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受挫后，中共湖南、湖北、江西的地方党组织为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三省边界地区的一些武装起义，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鄂南起义、星子起义等等。这些起义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起义一起，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幕，进入了建立革命军队和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遣郭亮担任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设机关于岳州，辖岳阳、平江、浏阳、临湘、蒲圻、咸宁、祟阳、通山、通城、嘉鱼、铜鼓、修水12县，属湖北省委领导。3月下旬，由于叛徒告密，特委机关被破坏，郭亮被捕后英勇就义。7月，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随后湘鄂赣边界地区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伟大斗争。平江起义的胜利是在严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取得的，它不仅使一部分武装力量脱离了敌人的营垒，成立了红五军，还给正在坚持艰苦斗争的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24日，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胡筠。在红五军的帮助下，边境各县纷纷建立红色政权。
9月17日，鉴于边境地区党组织得到初步恢复、发展的情况，滕代远等在铜鼓幽居召开了平、浏、修、铜、武5个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正式恢复、重组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会议确定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等5人为常委，滕代远任书记。会议强调指出，边区各县应加快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赤色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大和保卫根据地。
10月间，红五军转战到九宫山休息一星期，然后回到修水台庄，继续参与联席会议，遂将红军与平、浏、修、铜游击队混合改编为5个纵队，从而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台庄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四、五纵队向井冈山方向进发，12月11日，与红四军胜利会师；一、二、三纵队留守根据地，由黄公略统一领导，在平、浏、修、铜、武、万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五抗”斗争。
1929年春，蒋、桂军阀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部分敌军被调走，形势出现好转，黄公略等便立即集中部队作战，狠狠打击了地主豪绅与反动军队。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二纵队在浏阳县相继发动了毛田、鲁家湾、老乌塅、金坑暴动，消灭了这些地方的挨户团以及反动驻军。随后，又在永和、白沙、大胜等地歼灭了挨户团。一、三纵队在平、修、铜等县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随着根据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党在政策、工作上一些缺点错误的初步克服，加之各地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根据地出现了全面复兴的形势，这需要党组织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作，而原来建立的边特委机关却难以兼顾。此前，滕代远、彭德怀等常委相继离开，常委王首道又兼浏阳县委书记，这种情况已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于是，根据湖南省委有关指示精神，特委于4月12日在平江东乡八区举行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改组特委和部署工作。会议决定将边特委改为边境特委，组成了新的领导机关，选举王首道、李宗白、袁国平、张启龙、黄公略、邓湘军等6人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书记。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纠正“盲动主义”、“党内纠纷”、“脱离群众”等决议案，同意将根据地赤色武装统一整编，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黄公略担任支队长，并成立了边境暴动委员会作为边境统一的具有政权性质的组织，主席赖汝樵。
正值各地积极贯彻“六大”精神和“四一二”决议的时候，边境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湘鄂赣三省敌军集中5个团的优势兵力，在平、浏、修、铜、万、萍等县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向边境发动猖狂进攻。为保卫、扩大革命根据地，在红五军的密切配合下，边境特委广泛发动当地群众，采取十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比如，在敌人重点进攻的平、浏等县时，游击队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悄悄转移到浏、万、铜边境地区，在外线狠狠打击敌人，相继取得了官渡、大桥战斗的胜利。而在敌人非重点进攻的浏、万、铜部分地方和鄂东南地区，特委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造成有利于反围剿的条件。
鉴于边境群众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8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的第四、五纵队返回湘鄂赣边境，在特委和当地群众的大力配合下，与边境支队一道迎头痛击进犯之敌，取得了多次胜利。月底，第四、五纵队与边境支队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会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两部进行合编，取消了湘鄂赣边境支队的建制，仍然称红五军，由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下辖5个纵队3000余人。合编以后，红五纵队奉命开赴鄂东南地区开展斗争；一、二、三、四纵队则继续在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1929年9月2日，边境特委在平江东乡四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芦头会议。会议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四一二”扩大会议以来革命斗争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批判了盲动主义错误，并考虑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平、浏、修、铜等地苏维埃政权过早公开受到了严重摧残的历史教训，决定采取由公开割据转变为半公开或秘密割据的方针政策。会议强调，应该尽快恢复各地的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广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根据党的“六大”决议，会议决定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纠正一些地方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耕制错误。还进一步强调，党在农村斗争中的路线是以贫农为基础，联合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可是，这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却遭到省委的错误批评。这次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湘鄂赣边境特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由王首道、石夫（杨幼麟）、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为书记。会议还决定在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边境革命委员会，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九二”会议结束以后，在特委领导下，边境地区各级党组织、政府以及广大军民认真贯彻执行既定方针政策，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根据地出现了胜利发展的局面。这时，边境地区开始有了统一的党组织，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统一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亦相对稳定，鄂东南和湘北、赣西北的关系也已经顺利沟通，湘鄂赣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为进一步开创新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湘鄂赣边境特委二届二次执委会以后，特委充分利用新军阀即将进行混战的有利时机，先后发动了年关斗争、“三一八”武装示威、红五月暴动，再加上红五军一、三、四纵队重返边境，整个边境地区得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
1930年初，边境各地出现饥荒灾害，许多农民根本没有余粮过年。为此，边境特委积极号召群众开展斗争，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就出现了一个要土地、要饭吃，武装掩护群众抗捐、抗税、抗粮闹粜、阻禁及搬取土豪藏粮的斗争高潮。随后，特委将其深入发展为地方暴动解除地主武装，建立或恢复苏维埃的运动。这次年关斗争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地主豪绅们再也不敢上门逼租逼债，人民群众通过打土豪普遍分得了一些粮食和物资，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太平年。
为了支援国内其他地区的斗争，特委领导群众开展了约三、四十万人参加的“三一八”武装大游行运动。浏阳、平江等县的许多山上燃起了数不清的“望火”，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拿起棱镖、举起红旗、点起火把，举行了示威，镇压了100多个反革命分子。
特委还发动了五月暴动。在酝酿过程中，特委提出的方针：以平江为边境总暴动的中心，在各县总暴动的基础上，完成边境总暴动，以推动五省总暴动的胜利。暴动发起时，彭德怀亲自带领红五军一、三、四纵队，进驻到平江长寿街，与红二、五纵队胜利会合，为边境总暴动增添了有生力量。5月6日，红五军主力部队配合湘鄂赣边赤卫军、平江县赤卫队和数万群众，很快攻占了平江县城，打败了敌人1个团，缴获枪械700余支，释放了200多名所谓的政治犯，还处决了200多个土豪劣绅反动派。1个月后，红军与数万群众、赤卫队联合进攻，占领了浏阳县城，建立了城区及各区的苏维埃政权。五月暴动期间，整个边境地区80万以上的人参加，极大震撼了湘鄂赣三省的反动政权，尤其是湖南省的反动政权。
革命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加之武装暴动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扩大了苏维埃区域。继平、浏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万、修、铜、宜（春）等县苏维埃政权也在暴动声中宣告成立，各革命群众组织的成员也由4万人迅速增加到26万多人。湘鄂赣边境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有枪500多支，赤卫队13万人。此间，边境党的组织，在南面与赣西南、湘东，北面与鄂东南的组织都取得了联系，从而圆满完成了“九二”会议确定的使罗霄山脉党组织连成一片的任务。至此，湘鄂赣根据地进入发展巩固的全盛时期。
1930年6月8日至17日，湘鄂赣边境特委在平江东乡四区召开“一大”，选举第三届特委，李宗白、杨幼麟、陈秋光、赖汝樵、张启龙等5人组成常委，李宗白担任书记。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7月，湘鄂赣根据地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在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根据地进一步巩固，红军也获得很大发展。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一直伺机报复。未久，他委派刘建绪为平浏绥靖处处长，率领十五、十六、三十一等师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对当地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12月，何键发布对湘鄂赣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命令。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红十六军采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同敌人绕圈子的战略战术，找准机会先后在武宁、通城等地给敌人以重创。次年1月底，红十六军绕过敌人主力，乘平江县城空虚之机，歼灭守城敌人1个团的兵力，缴枪800余支，俘虏1500多人。就在这时，进犯赣西北的敌军3个师，得知红军主力在平江的消息，便连夜撤出万载、铜鼓、修水一线，企图包围平江，围歼红十六军。红十六军窥破敌人之阴谋，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顺利转入江西。1月下旬，红十六军接连攻克万载、宜丰、上高、高安等县，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鄂东南地区的军民也击溃了进犯大冶、阳新的敌人，全歼敌1个团，其他敌军慌忙撤离。至此，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围剿”。3月初，红十六军借敌军调防的机会，转战到江西，攻克铜鼓县城。接下来，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红军避实就虚，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并在万载、浏阳等地将敌军主力击溃。面对敌人的“围剿”，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使得敌人根本就找不到粮食和向导，而游击队也经常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人疲惫不堪，陷于饥饿沮丧和被动挨打困境的敌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5月底，根据地逐渐恢复。6月初，红三师、红十六军联合迎击侵犯通山苏区的谢彬师，俘获敌官兵9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16日，又在咸宁官埠桥、马桥歼灭敌军一部，俘敌300余名。至此，湘鄂赣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围剿”。特委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作出了《秋收斗争计划决议案》，要求各地征集十万志愿兵到红军中去；号召群众大力援助红军食粮；集中军事力量坚决消灭苏区敌人，冲破敌人围剿。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红十六军与地方武装的士气旺盛，不失时机地打击来犯之敌。7月下旬，红十六军、红三师、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采用诱敌深入的计划，将郭汝栋部4个团包围在阳新玉岭山一带，随后发起进攻，共歼敌约1000余人，敌军残部全都被赶出根据地。至此，湘鄂赣根据地军民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前后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湘鄂赣根据地的空前巩固和兴旺。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三省边界的20多个县，其中有湖南的平江、浏阳及湘阴、岳阳、临湘、长沙的部分地区；湖北的阳新、通山、大冶、通城、崇阳及蒲圻、咸宁、鄂城、广济、浠水的部分地区；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宜丰及瑞昌、高萍乡等县的部分地区。根据地相对稳定的区域内人口达300万，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在党的领导下，湘鄂赣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具体表现在：
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和党的建设。1931年3月，在中央巡视员滕代远的提议下，湘鄂赣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改为湘鄂赣边特区委，将鄂东南特委所辖的党组织划归湘鄂赣边特区委领导。至此，湘鄂赣苏维埃区域内基本上都建立了县委和区委，湘北的长沙和赣北的德安、上高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先后共计建立了20多个县委或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关，党员约4万人以上，红军中还有党员1400名左右。
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根据地各县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方式，正式组织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截止到1931年，建立县苏维埃政府的有平江、浏阳、岳阳等县。不仅如此，湘阴等一些县也在小范围内创建了政权。为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1931年9月23日，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江长寿街召开，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改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赖汝樵、刘建中分别为主席、副主席。
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建设。1928年湘鄂赣根据地的团组织开始恢复，截止到1931年春，平江、浏阳、岳阳等12个县建立了团县委，全区共有团员25000人以上。少共湘鄂赣边特区委于1931年4月成立，同年9月少共湘鄂赣省委成立，汤昭为书记。工会组织也得以恢复和建立。截止到1930年，根据地各县共有工会414个，会员44700余人。浏阳、万载等县组成了县总工会。1931年9月，湘鄂赣省赤色总工会正式宣布成立，下辖30多个县的工会，陈桂生为委员长。省总工会成立后，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增强了对工人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人拥军、参军，给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输送工人干部，并领导工人开展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待遇和实行劳动法的斗争。
根据地的武装建设。在革命深入发展的同时，武装力量也随之壮大。1930年8月，在根据地独立师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下辖七、九两个师，胡一鸣、孔荷宠分别为军长、副军长，全军共计2000余人。1932年2月，红军主力达到7500人，全盛时期突破15000人。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湘鄂赣省军区总指挥部于1932年初正式成立，统一指挥全省武装力量，孔荷宠为司令员，林瑞笙兼任政治委员。次年2月，红军独立一、二师扩编为红十八军，严图阁为军长，徐洪为政委。不仅如此，根据地还拥有独立师、独立团等地方红军；各县还有赤色警卫团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性武装，从而形成了正规红军（包括地方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相结合的工农武装力量。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平江起义胜利后，湘鄂赣边特委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边境少数地区开展了土地革命，主要试行共耕制、分耕制两种办法。1930年2月，湘鄂赣边特委依据省委有关指示，结合根据地实际提出，党在农运斗争中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对富农应采取中立政策，而不是无条件的进攻，争取将富农团结在反对封建势力革命战线的周围，集中力量打击地主阶级。在土地分配的政策上，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公田分给农民，这是策略上的一个明显进步，这一政策很快在根据地各县得到贯彻落实。
根据地的教育、文化事业。关于根据地的教育方针，省苏维埃政府规定：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反对军闽主义的复古、封建教育，实施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教育，造就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技术等专门人才，培养儿童使其有集体的思想、革命的热情、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投身阶级斗争，以推翻反动统治，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军事教育，提倡职业教育，强调实践教育。在教育形式上，有普通学校、专门学校、研究院三类。在教学方法上，针对不同年龄的教育对象，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禁止体罚学生，组织义务劳动，开展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为了活跃丰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苏区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红旗报》、战斗出版社、印刷局，出版发行《红旗报》、《工农战斗画报》、《列宁青年》、《儿童实话》、《工人生活》等报刊。其中，平江县的《平江农村周报》注重农村斗争、农民生活实况的评述报道，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此外，苏区还创办了赤色图书馆、俱乐部、文工团等组织机构，经常带领群众阅读书报，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
正当湘鄂赣根据地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进入全盛时期的时候，肃反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也发生了。后来，“左”倾思想又在根据地占有重要地位。在1934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敌人重兵压境，省委被迫迁移驻地。由于省委还不能完全摆脱“左”的影响，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没有根据形势改变斗争策略，仍然坚持向东南发展、对南昌采取包围的方针。结果，在强敌的围攻之下，根据地领导机关和红军损失惨重。7月份，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11块，大片土地丧失。这样，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形势下比中央革命根据地早3个月进入游击战争时期。1934年8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及游击队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为此，湘鄂赣省委召开“八月紧急会议”，总结根据地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与中央失去联系和极端的困难面前，省委开始注意依据实际情况采取斗争策略，比较及时地确定了重建红十六师的任务，继续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斗争。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湘鄂赣根据地保存了500多名党员干部和390多名战士，最终渡过了困难时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新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