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指出:“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后,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4月20目,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三条指出:“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省工委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成立统战策反小组,由地下党员、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任组长,包括涂西畴、刘寿祺等人;积极争取程潜、陈明仁二位将军起义,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
程潜,湖南醴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国共合作,与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矛盾。1948年6月竞选国民党副总统失败后,7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辖湖南、江西两省。8月他发表《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书》,并由省政府发出限租护佃布告。9月他下令撤销省和县的反共组织“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他还查处了大贪污犯前田粮处长黄德安,下令解散各种帮会组织。在省政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办了一些得民心的事。
省工委研究了程潜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可以争取他反对蒋介石的发动内战和专制独裁,站到人民方面来。省工委经过再三研究和挑选,决定由有胆有识的余志宏来担任这项重要使命。余志宏30出头,是程潜的老乡,毕业于中山大学,1938年入党。1947年初,经王亚南介绍回到长沙,在湖南省政府当“专员”。余志宏首先通过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啸苏父子的关系,结识了程潜的旧部、好友方叔章,由他出面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接着又从进步人士马子谷那里获知在台湾被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拘押过的程潜族弟程星龄很想回到家乡长沙,经请示省工委书记周礼同意,利用中山大学地下党员何之光到台湾省亲的机会,带信给程星龄,动员他回湖南。程星龄于1948年8月举家回到长沙,余志宏通过他去做争取程潜和程潜周围军政人员的工作。
为了争取程潜及其左右军政要员,经过余志宏安排,由方叔章出面。1948年11月在湖大附近的桃子湖方家请了一次客,出席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萧敏颂,接近程潜的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萧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好进行淮海战役,而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大家漫谈时局,纵论天下,认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多行不义,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困难重重,人心尽丧,和共产党打仗必败无疑。李达还直率地说:“颂云先生(程潜)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蒋介石不会有兵到湖南来,白崇禧可能还要打的,要注意对付桂系,善于自处。”事后萧作霖、邓介松将这次便宴谈话的内容全部告诉了程潜,对程潜震动很大。
随着三大战役的进展,国民党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了。反动阵营分崩离析,各自寻找出路。程潜也更加迫切地考虑自己的前途。1948年底,他就要程星龄代表他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49年1月,省工委决定加强统战工作,成立统战策反小组。小组负责人余志宏主要做争取程潜和陈明仁的工作,涂西畴主要做争取中层军政人员的工作。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及军事集团,在8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根据这一新的形势,省工委决定把争取程潜的工作转到推动他响应中共的8项和平条件上来。
程潜赞成国共和谈,并下令湖南暂停征兵。但因共产党提出的43名战犯中第26名就是他的名字,他对和谈8项条件中关于惩办战犯一条有顾虑。1946年6月内战爆发时,他任武汉行营主任,所属部队向李先念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过进攻。来湖南时,又唱过一些反共高调,他担心共产党会找他算账。省工委了解程潜这一思想动向后,便通过程星龄、方叔章去做程潜的工作。程星龄还写信请程潜的长子、进步人士程博洪从上海来长沙,通过父子谈心,帮助程潜消除疑虑。当时程潜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没有掌握军事实力,难以控制湖南的局势。程潜来湖南后,虽然整编了6个地方保安师,但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星龄和前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商量,想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省工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认为此事不宜由程潜提出,以免白崇禧起疑心。于是由与白关系较深的刘斐向白崇禧陈述理由,站在桂系的立场劝白调陈明仁回湘,说这样有利于湘桂连成一片,并说李默庵是蒋介石的亲信,由他在湖南掌握兵权于桂系不利等等。为了控制湖南,保护广西老巢,白崇禧表示同意调陈明仁到湖南。他不知道这是另有计谋,还打电话征求程潜的意见,程潜当然表示可以。1949年2月,陈明仁率二十九军和第七十一军回到湖南,不久兼任长沙警备区司令。
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过去反共。在国民党将领中以“能征善战”而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20余年,打过不少硬仗、恶仗。1947年6月,他坚守东北四平达40天之久,而功成之后,为陈诚所陷,被蒋介石削职回南京闲居,因此对蒋介石不满。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想利用他,起用他担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武汉警备司令。然而他与桂系并无渊源,跟着桂系走也是没有出路的。他是程潜早年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又与程潜是醴陵同乡,关系较深。1949年2月他从武汉调来长沙,在拜访程潜时,就表示愿在程潜领导下走和平道路。但他和解放军打过硬仗,怕算旧账,顾虑重重。程星龄和余志宏经过研究,又把陈明仁的亲信旧部李君九从台湾请来,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并担任陈明仁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
1949年4月,程潜提出要见地下党的负责人。省工委派余志宏去见程潜,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精神,特别是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政策。程潜表示愿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走和平道路。余志宏又代表省工委向程潜提出三条要求:一是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是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是不捕杀革命群众。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可以做到,第三条有些难办,因为蒋介石、白崇禧的特务要抓人,他管不住,不过可以打个招呼,提出抓人要经过他批准。
湖南省工委为加速湖南的解放,尽可能减少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的阻力,还加大了对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中层人员的统战策反工作。通过地下党员刘寿祺、涂西畴策反了以陈采夫为首的“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的许多重要成员。通过涂西畴策反了陈明仁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国防部保密局中将特务张严佛。省工委策反小组还策反了长沙空军站蔡晋年部,桃江4县联防指挥部及益阳保安一团,第一兵团十四军副军长兼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部,国民政府交通部警察第一总队少将张正先,第九总队第三大队队长毛羽芳,湖南省保安第三旅少将副旅长兼第八团团长王谨权,湘东师管区司令蔡杞材,省保安突击大队队长陈扬汉,等等,共约3万余人(不含陈明仁兵团和省工委领导的湘中地区武装)。中共长沙市工委也策反了省会警察局局长刘人爵和长沙市自卫总队队长胡之趾,从而大大减少了湖南和平起义的压力。
省工委还利用解放军南下进军的大好机会,发动群众,联络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民众争取和平的潮流,促程潜、陈明仁下定起义的决心。
在湖南工委的领导下,争取真和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呼吁和平的长沙各界人士也积极奔走。4月22日,省参议会、及2月成立的“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召集湖南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总工会等11个单位的扩大会,成立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简称“联合会”),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民大团结”等口号,同时,决定去东安请德高望重的唐生智将军担任该会主任委员。4月29日,唐生智从东安抵达长沙,程潜亲赴车站迎接。5月2日,省参议会召集各方代表120余人,决定将“联合会”改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简称“自救会”),推选唐生智为主任委员,陈渠珍、仇鳌为副主任委员,刘公武为总干事。“自救会”表面并未提和平口号,也没有公开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但实质旨在编练地方武装,使湖南脱离国民党政府,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自救会”的成立和长沙的学生运动遥相呼应,使湖南和平运动达到了高潮;也使程潜深感走和平的道路顺乎民意,从中受益不浅,和谈态度日趋明朗。
5月,白崇禧率部退守湖南,他对日益高涨的湖南和平运动十分恐惧,决定改组省政府,安置心腹,以便控制湖南的局势。早于4月他就威逼程潜免去邓介松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派亲信杨绩荪接任,接着又派桂系田良骥接替邓飞黄任民政厅长,命陈明仁接替萧作霖任长沙警备司令;并建议国民党广州政府将程潜调离湖南,去当考试院长。程潜对白崇禧的施加压力难以忍受,6月派程星龄和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去香港,商请刘斐回湖南担任省政府主席。刘斐不愿回湖南,并说有陈明仁掌握兵权的话,白崇禧便认为颂公(程潜)不过是个傀儡,就不会危害颂公,颂公不必过虑。程星龄在香港还会见了章士钊。章士钊说,毛主席对颂公走和平道路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不会追究过去在四平街和解放军打仗的问题。他谈到毛主席说过: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会重用他。程星龄回长沙转达了刘斐和章士钊谈话的意思,使程潜、程明仁进一步消除顾虑,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949年4、5月间,省工委委员欧阳方根据省工委指示,要余志宏动员程潜、陈明仁写个备忘录,接受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的8项条件,并将其呈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余志宏请程星龄转达程潜并获其同意。6月,程潜写了决定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请省工委送交党中央和毛泽东。程潜在备忘录中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毛泽东于7月4日给程潜复电,“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复电并同意程潜所提成立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程潜收到毛泽东复电后,即派刘纯正去汉口与第四野战军联系,要求解放军从速入湘,以便待机起义。
1949年6月底,华中局派洪德铭来长沙,向省工委传达党中央、华中局关于程潜起义和湖南迎接解放的指示。明确湖南地下党的工作方针,要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同时,发动组织群众保护城乡,抓紧准备迎解、接管、支前等各项工作,以配合大军顺利地解放湖南。关于程潜起义问题,中央基本上同意程潜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并已指示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组织代表团和程潜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并指派与程潜、陈明仁关系较深的李明灏参加谈判。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湖南即将解放,要停止武装起义,以免打草惊蛇,使敌人提早进行破坏、屠杀。党领导的武装要等待时机,配合大军解放各地,并保护交通、资财和维护社会秩序。关于建党问题,立即停止发展新党员,严防投机分子、坏人混进党内。1949年7月,省工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将工作重点转向促使程潜、陈明仁起义,开展群众性的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斗争,做好准备,迎接解放。
7月中、下旬,人民解放军解放临湘、平江、岳阳等10余县,进至长沙附近。白崇禧为防止程潜起义,在程潜拒去广州任考试院长后,又提出要程潜率湖南地方部队去广西。经与白崇禧关系较深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从中周旋,改为程潜离开长沙,去邵阳巡视。程潜即委托陈明仁代理省主席。7月21日,白崇禧送走程潜后,自己才放心去衡阳,令陈明仁坚守长沙。陈明仁随程潜走和平道路已有默契,当时并已会见省工委代表余志宏,表示决心随程潜起义。但他始终不露声色,一直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迷惑白崇禧。当白崇禧7月21日去衡阳后,陈明仁即于22日召集省政府各厅、处官员讲话。他说,“我决心不逞个人的意气,而牺牲3千万湖南人民与50万长沙市民的利益”,“我担保,长沙不会听到枪声”。此时,第四野战军派出的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已到达平江县。27日,陈明仁派程星龄和李君九去平江县与解放军联系,并邀请他过去陆军讲武学校的老师和同乡李明灏先来长沙商谈。省工委委员欧阳方也以联络员身份和他们一道去平江县,向王首道、金明等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29日,李明灏秘密来长沙。同日,程潜也由邵阳秘密回长沙。程潜、陈明仁和李明灏一起商谈了有关起义事宜。
这时,湖南和平解放经过酝酿,已趋成熟。在省工委领导下,长沙市和各地方工委通过地下党组织、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广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党的有关政策,发动群众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在湖南的地下组织,也都开展了反蒋反白、支持程潜起义的活动。经地下党组织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发动串连,省会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参加呼吁和平签名。8月1日、2日的长沙《中央日报》、《晚晚报》,刊登了500多人签名的《长沙各界为拥护当局主张避免战祸呼吁和平宣言》,号召各界同胞团结一致,誓为程潜主任、陈明仁主席作后盾,力争湖南局部和平的实现。这时省、市工委领导成立了长沙市人民临时治安指挥部,由省工委统战策反小组涂西畴任政委;还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会,由市工委刘晴波任党组书记,积极进行各项迎接解放的工作。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唐星、李默庵、姜和瀛等37名国民党将领联名发出了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明确表示:“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4人,发出响应程、陈二将军起义,拥护和平解放通电。5日晚,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受到省会人民的热烈欢迎。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复电慰勉,称赞“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8月6日晚,周礼、沈立人分别代表中共省、市工委和湖南当局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唐星,代表唐生明、熊新民、刘云楷、刘公武)一起,去东屯渡迎接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入城。7日,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金明和萧劲光等与省工委交换了有关和谈的意见。从8日开始,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议,就湖南省政权机构和起义部队改编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几次会谈,对正式成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湖南临时省政府和改编起义部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6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陈明仁,仍请他担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程潜任主任委员,黄克诚任副主任委员,萧劲光、王首道、唐生智、陈明仁、仇鳘、金明、唐星、唐天际、李明灏、周礼、袁任远为委员。8月中旬,起义时经毛泽东同意暂用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名义的起义部队,约7万7千多人,移驻浏阳整编。11月1日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政委唐天际。从此这支从国民党反动营垒分化出来的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真正走上了光明大道。
湖南的和平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下,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取得的;是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全省人民,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坚持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是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及其部属深明大义,顺应历史潮流,举行和平起义实现的。湖南的和平解放,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辉煌胜利,为各地国民党残部指明了光明的前途,促进了华南、西南、西北的解放,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