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9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国民党同意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十几个重要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处。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委派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上校主任的身份到湘筹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徐特立是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人，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先后任教于稻田女师、省立第一师范、长沙师范和周南女校，是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他43岁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严重、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老战士。王凌波是湖南省宁乡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是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入党后长期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曾3次被捕入狱，但始终坚贞不屈，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

　　12月9日，徐特立、王凌波等人到达长沙，住在犁头街南方旅社，与一些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后，开始着手通讯处的组建工作。年底，通讯处迁至东长街（现蔡锷中路）徐家祠堂公开挂牌办公。次年2月，因祠内民达小学开学，通讯处迁至寿星街2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后在雅礼中学设有电台。为防备敌机轰炸，通讯处又在水陆交通较为方便的燕子窝陈家祠堂（现望城县天顶乡梅溪小学）开辟一处办公地点。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建立，是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讯处工作人员有指导员龙潜，交际副官刘恕，秘书王自申、黄英博，管理员杨汉章，总务戴昌明，文书魏若耐，收发陈碧莹，接待李克仁、翻译刘一鹤，电台人员郭端正以及曾国旗、欧阳方等20余人。通讯处建立初期，正值日军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许多人对战争前途、民族命运十分担忧，每天来访人员络绎不绝，纷纷询问有关抗日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国共合作的前途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始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耐心细致地予以解答，使来访者消除了对国共合作的疑虑，增强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通讯处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发动。徐特立等人多次应邀在临时联合大学、长沙银宫电影院、长沙火宫殿、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广播电台、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学联、妇联、中央戏剧学校、长郡中学等处公开演讲。他在银宫电影院先后演讲《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讲演》等讲题，指出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中国抗战，国内开始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保卫家乡，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他在湖南广播电台作广播讲演时，着重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是要灭亡中国，在大敌当前、国家兴亡绝续的时候，只有举国团结一致，捐弃前嫌，才能胜利，否则就会做亡国奴。现在有人反对国共合作，破坏团结，那是对民族的犯罪，对国家的不忠，这种人应该赶快回头，为了国家民族抛开私人恩怨，一致抗日。他呼吁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坚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的这些讲演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徐特立还通过参加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开展社会联谊活动、公开发表文章等途径，积极驳斥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宣传正确的抗日救亡思想。通讯处还积极推动和指导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和创办抗日救亡报刊、书店。通讯处通过各种方式，在原已建立的文抗会、妇抗会、学抗会、农抗会之后，先后建立了工人抗敌后援会、青年服务团；支持文化界人士筹款创办《抗战日报》、《中苏》半月刊、《真报》等报刊，支持建立“新力书店”、“五五书店”等，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张治中驻湘期间，采取联共抗日的方针，提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对徐特立也很尊重。因　此，通讯处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展开对湖南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徐特立和任作民多次找张治中商谈有关抗日救亡的各种问题，提出各种建议，同时通过张治中的主任秘书夏维海的连襟即中共党员何良做夏维海的工作；通过中共党员黄时雨、夏康逵做张治中女儿张素我的工作，从内部影响张治中联共抗日，使张治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意释放关押在湖南监狱的30多名原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干部和战士以及共产党员。张治中还聘请徐特立以社会名流身份任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常委。对其他人物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当时，通过徐特立与刘岳厚（何键主湘时任省公路局长）几次接触，王凌波的学生，民国大学进步教授姜运开（辞职后任刘岳厚秘书）向刘介绍进步书刊，宣传中共抗日主张，转达徐特立、王凌波的意见和建议，促使刘在政治上同中共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他创办《开明日报》（1939年8月在茶陵出版，后迁衡阳），自任社长，聘共产党员黎澍为总编辑，该报后来被国民党以“言论荒谬”的罪名勒令停办。为了争取何键的老上级、国民党军政要人赵恒惕及其异母弟赵君迈，通讯处和省委曾派张生力、丁务惇担任湖南省盐务局长赵君迈所办《时事动态》月刊主编，赵君迈在徐特立等人的启发鼓励下，大胆改变国民党财政部禁止私盐的作法，允许私盐买卖，举办官盐销售所，为解决战时湖南盐荒作出了贡献。赵恒惕在担任湖南省军事参议会议长期间，也在支持组建地方自卫力量、安定地方秩序、反映人民意见方面起过一定作用。对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属大学部（地政学院）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生魏方、陈和坤等10余人在长沙创办《今天》十日刊，进行抗日宣传，以及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救亡活动等，通讯处均给予热心支持。

　　1938年6月至8月，根据党中央有关招收大批青年去延安的指示精神，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设立了“抗大、陕北公学长沙招生委员会”，由龙潜、刘恕负责，在省立第一师范、长沙周南中学、含光中学等学校，先后介绍了莫立本、赵绿吟、易华英、杨展（毛泽东内侄女）、徐厚本（徐特立儿子）、刘翠英（后改名为徐乾）、王警吾（王凌波女儿）、王燮权、董玉清等600多人去延安，分别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青训班等校学习；还选送了向进（向武坦）、李震勋等一批医务人员到前线为八路军、新四军担任医疗工作。其中很多人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为优秀的革命干部，有的则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对于未能前往延安和抗日前线的青年，有些被送往塘田战时讲习院学习，有些则做好思想工作留在长沙等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通讯处还经常为前线筹措和转运各种物资，主要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交涉，领取八路军、新四军所需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同时，将湖南、广东等地及海外侨胞捐献的大量衣服、药品、医疗器械等各种物资，包括印尼华侨捐献的万金油、东南亚华侨捐献的军用救护汽车，宁乡县党组织发动群众为八路军筹集的防毒捐款，长沙衡光工业社职工捐献的现金和寒衣等，分批转运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并采购了延安和前线部队所急需的纸张、通讯电器和医疗器材等物资，直接运送延安。

　　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和工作任务的需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对外作为八路军的公开派出机构（从1938年8月起对外亦作为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对内实际上又是共产党的工作机关。通讯处在中共中央、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为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在湖南地区的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有些进步青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找到通讯处来。这些要求入党的进步青年，由通讯处负责了解、培养之后，转到所在地方的党组织予以发展。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组织关系，来通讯处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由通讯处经过严格审查后，交给所在地方的党组织安排工作。即使通讯处迁到邵阳后，还协同地方党组织，多次举办党员训练班。训练班一般开设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等课程，通讯处负责人徐特立、王凌波等都担负讲课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湘北形势危急，湖南省政府决定迁往耒阳。10月27日，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从武汉到长沙，指示通讯处迁往邵阳。11月长沙大火后，通讯处全部迁到邵阳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今邵阳两路口18号）。1939年8月接到国民党第九战区的通令，被迫停止办公，通讯处撤销，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对外，王凌波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义协助徐特立工作，其他人员分配到桂林、重庆两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徐、王转到衡阳、湘潭，12月返回长沙。1940年8月，徐特立奉命返回延安；9月19日，王凌波被国民党武装押解离湘赴桂林，12月返回延安。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建立到撤销近两年时间，为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作为国共合作后最早在湖南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很快在全省营造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为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