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最活跃、影响最大的群众性抗日团体。

1937年10月，湖南文化界的部分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发起宣言中愤怒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全中国燃起其侵略战争的凶焰，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已临到存亡绝续之危局。我们当前的出路，不是解放便是灭亡，只有4万万5千万中华民族的儿女团结一致，‘坚决抗战到底’，才能争取民族的生存与解放，才能保障世界和平与人类文化。”因此，后援会号召实行文化的总动员，“并要求消除一切党派的、门户的、地域的等等自相摩擦的成见，希望在湖南境内的一切文化工作者，无遗漏地在抗敌救亡这最高的共同原则下，紧紧地结合起来，作为全民团结的一个有力的组织单位，与全国文化界共同来负起民族抗战的文化任务，企望着全湖南境内的一切文化工作的同人，都踊跃地自动来参加”。

1937年10月17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湖南第一师范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600余人。临时主席吕振羽报告了筹委会成立的经过以及成立大会的重要使命。会议讨论通过了以团结抗战，持久抗战为宗旨的《文抗会章程》，选出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翼等23人为理事，曹伯韩、谭丕模、魏猛克等11人为候补理事。同月19日理事会选出吕振羽、李仲融、廖伯华、陈润泉、易君佐、孙伏园、田汉、康德、翦伯赞等23人为常务理事，决定成立研究、宣传、组织、总务4个部，分别由吕振羽、李仲融、廖伯华、陈润泉担任各部主任。大会通过的《成立宣言》严正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不仅在消灭我国家，奴役我民族，斩绝我历史文化，同时也在毁坏人类文化，扰乱世界和平。”号召每个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要不顾所有一切的牺牲，坚持着和敌人作不计年月的长期斗争，才能争取民族的最后胜利，才能完成这伟大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文抗会还设有干事联系会议，每周报告、检查工作一次，并有会刊《抗战文化》，由杨荣国、曹伯韩、李声玄、姜曼朗等负责编辑。

文抗会建立初，虽未建立党组织，但其主要领导者都是党员，如吕振羽、曹国智、孙伟、苏镜、谭丕模、曹国枢、萧敏颂、赵君实　等。1937年12月省工委成立后，指定谭丕模代表党与文抗会联系。不久在会内成立党支部，书记丁务悖（后李声玄接任），卢良、白云为支委。1938年2月，省工委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文抗会单独成立支部，书记白云，后为杨第甫，隶属文委。还将原文抗会支部下属的党小组，如职抗会、育英小学、一九三六剧社、周南女校、新声歌咏队、一致剧社等都发展成为支部，加强了党对群众团体组织的领导。

文抗会制定的《工作大纲》中规定其任务为：拥护全国抗战，宣传救亡理论，指导民众救亡及训练救亡技能，提高民众文化。文抗会围绕《工作大纲》的任务，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

一是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团体。文抗会成立初，会员60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为扩大文抗会的基础，决定将个人会员变成团体会员，把各文化团体统一在文抗会的领导下，并在长沙主要大、中、小学校，设立读书会和歌咏组织，至1937年年底，文抗会成员发展到800多人。到1938年2月，受文抗会直接领导与影响的群众团体达35个，共1000人左右。其中有金汉虚领导的新声歌咏队，唐炎斋领导的一九三六剧社，苏镜、丁务悖组织的抗敌工作团，以及一致剧社、青年会、职抗会、记者会等。与民国大学“活力社”、“妇慰会”等也有联系。文抗会还在常德、岳阳、衡阳、桃源、湘潭5处成立了分社，与36个县142人保持通信来往，建立了7个文化集团。同时，又帮助其他行业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如长沙市的职业青年工作团，团员有120人；长沙近郊的衡光工作抗日团，团员有50人；衡阳的京沪路员战时服务团，团员有139人。

二是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出版抗战画报、画刊，绘制大幅漫画、标语、张贴“大家看”壁报。组织歌咏队、晨呼队、口琴队、街头剧，深入各后方医院、难民收容所及湘潭、岳州、长沙近郊等地，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流亡者之歌》、《往那里逃》等抗战剧目，广泛开展抗战宣传；组织8个救亡团体到难民所中，设立难民服务室，组织伤兵服务团，为伤兵读报、写信，通报受伤战士最关心的前线消息和其他国内外新闻，建立伤兵俱乐部、读书社；成立战时经济、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研究会，编写平民学校战时常识讲授提纲，为抗战服务；出版各种抗战丛书，举办抗日宣传周，发动各种文艺团体、报刊进行爱国宣传，组织反目游行示威活动，扩大文抗会的影响。

三是举办各种讲演会与时事座谈会。文抗会每周举行3次抗战问题讲演会，邀请各党派、各阶层的著名人士作抗日救亡报告，每次听众300余人至2000余人不等。其中，1937年12月16日，文抗会邀请徐特立在银宫影院发表《赶快组织游击队和义勇队》的演讲，1938年7月3日，时任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长沙青年会大礼堂所作的抗日周年形势报告会，影响很大。文抗会每星期天晚上还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文化界名人参加，讨论一周间时事问题，并将讨论记录登报发表，颇受欢迎。

四是开办战时常识训练班。前两期战时常识培训班由研究部主办，后改归训练部主办。吕振羽、薛暮桥两位先生领导训练部的同事开办了六期战时常识训练班和函授班，共训练学员800多人。各期开设课程不同，主要有三民主义浅说、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战时经济讲话、宣传与组织、救护常识、游击战术、兵器学、地形学、弹药常识、军队政治工作等。另外还开设了救护常识训练班、世界语讲习班、新文字讲习班等，训练班结束后，即转变为工作团，参加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

五是接待来湘爱国人士，输送革命青年去延安。文抗会先后接待过郭沫若、邹韬奋、沈钧儒、范长江、王炳南等许多来湘的民主进步人士，配合他们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文抗会还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赴延安或解放区工作。

湖南抗敌后援会在民众抗日中影响的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先是暗地里破坏、阻挠其成立，继则以新闻封锁来缩小文抗会的影响，后以强迫改组的方式，排挤中共党员，夺取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

文抗会成立前，国民党省党部以“文抗会员多是小学教员，没吸收老文化人、老教育家”为借口，阻挠其成立。文抗会通过联合地方势力派何键并争得他的支持，打破了国民党CC派的阻挠。CC派分子接着又在文抗会名称、性质等问题上大做文章，要求文抗会只能称“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只许从事战时文化研究工作”，不允许各报登载文抗会成立的消息，还造谣污蔑文抗会“多数会员退席，不够法定人数”，“选举是非法的”等等，企图使文抗会流产。文抗会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利用各报间的矛盾，争取到了《力报》、《国民日报》、《通俗日报》的支持，刊发了文抗会成立的消息。1937年11月12日，在文抗会纪念孙中山诞辰时，省党部以“民众团体不能纪念总理诞辰”为名，企图阻止。由于文抗会争取到了何键的支持，且何键以个人名义派人送了200元作为纪念总理诞辰费用，省党部特派员赖琏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开会，但提出了3个限制条件。

文抗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向往延安、奔向抗日前线的激情。在人民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国民党省党部中的顽固派，不敢明目张胆地取缔文抗会，但想方设法地想改组文抗会，排挤会内的共产党员，扭转文抗会的斗争方向。他们限定文抗会的活动必须经过其御用团体一“湖南抗敌总会”的批准，利用报刊大肆攻击《前进》、《抗战文化》是“反三民主义路线”、“离心路线”，“文抗会是乱七八糟为所欲为的团体”、“是中共的宣传部”，扬言要加以取缔。由于文抗会中共产党员斗争经验不足，在国民党省党部的高压政策下，为了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文抗会未能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迁就了国民党顽固派提出的改组文抗会的要求，致使文抗会的领导权渐渐地转移到国民党的手中。

1938年2月26日，国民党省党部提出理事名单，要求文抗会四部主任陈润泉、翦伯赞、吕振羽、李仲融担保通过，并威胁说，倘若名单不能担保通过，当局便将明令解散文抗会。文抗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拥护党政当局的意见，并以极诚恳的态度说明，大会的会员虽然有人持反对的论调，可是丝毫也不能动摇大家的信心。结果，2月27日文抗会第二次动员大会上，选出理事104人，共产党员仅占34人。2月22日第一次理事会议，选举常务理事23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仅占6人（即李仲融、吕振羽、陈润泉、翦伯赞、廖伯华、田汉），国民党CC派和复兴社分子占绝对优势。

2月25日，文抗会常务理事会选举了驻会常务理事，产生各部正副主任。省党部的人私拟各部正副主任名单，强行在会上通过，推定陈润泉、周邦式、熊雄3人为驻会常务理事。在文抗会原有的4部基础上，增设训练、救济、青年、慰劳、妇女5部，共产党只取得3个半部的领导权。后来陈润泉又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逼迫下，辞去了总务部正主任一职，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里面写着“文抗会的几个工作人员——杨铁山、萧敏颂、唐掞斋、卢良——非离开湖南不可，否则便以最后手段对付”的一些秽语。6月20日，国民党特务无故逮捕做难民工作的杜义辉，叫嚣“湖南没有你们活动的余地”，“这是对你们初步的打击……”不久，又拘捕伤兵工作团的王可增，造成伤兵难民工作瘫痪。自此以后，文抗会的实际工作人员一天天地少下来，雄壮的集体歌声听不着了，大幅的抗敌漫画看不见了，舞台剧队、街头剧队、口琴队、新文字世界语言宣传团，都无影无踪了。读书会、团体会员一天天减少了。个人会员与文抗会无形中断绝关系了。外县乡村工作已不为人记得了。总理纪念周、工作人员谈话会、时事座谈会，已经好几周不举行了，理事会已经5个月不开了。

为了保存共产党的力量，经中共湖南省委决定，8月转移了一批身处险境的骨干。至长沙大火前，文抗会已名存实亡。

长沙大火后，文抗会部分理事随省委迁到邵阳，1939年1月18日，重整旗鼓，成立文抗会邵阳通讯处，决定设立总务、宣传、组织、社会服务4组，设正副组长各1人，推定陈润泉为总务组长，陈琼璋为副组长；雷锡龄为宣传组长（暂由欧阳敏纳代），张天翼为副组长；康德为社会服务总长，杨荣国为副组长；潘开茨为组织组组长，戴哲明为副组长（暂由陈楚代），并举行一些座谈会。2月16日成立了宣传队。但薛岳上台后，顽固推行反共政策，形势日趋逆转。4月，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塘田战时讲学院”，文抗会邵阳通讯处也被迫停止活动。

文抗会的成立，使湖南文化界有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联合团体，共产党通过这一团体广泛地宣传自己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推动了湖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文抗会的兴衰历程再次证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抗日事业就得到发展；否则，统一战线就会受到破坏，抗日事业就会遭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