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初，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为吸取世界文明，振兴国内教育，倡导和平，发起了留法俭学活动。他们组织成立华法教育会，在“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口号下，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一浪潮由北京迅即传到湖南，并很快形成高潮。 

　　1918年，萧子升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他经常与蔡和森筹议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何叔衡、毛泽东、陈绍休也时常参加讨论。6月20日左右，新民学会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开会，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对于组织留法学生运动，会员们认为非常必要，应该尽全力组织，并确定蔡和森、萧子升专门负责，这标志着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真正开始。

　　25日，蔡和森赶赴北京，通过老师杨昌济的关系，与李石曾、蔡元培等取得联系，还与先期到京的罗喜闻等进行了接触，相约各自邀集同志30名，以便开办湖南留法预备班，借款也以60人为限。此间，蔡和森多次给湖南方面写信，通报在北京的联络情况，要求毛泽东、萧子升等邀集志愿留法青年赴京。

　　新民学会会员在第一师范、长郡中学等校开展相应的宣传、发动工作，很快就有30余人报名。8月15日，毛泽东、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休、李维汉等30名会员和知识青年从长沙启程，19日抵京，与此同时罗喜闻联络的人员也由上海等地陆续赶到。但是，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不足，不能马上离京赴法，大家的生活遇到诸多困难。在杨昌济的大力协助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几经与蔡元培、李石曾联系，为暂时滞留在京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举办预备班，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培训。罗喜闻主动带了7名华容同学到了条件最为艰苦的长辛店铁路工厂预校。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3人入保定预备班，随来的湘籍学生如李富春、贺果、张增益、李长极、欧阳泽等亦入保定预备班。萧三、萧子升、陈绍休、邹鼎丞、熊光楚、罗学瓒等在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

　　应华法教育会要求，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多次商讨、草拟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组织原则和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勤工俭学的重要意义；如何在国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比如学习初级法文、掌握劳动技能等以减少在国外的困难；如何先派少数人到法国预作布置等。萧子升还与李石曾、蔡元培几次商谈赴法旅费和到法后生活费用问题，最后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法国轮船公司答应每个学生票价优待100元，华法教育会则答应安排学习法语，帮助找合适的工作并支付学习的开销和费用。

　　1919年1月，萧子升作为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随李石曾先期赴法，协助该会处理有关勤工俭学事务和在法华工的教育问题，兼为新民学会调查在法勤工俭学情形。这样萧子升在法国逐渐实现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愿望，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变得更为可能了。

　　初春，蔡和森与准备返湘的毛泽东共商赴法事宜，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的湖南青年第一批赴法事宜。3月17日，首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启程，其中有林蔚、欧阳钦等43名湘籍青年。据统计，直至1920年12月共有20批学生先后赴法，其中湖南346人，占全国赴法人数的1／5。

　　在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两件事不得不提。一是女子结伴赴法。蔡和森在勤工俭学运动之初就认为“要使女界同时进化”，并在萧子升赴法时托其调查女子赴法的可行性。萧在调查法国湘绣市场后认为，可以此实行女子勤工俭学运动，他在信件中提出着手组织女子留法，建议由蔡畅出面邀集组织，以湖南女子某某会名义进行。1919年秋，向警予、蔡畅等人开始在长沙四处活动。10月，周南女校有10多人表示有志留法，向、蔡等人特地组织法文班。12月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周南女校成立，会章规定：“以赴法勤工俭学，将来回国，振兴实业教育为鹄的。”9日，范新群、范新顺、熊淑彬结伴赴法，被新闻界称为“中国女界之创闻”。25日，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熊季光、李志新、萧淑良等6位女生赴法，又轰动一时，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此后的近1年时间里，先后抵达法国的湖南女生共计13人，成为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女生最多的省份之一。二是赴法人员中有两个“老学生”。当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徐特立已经43岁，是教育界颇负盛名的人物，但他决心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毅然赴法去做“扶拐棍”的老学生。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已有54岁，是赴法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但她不畏艰难，坚决随儿女一同赴法，在省内引起不小反响。

　　湖南学生漂洋过海到法国后，一般都是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候工。经过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或其他学校学习。候工的学生只能靠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非常艰苦。进入工厂后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法国工人或华工一起劳动，每天8小时工作后还需补习法文或学习工艺。他们受到法国工人、青年、友好人士的欢迎和关怀，得以广泛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实际。

　　当时赴法的学生都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他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有些人看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论著中描述的美妙远景时，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奋斗目标。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一批青年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其宗旨大体是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等。其中，有的人信仰无政府主义，有的接受了改良主义，对“温和革命”论情有独钟，对暴力革命论则感到太过于“激烈”，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怀疑态度。在此期间，蔡和森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选择比较重要和急需的“猛看猛译”。他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与幼稚病》、《无产阶级与“左”派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

　　7月初，蒙达尼公学放假了。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赶到这里，从6日到10日，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璋、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升等13个会员以及部分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连续5天召开会议。大家经过讨论，将新民学会的方针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提出了用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会上，蔡和森提出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改造世界最为有用的方法，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因此，支持蔡和森的与会者主张先要组织一个共产党，使其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领导者，进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温和革命和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由于争论的问题十分重要，对于多数参加会议的人，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蒙达尼的人来说，都显得比较突然，缺乏进行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两种对立的意见，会上没有展开充分、深入讨论。会后，蔡和森和萧子升都写了详细的信给新民学会在国内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

　　8月，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会员达到30多人。鉴于社员中带普遍性的思想倾向是工学主义，已经接受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李维汉，商请蔡和森于12月间参加全体社员大会，讨论革命道路问题。在27日至31日的大会上，蔡和森发表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社会大革命，并坚决否认理想的乌托邦主义。次年7月23至25日，工学世界社又在蒙达尔尼举行内容大体相同的讨论会，经过激烈思想交锋，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作为其宗旨。

　　在法期间，湖南学生组织、参与了多次革命活动。华法教育会于1921年1月发出通知，宣告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学生多方转圜仍归失败。2月28日，广大学生发起“争生存权、争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6—8月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发动旅法华人反对北洋政府来法代表团以出卖国家权力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后增至5亿）法郎的斗争。9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一致开展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此举遭到中法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们被囚禁了28天以后，除了个别人外大多数被武装押送回国。在104名回国学生中，包括蔡和森、李立三、罗学瓒、贺果、刘明俨、颜昌颐、唐灵运、萧拔、郭春涛等43名湖南青年。蔡和森等人回国后，湖南留法青年的领导力量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但大家并未偃旗息鼓。李维汉、萧子暲、薛世纶、汪泽楷等参与旅欧少年共产党和旅欧中国共青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筹备、组织工作，成为它们的发起人或主要骨干。

　　湖南大批青年参加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这批青年和湖南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也造就了一批教育和科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