换处。
在整理财政金融的同时，毛泽民还积极推行税制改革，扩大银行业务和发行建设公债。他不顾盛世才和各地头人反对，把牧羊税制由过去的“按户计税”改为“按羊多寡计税”，减轻了贫苦牧民的负担。1939年，他将省立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并亲自兼任该行理事会理事长。然后在全疆增设十五个分行，大量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到1940年商业银行纯利总数达到73.4万余元。
在新疆毛泽民还曾主持发行建设公债，用筹集来的大量资金，修筑了全长4100多公里的公路干线，新建13所医院，16个诊疗所，4个药房和一所医药专科学校。使全疆的交通状况和医疗设施有了较大的改观。1938年和1939年，还曾给贫苦农牧民发放农业贷款87.5万余元，贷籽种7.1万余担，用专款从苏联购进各种农机具2万多件，促进了全疆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民在新疆财政厅工作三年，取得了较大的业绩，但同时也触犯了盛世才等人的利益。1941年7月30日，盛世才以毛泽民身体有病，不宜担任繁重工作为借口，将其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厅长，并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毛泽民到民政厅后，针对新疆封建制度下的“农官”，多是欺压民众、鱼肉百姓的地痞流氓和地主巴依之类的人物，掌握着农村基层政权的司法、税收、抽丁等大权，随意抓人，草菅人命的情况，利用盛世才“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幌子，迫使盛世才同意废除压迫人民的“农官乡约”制度，制订《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和《区村选举法草案》，明文规定：“在各村建立村代表制，每村由人民选举五至十一人任村代表，由区村代表会议选举区村长”；区、村长的人选，应是“名望素孚，办事公正”的人。有力地加强了全疆区村基层政权建设。
1941年底，毛泽民主持在全疆各地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规定：凡上级重要命令的执行方法，下级区村和民众建议，均须提交县政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使县政工作与民众要求相配合。并认为采取这种“有组织性的民主设施”的好处是，“一方面容易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积极参加，另一方面在整个工作中能够减少困难，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这一措施有效地改变了县级政权工作方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县政务委员会的督促下，各机关经常派员下乡视导，甚至有些县长亲自出巡了解民情，直接领导民众开展水利，培植农田，修筑道路等工作。
毛泽民十分重视民政救济工作，曾亲手主持拟定，《救济院整理大纲》，于1941年10月31日公布施行。大纲规定全疆共设救济院十七所，收容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除政府发给他们每人每月三十斤面粉外，还组织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既改善了入院者的生活，还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根据这个大纲规定，全疆的救济院经过整顿后都办得比较好，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使三千多名鳏寡孤独免受沿门乞讨之苦，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毛泽民还曾动员各族群众积谷备荒，搞好卫生防疫工作。在全疆设立了七十七处“积谷公社”，募得谷物十万石以上，大部分贷给贫苦农牧民，解决了他们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1942年夏季，新疆西部流行恶性鼠疫和斑疹伤寒，毛泽民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医疗队赶赴疫区。并不顾自己有病在身，亲自到疫区来回奔波，指导和检查防治工作。由于劳累过度，他一度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复发，被送进医院治疗，但他仍惦记着灭病防疫工作，伏在病床上起草了《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当医护人员劝他休息时，他却笑着说：我们到新疆来，就是要为各族人民多做工作。人民的每一件事，都有时间性，决不能延误。
毛泽民也曾主持了新疆的抗日募捐工作，发动各族人民节衣缩食，踊跃募捐，全力支援抗日前线。并将募捐得来的款子，购买了十几架“新疆号”战斗机和数十挺机关枪，连同各族人民捐献的几十万件皮大衣和一批药材，运往抗战前线。
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赢得了新疆人民的信任，却使盛世才坐卧不安，只想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苏联，国际国内形势逆转。这时盛世才以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不行了，于是逐渐撕下了他那“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员到迪化与盛世才达成反共协议后，盛世才便公开投靠国民党，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攻。
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采纳毛泽民与陈潭秋等人的建议，决定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退党员的计划。由于当时新疆通往延安的交通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毛泽民、陈潭秋拟定了暂时撤退到苏联的方案，并事先组织117名准备撤退的党员、干部学习，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应付突然事变。
预料中的突然事变很快发生了。1942年9月17日下午一时，盛世才以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借口，派出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软禁在“邱公馆”。当天下午，又将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加以软禁。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当众将盛世才手下的特务头子、警务处长李英琦痛骂了一顿。李英琦被迫打电话向盛世才请示，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们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盛世才吱吱唔唔，企图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毛泽民知道这家伙已经无可救药，愤怒地把电话机砸烂。
11月，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被秘密转移到“刘公馆”。这里围墙高筑，戒备森严，毛泽民预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他对方志纯说：“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3年2月7日，盛世才把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了监狱，毛泽民、陈潭秋等五人被关在迪化第二监狱。
4月10日起，敌人开始对毛泽民进行连续审讯。敌人看到毛泽民坚贞不屈，又演出一幕隔帐对质的丑剧。即用幕布将“审判厅”的一角隔开，“审判官”坐幕前，让叛徒潘柏南、刘西屏等四人躲在幕布后面，作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见证人”。敌人满以为会对毛泽民发生作用，哪知毛泽民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这套鬼把戏，义愤填膺地厉声喝道：“潘柏南、刘西屏，给我滚出来！别躲在后面学人话。告诉你们，盛世才可以出钱买你们的灵魂，可买不了铁的事实！”敌人见此计也不奏效，便对毛泽民使用“抽皮鞭”、“坐飞机”、“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惨无人道的酷刑进行逼供，但仍一无所得。在狱中为了反抗敌人的暴行，毛泽民曾先后绝食七次，表现了共产党员至死不屈的革命精神。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签发了秘密处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手令。敌警务处长李英琦和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指挥九名凶手，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勒死，装进麻袋，用汽车拉到六道湾，埋在渺无人烟的荒山坡上。
狱中的难友们得知三位烈士遇难的噩耗时，无不悲痛万分！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三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集体创作了一首《追悼歌》：
“我们的兄弟，
在前方为国把命拼，
我们的全部力量，
正在消灭民族敌人。
我们光荣的同志，
谁想到在抗战辽远的大后方，
还有丧心病狂的败类，含血喷人，
暗害了你们宝贵的生命！
你们宁死不屈的意志，
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中！
瞑目吧，
光荣的同志！
你们的血迹，
揭露了民族败类的无耻！
你们的牺牲，
更显示了八路军伟大的精神！瞑目吧，
光荣的同志，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他鼓励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毛泽民烈士的英灵，安息在新疆乌鲁木齐南郊燕儿窝公园里。墓地广场上矗立着高大洁白的大理石墓碑，正面镌刻着董必武的题字“毛泽民烈士之墓”。常有成群结队的各族人民，到墓前缅怀烈士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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