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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进军华容
         
  时 间: 1940-01  
  地 点: 湖南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中央政府退至四川重庆之后,湘鄂边界地区成为敌我双方拉锯交战的战场。处于这一区域的湖北石首、公安和湖南华容3县,地属长江中下游平原,万里长江在此迂回东下,河汊交错,湖泊密布。在华容与石首边界,桃花山绵延20余千米,群峰耸立,山路蜿蜒曲折,地势十分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这一带的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更为敌我双方所瞩目。

  194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明确指示湘鄂边特委,在该地区未被日军占领时,一切工作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办事,尽可能保存党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团结革命群众。在时局发生变化,有了发动游击战的条件时,应迅速与华中局所辖的鄂豫边区党委取得联系,将石公华划归鄂豫边区领导,在他们的领导下迅速发动游击战争。

  1943年3月,侵华日军继夺得襄南地区之后,又发动了鄂西战役,日军3个师团于3月8日兵分5路,从沙市至岳阳之间强渡长江,迅速占领了江南大批国土,石首、公安、华容等县先后沦陷。按照南方局和华中局的既定方针,为发展江南敌后游击战争,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党委作出了“准备由襄南向江南敌后发展待机挺进洞庭湖畔”的指示。新四军第十五旅旅部及四十四团奉命由襄北向襄南迅速推进,原已转入地下的石公华3县党组织和湘鄂边特委也开始加强活动。9月1日,第三军分区根据第五师指示,在湖北潜江熊口成立了由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择生任政委的40余人的江南挺进支队;襄南中心县委也根据边区党委指示,组建了以张择生为书记的石公华县委。9月18日,江南挺进支队和石公华县委进抵石首江北地区,收编了抗日武装方以成部,江南支队发展到200多人,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在江北地区站稳了脚跟。

  11月上旬,江南挺进支队趁日军发动常德战役,后方相对空虚的有利时机,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决定饮马长江,向桃花山进军。桃花山地跨华容与石首,东濒洞庭湖,北临长江,是武汉西去宜昌、南通常德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攻陷华容后,华容人民为了打击敌人,在中共华容地下组织领导下,纷纷集聚桃花山、青竹沟一带深山丛林中进行抗日斗争。这里群众基础雄厚,加上周围几县都是鱼米之乡,可供部队充分给养,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想之地。11月28日,江南挺进支队从石首斋公桥渡过长江,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2月1日顺利到达桃花山,继而挥师西进,沿桃花山周边地区活动,行程数百里,足迹遍及华容、石首、公安3县,发动了群众,扩大了影响。

  江南支队的南下进军,开辟了以桃花山为中心的石公华抗日根据地,不仅使鄂豫边区得到扩大,而且从南面钳制了盘踞武汉的日军,牵制了敌占常德的战略企图,并为我军进军湖南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点,中共襄河地委书记张执一曾豪情满怀地写诗歌颂道:“南渡长江饮马欢,桃花山望井冈山,洞庭湖水连天碧,放眼三湘尽笑颜。”

  以桃花山为中学的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犹如一把利剑,拦腰切断了日军控制的长江航道,直接威胁着盘踞在石首城关镇、华容城关镇和麻豪口、调关、焦山河、塔市驿等据点的日、伪军队。惊恐不安的日军频繁派遣兵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企图将根据地置于死地。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发展壮大了根据地。

  1944年1月,驻守华容县城日军300余人进犯桃花山。此时,适逢中共襄南中心县委副书记吴云鹏与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五团副团长杨洪先率领1个营来到桃花山,江南挺进支队与主力部队配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避开同装备精良并已占据有利地形的敌人正面作战,由杨洪先率主力向桃花山以东的砖桥方向边打边退,牵引日军;杨震东则率领江南支队乘虚直捣华容县城,日军发觉老巢告急,仓皇回援。待敌退回华容时,江南挺进支队和主力部队均已安全进入桃花山地区,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月24日,杨震东率两个连主动出击,夜袭桃花山南部的日军据点墨山铺,一举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3000余发,毙伤日军多人,迫使日军在一段时间内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从而让根据地军民过了一个太平年。当地有位老人为表示对江南挺进支队的感激之情,曾挥笔写了一副春联:新四军拼命抗日,老百姓安心过年。

  5月,江南挺进支队为进一步扫除桃花山通往石首、公安地区的障碍,派遣支队战斗力最强的1个班,夜袭日军在桃花山西部、长江南岸的焦山河据点。消灭日军4名,缴获子弹60余发。9月,日军一股在寡妇峡抢劫财物,驻守西堤的江南挺进支队七连一排严密监视敌人,趁其窜入柴林芦苇之中,杀猪宰鸡,得意忘形之际,分3路包抄,发起突然袭击,打死敌军10余人,缴枪30余支,子弹2000余发。10月,驻华容墨山铺日军50余人准备“扫荡”桃花山,获得了情报的挺进支队派兵埋伏在墨山铺附近大道两侧,待敌到来时,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日军10余人,迫使日军狼狈逃回华容县城。

  江南挺进大队还用很大力量打击和消灭为虎作伥的伪军。1943年12月,驻扎监利的伪军1个排从藕池口领取军饷后,途经调弦口宿营。杨震东连夜率江南挺进支队1个连,埋伏在该股伪军必经的要道鹅公包丁字堤后侧的树林中,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杨震东一声令下,支队100多人突然发起进攻,敌军措手不及,悉数被歼。此战,共消灭伪军1个排,缴枪60多支、子弹2袋、战马40匹、银圆4袋。日军侵入长江以南地区后,汉奸张世杰(湖北监利人)积极卖身投靠,充任华容一带伪保安大队长后,经常率部下乡侵害无辜百姓,深为当地民众所痛恨。1944年5月,张率领2个伪军中队200余人,从广兴洲出发到岳阳、华容边境“扫荡”。这时驻扎在华容烟墩的江南挺进支队第一连获得情报,连长彭守春迅即率领全连潜伏在柿树岭一条敌人必经之道两侧稻田,当张世杰带领20多名骑兵和2个中队的步兵进入伏击圈时,第一连发起冲击,顿时将敌击溃,打死伪军10余人,俘敌40余人,缴枪50多支。张世杰虽然逃脱,但经过此次打击,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为了解决经费困难,7月,杨震东率2个连袭击焦山河日本洋行,一举获得银圆3000元。8月江南挺进支队两个连进袭新沙洲。这里驻有伪军1个营的兵力,碉堡密布,防守甚严。支队调集轻重火力,从正面发动强攻,经2个多小时激战,敌军溃退到江边,准备乘船逃跑。江南挺进支队乘胜追击,敌人死伤甚众。共击毙伪军100多人,俘虏50多人,缴枪80余支,子弹10箱。9月,江南挺进支队获知伪军饶子奇部100多人,在桃花山北部、长江南岸的章华港一带抢粮,即由青竹沟急行军奔赴章华港。饶子奇为支队的声威所吓倒,慌忙丢弃抢掠来的3000余斤稻谷和10匹战马,率部乘船而逃。

  1944年秋,中共中央制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并派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1945年1月29日,南下支队到达鄂豫边区,向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移交了随军南下的2个干部大队,加强了边区的领导力量。2月鄂豫边区确定了“以发展为主,着重恢复与扩大鄂南根据地,同时兼顾现有解放区的巩固工作”的方针,决定第三军分区以襄南根据地为依托,进而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实现与湘鄂赣根据地的联结,并决定以桃花山为基点继续向南发展。为了迅速创建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中共襄南地委于1945年3月10日至20日在湖北潜江县熊口召开县委书记联系会议,会上分析了鄂南的形势,认为襄南地理位置重要,是鄂豫边区向江南发展的支点;石公华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同情与支持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多,依托石公华根据地,沿长江南岸,北可向松滋发展,南可伸入洞庭湖,向南县、沅江发展,西可向安乡、澧县发展,东可向岳阳发展,便于打通与鄂南、湘鄂赣边的联系,使之连成一片,完成对驻武汉地区日军的战略包围。因此,必须加强石公华地区的工作。根据边区党委指示,撤销了石公华县委,建立了以梁诚为书记的中共江南中心县委和沈国栋为首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中共江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建立后,坚决贯彻中共襄南地委在熊口召开的县委书记联系会议精神,在石公华地区及岳阳一带展开了向日伪薄弱据点的连续进攻,取得了较大的战果。1945年4月,日伪军300多人到岳阳县柿树岭一带抢粮,杨震东率部拦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40余名,缴枪50多支,俘敌80多人。在新沙洲一带,伪军古鼎新部作恶多端,深为民众切齿痛恨,当地曾流传着“天见古旅,日月不明;地见古旅,草木不生;人见古旅,有死无生”的民谣。4月,江南挺进支队决心为民除害,杨震东、郑怀远率4个连的强大兵力,夜袭伪军古鼎新部,一举歼灭1个排,缴获骡马12匹和数十支长、短枪支,使其不敢继续在新沙洲一带为非作歹。月底,杨震东调离石公华后,由郑怀远继任支队长。7月初,支队长郑怀远率支队警卫连100余人,攻打驻华容三封寺1个营的日伪军,敌人在三封寺周围筑有碉堡,防守严密,江南挺进支队利用夜色掩护,用手榴弹袭击碉堡内敌军,炸死炸伤日伪军各30余人。7月24日,日军300余人从岳阳临华容的广兴洲蔡家祠堂出发,进击桃花山地区,企图袭击根据地的后方基地。当日军渡过长江进入华容境内佛寺坳地带时,预先埋伏在这一地区的江南挺进支队在郑怀远的指挥下,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打死打伤日军中队长以下官兵50多人,缴枪70余支。通过这一系列的进攻战斗,江南挺进支队先后摧毁了根据地周围的一些日伪据点,使根据地的地域扩展到岳阳县境。政权建设和军事建设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地方政权方面,除原有的6个联乡外,部队挺进到岳阳,组建了第七联乡筹备处,岳阳河西的全义、全兴等乡已分别委任了乡长、副乡长,建立了政权或秘密情报站,开展了征粮征税工作。武装力量也得到了较大的增强,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枪,不到半年时间,队伍扩大了一倍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内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总方针,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命令驻鄂南、鄂皖边区和石公华等解放区的军队迅速撤出。10月,江南指挥部和江南挺进支队以及地方干部1000多人,在梁诚率领下北渡长江,离开了石公华抗日根据地。此后,根据中共襄南地委的决定,在襄南长江一带,成立以李凌云为书记,傅明发为副书记的中共江(陵)监(利)石(首)工作委员会,并留下部分武装力量,组织了以傅明发为队长的江防大队,继续坚持斗争,迎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到来。在湘北地区,中共湖南省工委已于9月间派遣中共湘(潭)湘(乡)宁(乡)工委委员刘项赴华容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后来又成立了以谢介眉为书记的中共湘北地区工作委员会,领导华容、南县、岳阳等地的斗争。

  江南挺进支队进军华容,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直接威胁着日军控制的华容、岳阳、常德、南县、澧县等重要城市和许多集镇,有效地钳制了日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为湖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推动了这一地区民主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