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惨案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疯狂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恶事件。1937年冬，为了团结抗日的需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汇集成一支劲旅，组成新四军。195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下辖4个支队，军长为叶挺，副军长为项英。第一支队为原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为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镇出发，开赴江南抗日前线。部队离开平江时，为了继续开展湘鄂赣地区的工作，在嘉义镇设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平江留守处（后来改为通讯处），用这一公开机构来掩护中共湘鄂赣特委进行工作。
嘉义位于平江东乡，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农村小镇，有100余户人家，离平江县城约30千米之遥。它背依连云山，面临泪江水，群峦起伏，地势险要，乃湘赣之要冲。这里的人民富有革命传统，觉悟较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住在嘉义街中段的“亿昌药号”，房子虽不宽敞，却有天井和楼房。进门左边的房间，是通讯处的收发室和接待室，厅堂是救亡室，两侧和后面小房间是办公室和宿舍。房东有两家：前面右边的店铺是熊晓丰老两口开的“天和号”杂货店；中间天井左边住着邓选成老人一家六口人。这两户人家都为人厚道，把红军看成自己的亲人，因此，大家生活得很好。
通讯处成立后，为了便于工作，对外的公开职衔如下：黄耀南为通讯处的少校主任，涂正坤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罗梓铭为八路军少校副官，曾金声为新四军少校秘书，吴渊为通讯处秘书主任，吴贺泉为通讯处军需。通讯处还有由10多名老战士组成的通讯班（即警卫班），共计30余人。通讯处主要负责人、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兼任特委书记，罗梓铭为特委组织部长，黄耀南为特委宣传部长。
通讯处一成立，就积极开展团结抗日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发动工作。特委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研究了斗争策略，确定了当时的中心任务：恢复、整顿、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和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壮大抗日阵营，防止分裂投降，以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从1938年2月开始，通讯处举办了12期党员训练班，创办了内部刊物《党的工作》，边区18个县有15个县建立了县委，2个县建立了工委，成立了53个区委，34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千余人，其中平江县就建立了18个区委，58个支部，发展党员610余人。通讯处还协助平江县委在县城开办“大众书店”，大量发行进步书刊、报纸，尤以《新华日报》发行量最大。通讯处还先后动员400余名青年参军，使70多名伤病员重返抗日前线。中共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在平江组织领导抗日救亡，成绩显著，深得群众赞誉，但却令国民党顽固派坐立不安。
1939年1月，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后不久，就秉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旨意，紧锣密鼓地策划取缔通讯处的阴谋活动。先是派人突然袭击了中共平江县委开办的“大众书店”，非法抄走和封存了一部分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继而组织“地区防范异党委员会”，在各区、乡普遍建立特务班、巡逻队，增加特务经费，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吴都俊公开宣称，要借汉奸名义处置共党分子。4月15日，颁布《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和《战区服务团队管理办法》，公开宣称“凡在战区范围内的一切团体，须一律向我区报到，领取护照，并逐日报告工作。工作地点如有移动，移动前须向我区报告，到达新的工作据点时，须向我军所属驻军报到，并检验护照。凡认为有必要时，将分别派遣联络员协同工作。各团体工作地区将由我区所属部队指定或变更。凡未履行报到手续及领取护照者，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还授意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县三青团联名呈文，指控通讯处明目张胆地到处活动，对国民党不利，要求当地驻军，必须首先将通讯处解决。他还指使嘉义乡队副杨楚新秘密绘制了通讯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路线图，以备需要之用。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通讯处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将通讯处的工作人员由30多人精减到10多人，将公开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或实行隐蔽转移，与各县党组织实行秘密联络方式，并将重要文件转移烧毁。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平江通讯处按照国民党平江县当局的要求，由嘉义搬至县城办公。就在通讯处派人进城察看房子准备搬迁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就迫不及待地对新四军驻嘉义通讯处下了毒手。
1939年6月上旬，杨森接到陈诚、薛岳转来的蒋介石密电，令将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第二十军特务营营长何学植根据杨森的命令，率领特务营第二连、第三连手枪队，另加一个重机枪排进驻嘉义；第九十二军1个连前往平江县城追捕黄耀南（已于6月初前往县城为搬迁通讯处择址）。6月11日，何学植率部赶至嘉义，以破路抗战就地驻扎为名，将特务营第二连一排置于嘉义上街，封锁通讯处左侧，二排置于通讯处正面，三排置于嘉义下街，封锁通讯处右侧，重机枪排控制通讯处后背的泪罗江，手枪队则改着便衣，散布于通讯处周围，加上原来的1个连的兵力，将通讯处严密包围起来。
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按计划，向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展开了血腥大屠杀。当日下午3时，何植令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通讯处，以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何营长准备在嘉义乡公所开会，特请涂参议前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为借口，将涂正坤诱骗出来。刚走到店门口，他看到街上架起了机枪，感到不对头，就借口说：“我回去拿把扇子。”便又转身回到房里，低声对爱人朱引梅说：“外面架起了机枪，今天会出事，快给同志们打个招呼。”说罢，昂首阔步走出去了。当他走到离通讯处5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门口的石阶下，正想回头向张绍奇问个究竟的时候，这个家伙突然干咳一声，从左边小巷子溜走了。紧接着，右边巷子里传来了猛烈枪声，涂正坤身中数弹，倒在石阶下。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挣扎着高喊：“不要破坏团结抗战！”但话音未落已气绝身亡。
这时，埋伏在各处的国民党军队借口“有土匪”，鸣着枪，大声喊叫着蜂拥冲进了通讯处。特委书记罗梓铭，制止了警卫班长吴甘成等人打算与敌人硬拼的行为，准备与暴徒进行说理斗争。但这伙暴徒恃武力将警卫班强行缴械，并将通讯处全体人员押入通讯处的救亡室，恣意劫掠物资，查抄文件。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而出，以负责人身份严厉斥责暴徒们胡作非为的行为，竞遭捆绑，被拖出门外。吴渊怒不可遏，愤怒抗议和揭发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边走边大声喊叫：“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国民党军队十分害怕群众了解真相，不等吴渊继续高喊，就将他枪杀在通讯处左侧十几米处的万寿宫门口。通讯处被洗劫一空。暴徒们共计抢走通讯处经费银洋2600余元，步枪2支，驳壳枪6支，手枪6支，手榴弹8枚，子弹1000发，电话机2部，油印机1部，军服若干件。同时，还将通讯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等4人抓走。
当天晚上，按照杨森的事先布置，由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启佑等对罗梓铭等4人进行秘密审讯，企图从中获得湘鄂赣区中共组织人员及活动情况。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均为中共党员，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同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深夜，恼羞成怒的国民党暴徒将4人押到嘉义镇旁的虎形岭，活埋在数丈深的废淘金洞里。临行前，罗梓铭等临危不惧，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年仅22岁的赵绿吟还昂首挺胸，高唱着抗日战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涂正坤、罗梓铭等6人后，仍未罢手，继续在平江县城一带追捕黄耀南，并在平江的木瓜、虹桥、长寿等地逮捕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中共湘鄂赣特委派往木瓜、虹桥工作的干部余郁光、李发琪等4人，均同时惨遭杀害。
国民党顽固派有组织、有预谋地制造了“平江惨案”，但他们却掩盖事实真相，四处造谣中伤，推脱挑起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责。薛岳、杨森一方面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欺骗宣传，指使地方反动势力，假借“民意”联名诬告通讯处；另一方面连续急电叶剑英、周恩来称：“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余连长为维护地方治安，率兵前往清查，但“该处公然纠众拒捕，双方械斗，互有伤亡”。现已“将该连长撤职”，以惩其处置失当。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明辨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适可而至、主动团结的斗争策略。6月16日，黄耀南在平江县长余达美、开明绅士唐炳初的帮助下脱离险境后，即以《快邮代电》的方式通告全国，公布“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痛斥顽固派的无耻谎言。7月2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连发数电致陈诚、徐永昌、何应钦等，一方面，严正指出：嘉义留守处抗日战绩当地有口皆碑，而薛岳、杨森却混淆是非，“身为方面大员、国家重臣，不顾强敌入侵，挑起鹬蚌之争”，致使“两党自相鱼肉”，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实属汉奸罪行”；另一方面陈词国民党政府，在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唯有“矢志团结，坚持抗战”，方能“两党共存、民族复兴”。8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话，指出这是反动派“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大会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昭雪本案冤抑，严查主使，惩办凶犯，并通令全国不得再有同类事件发生。重庆、皖南、桂林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举行了追悼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丑恶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