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湖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分子，以及一些反动军官的极大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这些人迅速聚拢起来，急不可耐地在长沙组织、策划、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 

　　何键是“马日事变”的主要始作俑者。1927年2月，他奉命率部由鄂西移防湘西，驻在常德时，对湖南的农民运动和整个革命胜利形势的恐惧、仇恨进一步加深。在蒋介石唆使下，何键于4月底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约请死党叶琪、李品仙、周斓、夏斗寅等人在汉口举行秘密集会，策划反共清党，举行军事叛变，推翻武汉国民政府等勾当。为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能够便于在幕后组织，他们决定避开中共有可靠军队的武汉，选定中共无军队的湖南省首先发动。5月17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何键马上响应，率领部队在湖南各地展开屠杀活动，他们先将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常德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等人杀害，随后又占领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收缴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叛乱干将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魏镇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继续密谋，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摧毁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机关，并推定许克祥为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部队就开始公开寻衅滋事，收缴了10多个工人纠察队队员的枪械，经党、群领导方面严重交涉后，到第二天才予发还。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则唆使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员无理取闹，还对其进行毒打。此时的长沙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面对猖狂进攻的敌人，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虽然于5月20日夜采取了部分应对反革命活动的紧急措施。但是，由于全省工农武装没有很好组织起来，各县农民的自卫武装还处于零星分散状态，加之没有掌握可靠的部队，根本无力阻止反动武装对革命政权的攻击。

　　21日早晨，何键就率领部队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起来。当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时，被敌人疯狂扫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80余人被打死。晚上，长沙的反动势力已经做好部署，对南正街、南门口一带地区的戒严和东茅巷、东长街的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等机关的进攻，由陶柳的部队负责；其余地区的戒严和对革命机关的进攻，全由许克祥的部队负责。11时许，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在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严重地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

　　长沙等地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大家仍然坚持革命，与反动派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马日事变”发生后，张翼鹏、许克祥等欺上瞒下，制造谎言，妄图混淆视听。湖南不少群众团体担心此事愈传愈讹，遂成立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团。5月28日，刘绍舒、简傅良、陈颂云、匡育等代表团成员启程赴武汉报告事件真相。6月3日，戴述人到达武汉。随后，省总工会、省学联、省妇联代表亦先后抵汉。6日，代表团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扩大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团组织，徐特立、戴述人、谢绍安当选为常务委员，简傅良为秘书长，大家深入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规划。紧接着，湖南一些有影响的上层进步人士董维键、朱剑凡、张唯一等人，以及长沙中央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大批学生，陆续来到武汉。11日，代表团召开被迫来鄂同志大会，正式定名为国民党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再次扩大了组织体系，大会选出了执行委员会，推举董维键、朱剑凡、戴述人、陈荣生为秘书长，代表团随即开展了多种活动。

　　一是组织请愿活动。11日，代表团发动500多人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指挥部等地方请愿。13日，代表团组织：300多人再次前往中央党部请愿，庞人侃等提出：应明令讨伐许克祥，恢复省党部，请唐总指挥回湘，枪毙许克祥，解散反动的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及民众团体，救恤被遇难同志等。不久，代表团推举彭瑞初、庞人侃等参加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会议上，代表们就湖南的反革命政变事件进行呼吁，汪精卫在答复中表示：已经责成唐生智全权办理长沙事件，并“保证”中央决不会不要农工运动等。汪还派遣工人部长陈公博向在外等候的请愿代表转代达此意。15日，代表团组织200余人去总指挥部请愿，唐生智接见代表，还作了安抚性讲话。代表团则推戴述人留在指挥部详细报告长沙事件的前因后果。二是通过各种会议通报湖南农民运动真相，控诉许克祥的罪行。代表们紧紧抓住各种参加会议的机会，广泛介绍湖南发生的反革命事件。比如，在6月4日召开的中央党部和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湖北省各团体代表会上，6月19日湘赣代表招待各界会上，6月20日旅鄂湘人讨许大会上，6月22日东南七省党部招待湖南代表团会上，戴述人、彭瑞初、简傅良、杨人杞（杨东莼）等先后作了专题报告，以大量的资料阐述了“马日事变”的原因、经过，以及事变后许克祥等人采取的种种反动举措。三是发表和编印各种宣传材料。代表团先后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长沙事变经过情形》、《为长沙事变告革命战士》等文章，还刊发三次宣言、两个快邮通电。《向导》周报发表了《湖南政变特号》。他们还编印了小册子，分发给武汉三镇的市民。以上活动，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更多的人充分认识了事变的真相，对遇难者表示了同情，从而营造了较好的氛围。

　　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在反动人员的打击和摧残下，几乎全被瓦解，许多党员对事变异常愤慨，对省委的领导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满意。为     湖南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6月24日，中共中央指定了由19人组成的新省委会，并派遣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夏明翰、易礼容、翦去病、彭公达、罗章龙、李资深、曹典琦、何子骥、林蔚、熊季光等担任委员。新省委的成立很快结束了“马日事变”以来湖南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态。此时，唐生智拟回湘改组国民党省党部，而湖南国民党“左”派徐特立等人筹组了秘密省党部，与中共湖南省委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基层党组织、各民众团体迅速行动起来，宣布唐生智的党部为伪党部，拥护以徐特立为首的秘密省党部，与广大国民党“左”派建立联盟；要求在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土地革命、彻底反帝、实行国民革命政纲的基础上，加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建设；要以“左”派名义创办政治日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驳斥省政府及省党部的反动言论。

　　为加强领导，新省委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采取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有效举措。一是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支部建设，清除动摇分子。二是恢复省总工会与各级工会，酌情组织一些经济、政治斗争。三是秘密恢复省农协与各级农协，宣传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提出新的宣传口号。四是采取多种形式保存工农武装力量。比如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上山，将枪支分散埋藏起来等等。与此同时，还想方设法夺取溃军、团防枪支或者集资购买部分枪支秘密从事武装训练。省委提出和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党组织较快得到恢复，革命力量也较快聚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