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接触和译介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人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有多种途径，真正传播开来当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湖南现代化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已经拥有产业工人4万余人，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极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
1902年8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幸德秋水撰写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中译本，次年2月又出版了日本人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中译本。当时的新闻界、知识界称这两部著作为“惊世之作”，而它们的译者均为湖南武陵人赵必振。1918年秋，李六如从日本回国时带回了日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随之，载有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陆续输入湖南。
湖南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向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接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开始的。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10天，湖南《大公报》便以《俄京第二次政变记》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首先提出应该仿效列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的主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满怀激情地讴歌十月革命，彭璜则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盛赞这一壮举。
1920年秋天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当时，湖南推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的书社有长沙文化书社、健康书社、群益图书公司等。同年8月，毛泽东、易礼容、彭璜、姜济寰、易培基、赵运文等人共同创办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特别交涉员毛泽东。关于创办文化书社的目的，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写道：“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就是全中国也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以迅速、简便的方法为湖南青年及进步知识界提供研究新文化的材料。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始营业，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南京、福州、成都、苏州等地的60多个单位建立了业务联系，在省内成立了7个分社，重点推销《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书籍100余种，《劳动界》、《新青年》等杂志40多种，销售量分别达到了2000册和5000册，表明马克思主义宣传在湖南的深入。此外，湖南无政府主义者黄醒等人创办的健康书社，在推销无政府主义书籍的同时也销售过《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劳动界》等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群益图书公司亦于10月底发出廉价销售《新青年》第1卷至第7卷的广告。
湖南进步社团、工人夜校在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应运而生。除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外，长沙的马克思研究会、衡阳的心社、常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纷纷成立。其中，新民学会会员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中起了核心作用。俄罗斯研究会是公开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贺民范、方维夏、姜泳洪、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都是会员。它广泛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成果在《俄罗斯丛刊》刊发。该会在组织留俄勤工俭学中起了重要作用，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吴芳、卜士奇等人都是经该会介绍，前往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然后转赴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员比较广泛，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新闻记者等等，一师学生郭亮、夏曦是比较活跃的成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论著，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并结合湖南革命实际开会讨论相关问题。1922年5月3日，正值马克思诞生104周年，该会在一师召开纪念会议，1000多人参加。毛泽东作了题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的演说。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极力污蔑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诅咒苏俄是“饿死人的地方”。为驳斥谬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力介绍俄国革命后大企业收归国有、废除土地私有制等情形。毛泽东还将《共产党》月刊上的许多文章介绍给长沙的报纸刊登，使得湖南人民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贺恕、蒋先云等发起的心社是湘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进步社会团体。它以“牺牲个人利乐，企图群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造”为宗旨，出版油印刊物《先锋》、《三师周刊》。在此期间，工人夜校也逐步成立。毛泽东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时开办民众夜校，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先后创办三所工人夜校。李六如在平江主办工人夜校，并于1922年主编《平民读本》作为教材，深入浅出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原理。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挑战。1920年10月底，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到湖南讲学，极力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他的陪同人员、改良主义者张东荪还说，中国的出路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此前后，美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杜威以及吴稚晖、张继等人也先后来湘讲学，贩卖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这些都未能阻止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针对这些观点，湖南进步青年采取独立思考的态度。
对罗素“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毛泽东的评语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三者都掌握在地主、资本家手里，只有取得政权才能握得教育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采取激烈的社会革命，实行劳农专政，用俄国式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彭璜认为，如果将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比较可以看出二者是不同的，所以说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行会主义、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不适合于中国；而中国在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方面与俄国相近，所以俄国的过激主义最适合于中国。彭粹夫则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他说中国是无产阶级的积聚地，而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还是国外的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大多数人民到了没饭吃，没衣穿，尤其是没有工作的境地。根据中国社会情况，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对无政府主义，进步知识界也进行了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湖南有“青年俱乐部”、“安社”、“明社”、“湘雨诗社”、“健康书社”等分社。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后，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因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也不可避免。1919年底，毛泽东在《新湖南》曾发表《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鲜明地指出了两种思想的不同。次年下半年以后，争论更多。蔡和森、彭璜、陈子博等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强调：“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人，原是满腔革命热情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他们徒有美妙的理想，没有切实的步骤、手段、方法，如果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大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上，促进转化。毛泽东发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夏曦、萧述凡、张文亮等人创建崇新学社、星期同乐会等团体，大力吸收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大家一道探讨多种主义，通过开娱乐会、讲演会等方式交流思想。
当时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除蔡和森等在法国能从外文中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外，在省内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所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极为有限的，因而未能比较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历史局限性给他们所带来的弱点。他们的优点和特点是一旦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就使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并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1920年夏天以后，毛泽东即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实践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