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推动下，湘、鄂、赣三省的农村大革命高潮此起彼伏。其中，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根据统计，截止到1926年11月，全省75个县中，已经有29个县组织成立了县农协，19个县成立了县农协筹备处，7个县建立了通讯处，会员达到136万余人，直接领导的农民群众突破600万人。
    暴风骤雨般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反动派十分惊恐，采用种种手段掀起了一股攻击、责难农民运动的逆流。地主豪绅咒骂农民运动是“土匪行动”，“破坏了社会秩序”，公开叫嚣要“取缔农民运动”。北伐军中的部分反动军官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是“惰农运动”。国民党右派责难农民运动“妨碍生产”，“妨碍税收”，“影响北伐”，必须加以限制。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来，产生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
    当面对极其复杂的问题时，毛泽东一贯主张从调查研究入手，将事实先弄清楚再说。于是，他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决心开展考察活动，看一看农村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报。12月17日，他从汉口来到长沙。20日下午，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联合举行欢迎会。会后，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出发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遣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并将巡视的6项重要意义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随后，在戴述人等的陪同下，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历时23天，行程700千米，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
    1月4日晚，毛泽东在湘潭县农协所在地——塔公祠召开会议，中共湘潭地委、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等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第二天下午，到达湘潭第一区农协所在地银田寺，各界代表举行欢迎大会，农协代表纷纷汇报当地农运情况。秀士乡代表认为，应该发动群众去宁乡县城游行示威，释放欧二宝，恢复平粜米，处分石家湾区党部以及团防局。毛泽东叮嘱说，秀士乡的农协要尽快行动起来，先搞好内部团结，只有这样才能组织起声势浩大的示威队伍到宁乡县城开展斗争。7日上午，毛泽东赶到第一乡农协所在地毛震公祠，要求当地干部要大力发展农民武装。1月8日晚，毛泽东来到湘乡县城附近的徐家湾，在胡中钦家中召开城前支部地下党员会议，直至半夜才结束。次日中午，在万福亭召开部分农运干部、农协会员参加的调查会。下午4时，来到湘乡县凤音四都大坪棠佳阁。晚上，在此地召开了部分老农、亲戚参加的座谈会。10日晚上，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座谈会，对农会斗争土豪劣绅的活动给予肯定。当听说捉了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以及建立梭镖队等情况时，连连称赞，并且关心地问道：“地方上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农协会负责人谭天民说：“湘乡有个土豪劣绅逃到长沙，在旅社里乱说一气，说什么乡里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对此，毛泽东严肃指出：“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不会喜欢我们的。只有将其打倒，才能巩固农会。”11日至12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县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社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下午，继续在湘乡饭店楼上听取十五区、十九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彭仲葵、王荣生、曹干臣等人的工作汇报。晚上，中共湘乡地方委员会在昆仑桥南岳庙后面召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四点看法：一是革命的同志应该积极支持农民革命行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运动，不要站在农民的背后指手画脚，更不能站在对立面反对他们；二是要争取公开党的领导，让农民晓得革命前进的方向；三是要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发展、扩大梭镖队，如果不积极搞工农自卫武装，我们就没有地位；四是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一定要镇压几个，树立革命的正气，压倒反革命的邪气。13日，听取了湘乡县农协执委、负责农协武装工作的邹祖培就“农民诸禁”、农民武装等问题的汇报。14日，离开湘乡县城，途经张江渡，到达横铺萧家冲，在二十三区农协办公地易道堂听取了区农协委员长方绪良的工作汇报。晚上，在方绪良家里召集区农协负责人方绪良、唐百高、王志清等开展座谈，对该区农运情况作了详细调查。
    15日，毛泽东离开湘乡，经过分水坳进入衡山县境，开始了对衡山农运的实地考察。当晚，在衡山第二区农民协会会址圣帝殿召开区农会干部座谈会。区农协委员长赵周城、副委员长彭桂峰等就第二区的农运情况作专题报告。16日，在芳山公祠听取白果女界联合会主任刘淑清、秘书朱隶棠以及几个妇女代表的汇报。朱隶棠回顾了白果女界联合会成立的情况，并将发动妇女剪发、放脚、打土豪，以及组织妇女冲进祠堂一屁股坐下就吃酒等情况一一进行说明。17日到24日，从白果出发到福田铺、世上冲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在衡山县城进行为期4天的调查访问，每到一处，总是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与区乡农协干部、有经验的农民、各界人士进行亲切交谈，并详细地拟出调查提纲与参加调查会的同志共同商讨。结束了对衡山近10天的考察后，乘船顺湘江而下，24日返回长沙。
    26日，毛泽东将在湘潭、湘乡、衡山3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详细报告。27日，从长沙乘火车到达醴陵。晚上，在罗学瓒家召集县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调查会，大家汇报了不少情况，决定召开醴陵县党支部书记和区农协负责人调查会。28日至30日晚上，听取了醴陵县党支部书记和区农协负责人的汇报，与大家共同讨论研究了发展醴陵农民运动的问题。28日至30日的白天，赶到县总工会考察了工人的组织和武装情况，到县民众运动训练所对700多名师生作了报告，在文庙坪工农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北伐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演。2月1日，从县城出发，步行12.5千米来到南乡东富寺考察。在东富寺停留的两天多时间内，先后参加了3个会议，一是共产党员、农协骨干、农协自卫军队长、妇女、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二是南一、二、三区区委扩大会；三是出席在东富寺前坪召开的、各方面负责人及东富寺附近农民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在调查会上，他对该县个别负责人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提出了批评：“我们办农会的目的就是要打掉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威风，如果把一个农民，特别是贫农，也与土豪劣绅同等对待，农会就办不起来，农民有缺点是教育的问题，只能通过教育帮助其改正。”3日，从东富乡返回县城，乘火车到姚家坝，然后步行赶到北二区的渌口。晚上，在伏波岭庙内召开了当地的农会、工会、商会和妇联等各团体的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4日，离开渌口，返回长沙。
    接下来的时间，毛泽东主要在长沙县考察农运。在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省会近郊区农协委员长滕代远陪同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他详细了解近郊农民生产、生活、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询问近郊农民运动做了一些什么事？禁牌、禁赌、禁鸦片是怎么禁的？木匠、砌匠、裁缝师傅多少工钱一天？农民运动中抓了哪些人？不坐轿子有什么道理？等等。代表们一一做了回答。5日，他回到长沙县板仓杨开慧家小住，召集农民、手工业者、小学教员、乡村医生等参加座谈会，比较全面了解了与会者的家庭人口、经济收入、各阶层农民所占的比例、当地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仍住在望麓园，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对5县的考察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并将情况与当时的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人再次作了交流，纠正了区委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于1927年2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对此有所反映：“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幼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16日，他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大纲，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开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的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回顾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一是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是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是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在《报告》中就今后的农民问题提出了10点意见。他总体上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
    由于准备充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报告的部分章节。12日，《向导》周刊也发表了部分内容，随后许多报刊先后转载。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全文的单行本。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序言中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由于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分别用俄文、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编者在按语中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