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中共湖南省委在武冈县塘田寺（今属邵阳县）创办了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塘田战时讲学院，这是中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专门培训基层抗日干部的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着自己民族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时刻都在渴望抗战的胜利。然而由于国民党推行妥协投降和反共反人民的路线，国民党战场节节失利，上海、南京丢失后，1938年5月，国民党又放弃了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出现了日寇围攻武汉，袭击南昌，进逼湖南的严重局势。面对这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亡国论、速胜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要求全民族进一步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战斗。8月13日，中共湖南省委为响应党的号召，发表了《保卫湖南宣言》，号召“全省三千万同胞紧急动员起来”，到军队、到游击队、到抗战的各条战线上去，一致为保卫祖国、保卫武汉、保卫湖南而战。当时，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大力培训干部，组成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便成为重要环节之一。塘田战时讲学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193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根据“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决定在武冈塘田寺创办战时讲学院，以培养抗战急需人才，并派吕振羽负责学院的筹备工作。吕振羽和翦伯赞等同志一起，利用当时湖南国民党CC派、复兴派、何键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赞助或暂时的同情和谅解，挫败了湖南省教育厅长、CC派分子朱经农的阻挠和破坏，使筹备工作进展迅速。经过近3个月的辛勤奔波，讲学院于9月15日正式开学。徐特立写信给毛泽东和张闻天（洛甫），请中央“派几个下级干部去当学生，将陕北和抗大的学风带去，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 

　　讲学院直属中共湖南省委领导，采取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邀请了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兼任院长，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任董事长，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为名誉董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刘岳厚，邵阳第六区专员李琼，保安司令岳森，武冈县长林拔萃，当地绅士吕惠阶、李心徐、李梯云，原湖南土地厅负责人李荣柏任董事。但这些人均只挂名，实际负责院务的是中共党员、副院长吕振羽。学院在塘田寺对河租用了湘军将领席宝田的庄园为院址，学院前面有一条河流（芙夷水），呈半月形围绕着，右边是彭石潭和彭石岭，左边和后面是吕家村、周家村以及大片稻田，可以说是山清水秀，环境幽静，宜于读书的好地方。学院下设教务部、事务部、学生生活指导部、研究部和补习部等工作机构。第一任教务长由著名文学家张天翼担任，1938年11月，省委调张天翼去《观察日报》工作，教务长先后由曹伯韩、陈瑞泉继任。事务部主任由吕遇文担任，学生生活指导部主任先由雷一宇担任，后由游宇继任。研究部主任由李仲融担任；补习部主任先由雷一宇兼，后由陈啸天继任。讲学院还建立了党的组织，党支部书记先由杨卓然（现不是党员）担任，10月，杨离开讲学院，省委乃派游宇接任党支部书记。同时秘密成立了以吕振羽为组长的党的三人领导小组，组员先是张天翼、杨卓冉，后来是游宇、阎丁南（杨黎原）。主要教职员除上述人员外，还有王西彦、林居先、王时真（江明）和著名国学家吴剑丰先生等。讲学院的干部教师大多是省委从各地党组织和“湖南文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派来的，且多为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 

　　讲学院的办学宗旨为“树文化据点于农村”、“建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办学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和战时教育，培养各种干部，为民族解放输送人才。该院教授张天翼、曹伯韩谱写了一首气势磅礴的院歌：“我们迎着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发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走向光明的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该院颁布了“忠诚勤敏”四字作为院训，要求师生员工都继承“忠诚勤敏”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将它发展为救国道德，担当起抗日救国的神圣职责；还规定了“精诚团结、英勇活泼、紧张严肃”的十二字准则，使“抗大”精神具体化。学院招生对象很广，“苟具备相当之基本知识，而有志求学者，并无学历资格之限制”。故从其学生成分来看，有青年学生、小学教师，也有印刷工人、失业军人以至尼姑。青年学生中又有大、中、小学等不同学历。学员主要来自本省各地，而以邵阳、武冈、新宁、东安、祁阳、新化、湘乡、湘潭、宁乡等县为多；也有来自江西、福建、湖北等省。其中，有的是慕教师之名自愿报考的，有的是赵恒惕及其他方面推荐来的，而更多的则是由各地党组织介绍而来。第1期招收学生120余名，开设研究部一、二班和补习班共3个班。1939年2月第2期招生100名，开设研究部三班和补习部二班，并招插班生30名，合计从1938年9月至1939年4月21日招生2期，培养学员250余人。 

　　讲学院根据文化程度高低，将学生分为研究班和预备补习班两级，修业期限为一年。研究班开设中山学说、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科学大纲、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国际问题研究、经济地理、军事常识等专修课；预备补习班开设中山学说、国文、史地、自然、数学、社会科学讲话、战时防护常识和抗战常识等专修课。并以“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多以孙中山先生纪念周会的形式出现）为两级的共修课。教材是以《新华日报》、《观察日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众哲学》、《论“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抗日救亡手册》等为材料编写的讲义。内容多合于战时需要，巧妙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教学方法，是“理论学习与工作学习有机配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根据学员文化程度的差别，结合不同的教材内容，将爱国主义教育与阶级教育、战时教育融为一炉，把爱国主义教育贯彻于各项活动中。 

　　讲学院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下设“抗日救亡宣传队”，内分歌咏组、戏剧组、壁报组、访问组和募捐组。学生除课堂学习外，在学生自治会的发动和组织下，以大量时间和精力，举行时事报告会和文艺晚会，表演文艺节目，教唱抗战歌曲，开办民众夜校等，在周围几十里的广大乡村、集市宣传抗日。据调查，讲学院先后在院内及附近的塘田寺街上、水溪唐家、油塘李家、周家村等地创办了儿童识字班、成人识字班以及送教上门的妇女识字班。识字班设国文、算术、唱歌三门课程，教材由讲学院通俗读物专家曹伯韩老师亲自指导、办公室秘书王时真等人组织编写。内容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单词造句到叙事，由群众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生活和抗日救国的大事。如语文课中有“塘田，塘田，美丽家园，盛产稻谷，又产甘蔗。我爱塘田，我爱家园，绝不允许日寇侵占”。该院周围的邵阳、隆回、洞口、新宁、东安、祁阳、湘乡等县，都有学员从事救亡活动的足迹和抗战的歌声，真正把抗日救亡工作普及到了穷乡僻壤。 

　　讲学院还根据形势发展，派遣邵阳、武冈、新宁、东安、祁阳、湘乡、城步、绥宁、洪江等地的学生回本乡，以小学校为中心，办民众夜校、组织救亡室、读书会、歌咏队等，建立抗日救亡活动地点。1939年初，雷一宇和申苏民（剑涛）去邵阳廉桥、水东江、两市塘、宋家塘、范家山、火厂坪一带组织青年抗战服务团，先后成立20余处宣传站、民众夜校、民众阅览室，大力宣传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塘田讲学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的民主空气日渐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敌视。开学不久，他们就派遣三青团骨干和特务分子来院进行破坏和捣乱，萧萍、方品等人，对学生和教职工散布流言飞语，在院内，鼓动一些学生闹恋爱、酗酒、打牌、斗殴，破坏学习秩序；在院外，偷窃群众的果、菜等作物，破坏群众的生产工具和船只，败坏学院的声誉，煽起群众对学院不满。他们散布悲观论调，主张消极抗战，反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扼杀讲学院制造舆论。随着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湖南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根据蒋介石制订的积极反共的方针和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长、CC派头目）的指令，以“未经主管机关立案，擅自招生讲学”，“显系别有用心”为借口，于1939年4月20日派军队强令解散讲学院。 

　　讲学院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对师生进行了妥善安排：党员干部和一部分师生撤到桂林，以处理院产数千元余款和部分剩余伙食费为基金，在桂林成立了“石火出版社”（取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之意）；一部分疏散回家或介绍了工作；还有一部分由吕振羽、游宇、阎丁南负责暂时撤至离讲学院约5千米的油塘举办党员训练班，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往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金秤市、洞口、新宁、城步、绥宁5个省委直属支部。金秤市支部以王时真为书记，洞口支部以雷震寰为书记，新宁支部以郑圭田为书记，城步支部以萧强欤为书记，绥宁支部以李子华为书记。在师生离别之前，学院邀请周围群众举行了“话别会”，会后印发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国各界人民申诉书》、《致覃院长、赵董事长书》、《告别湖南全省同学书》、《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同学告别武冈人士书》等，愤怒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同时，还编辑了10万字的《战时塘田纪念册》。整个结束工作大约进行了一个多月，至5月底以前，讲学院的师生全部安全撤走，胜利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 

　　塘田讲学院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7个多月，但成绩很大，影响深远。它为党输送了一批革命骨干，从这里结业的250多名学生分布在湖南各地，成了抗日救亡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并涌现了郑奎田、谢国安等一批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它秘密发展了40多名党员和100多名“民先队”员，建立了武冈等空白县的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学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后来这一地区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