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付日趋严重的日本侵略，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夏，国共两党秘密谈判期间，就向国民党提出了“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择路北上抗日”的主张。1937年国共两党正式谈判中，周思来又提出了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的问题，并在《解放》周报上刊登了这方面的消息。中共湘鄂赣省委负责人傅秋涛、涂正坤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于5月10目，成立了以傅秋涛为主席的湘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响应党中央国共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多次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步协议。8月29日，经过武汉谈判，董必武与国民党达成以下协议：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以平江嘉义镇和长寿街为集结改编驻地，原住嘉义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更名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刘玉堂、刘世忠为副司令，李楚屏为参谋长，钟期光为秘书主任。军需供给由武汉行营按月发给，每月为1000元。至此，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武汉谈判成功后，根据协议，浏阳等县政府释放了政治犯，驻守平江嘉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全部撤走，这里划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区，留下的碉堡成了红军的营房。1937年9月，驻扎在平江境内的湘鄂赣省所属机关全部移驻嘉义办公，分散在浏阳、平江等县山区的500多名党员干部，390多名战士都集中到嘉义来了。省委又派出江渭清、谭启龙等一批干部下到各区整顿游击队，动员青年参军，使湘鄂赣省东北分区的游击队自三四十人发展到300多人，东南分区的游击队发展到1300多人。江渭清率领的湘赣边游击队在集中途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其他各区的游击队在扩大和集中过程中均受到地主豪绅的恶意攻击，他们散布“共产党又在搞赤化”，“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红军被改编”等谣言和污蔑之词。各游击队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各地召开民众大会，演救亡戏剧，宣传党中央团结抗日的政策，揭露地主豪绅和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胜利完成了扩军和集中的任务。

　　这些游击队于11月陆续集中到平江嘉义，在谢江梅塘一带集中整训。政治课主要是学习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每个战士树立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每个战士懂得以民族利益为重、把深仇大恨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身上、共同对敌等道理。这些大大激发了全体干部战士的爱国热情，人人表态，个个写决心书，表示要投身到抗日前线去。军事课主要是学习和操练军事基本动作和战术要点，总结过去游击战争和反“围剿”、“绥靖”的经验，使每个战士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从而解除他们的恐日情绪。在整训期间，游击队还组织部队宣传员到嘉义地区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红军最初改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下设3个大队：第一大队主要由傅秋涛率领的省军区独立团组成；第二大队主要由吴咏湘等率领的东北分区九大队组成；第三大队由江渭清等率领的西北和西南分区的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傅秋涛，副司令员为刘玉堂和国民党派来的罗世忠，李楚屏任参谋长，国民党有五六个人担任副官。对于接受国民党人来红军任职，毛泽东、张闻天曾指出是“完全错误”的。后经周恩来及时指出，予以纠正。

　　1938年1月，湘鄂赣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上级指示，正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陈毅任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兼团长，张正坤任团政委兼副团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胡荣任副主任，王怀生任参谋长，罗湘涛任供给处长，李秋凡任副官处长。支队下设3个营，并在嘉义召开了千余名干部战士和数千群众参加的成立大会，发出就职通电，宣讲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会后又有400多人报名参军。梅塘整训后，老弱病残安置地方，留在部队的有1100多人，步枪210多支，轻机枪3挺，马刀730把，于2月3日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前线。部队一路浩浩荡荡，经过长寿街、浏阳时，受到群众敲锣打鼓的夹道欢送，群众抬着猪羊和木匾慰问；在浏阳官渡、文家市等地，部队文工团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到前方去》等抗日歌曲，并由傅秋涛等作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重大意义”等专题讲演，接受了近60名青年参军，然后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7年8月，在陈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马上将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接到新四军吉安通讯处通知后，谭余保于12月将分散在茶陵、攸县、莲花、永新、安福边界的棋盘山、太阳山、柑子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地的300多名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集中到江西莲花县垄上村休整，后又转莲花神泉整训。同时，边界各地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动青年农民参军，从中挑选100余名集中到神泉，参加整训。不久，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派来的李忠民、彭至秀、彭汉元3人来到神泉帮助红军游击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军政素质，进行改编；1938年1月，中共东南分局兼新四军军委分会书记项英和陈毅、曾山等到神泉看望部队，攸县、茶陵、莲花、永新等县国民政府代表也来神泉向游击队表示祝贺与慰问。整训结束，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留下80多名干部，安置老弱病残之后，其余300多名战士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段焕竞任大队长、刘善培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1938年2月由神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到浙江开化时，又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中队改称为连，由段焕竞任营长，投入了抗日战争。

　　活动在湘粤赣边的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于1937年9月，由支队长游世雄等人先后到桂东、汝城与国民党代表、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议郭大维、胡风璋及国民党汝城县长谈判，双方达成四项协议：双方停止敌对行为，桂东沙田为红军游击队集中地点，周围15千米由红军游击队接防；红军游击队集中期间，国民党政府如数供给给养；释放所有被捕坐牢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员及群众；国民党派郭大维为常驻沙田代表，以便双方联络交涉。1937年10月5日，活动在桂东东边山、西边山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按照游击支队代表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协议精神，下山到桂东沙田集中整训。这次整训的主要任务：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认清形势，明确新任务，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训练；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发动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附近县的青年群众强烈要求参军抗日，队伍由原来的200多人扩大到500多人。通过整训，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奉命改名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训员游世雄，第二支队支队长方玉明，政训员王赤。桂东县和汝城县的群众纷纷前往慰问，送去不少锦旗和慰问品。1938年1月初，游世雄派人到江西池江中央分局，向项英、陈毅汇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情况。2月13日，游世雄接到中央分局下达的要求部队开往江西池江集中的命令后，立即率部离开沙田，经崇义、上犹到达江西池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到湘南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涛代表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到郴州与国民党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黄少谷和保安司令欧冠进行谈判，晟后达成三项协议：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由政府供给给养。1938年2月初，分散在乐昌、乳源、宜章山区活动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人员在坪石坳丘集中后开往郴县良田。虽然在良田只休整了几天，但当地青年群众踊跃参军，游击队扩充了二三十人。良田是交通要道，为防万一，游击队便开到地处偏僻山区的宜章赤石司三望坪继续整训，由从延安随王涛来湘南的谢忠良等4人进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除了学习、训练外，部队还到赤石周围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扩军筹款和进行助民劳动。当地群众纷纷动员亲人参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面，经过1个多月的整训、扩军，队伍由下山时的四五十人发展到130多人。部队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下设3个分队，李林任大队长。4月上旬，李林奉命率湘南红军游击队第1大队130余人开至耒阳江头刘家祠，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1大队。4月11日，离开刘家祠，从耒阳灶市乘火车开赴安徽太平，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任副营长。

　　1938年2月，王涛与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的负责人谢竹峰等与国民党耒阳县党部、县政府进行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达成四项协议：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国民党保证共产党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的安全；游击队改编北上抗日后，在县城设立后方留守处，负责处理遗留工作及照料游击队员家属等；共产党派代表常驻县城，以便国共两党协商事宜。2月5日，谢竹峰在耒阳县天门仙召开党的负责干部会议，决定将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改名为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刘厚总（后叛变）任队长，林长春任政委。3月初，这支50多人的游击队先集中在天门仙整训了几天，然后开赴江头刘家祠继续集中整训。游击队在江头集中整训时，新四军派来3名教官讲政治课，学习文化，指导军事训练，部队半天学习军事，半天学习政治和文化。大家热情很高，上课、操练非常认真。通过1个多月的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大大提高。整训期间，周围群众送慰问品和要求参军的络绎不绝。先后要求参军的有几百人，部队从中挑选吸收了120人。总人数达到一百七八十人。4月上旬，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11月，与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一起离开耒阳江头刘家祠，开赴安徽太平，编入新四军特务营，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