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视湖南为粮源兵源重要基地，横征暴敛，铢求无已。在农村强行征兵征粮，地主豪绅为弥补抗战期间的损失，亦不断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加上连年水早虫灾，广大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因而纷纷自发地奋起反抗。

1946年四五月间，常德、桃源、临澧一带，饥民成群结队，背着米袋饭锅去“吃大户”，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摊分谷米。华容县农民成立“打粮队”，先向地主豪绅借粮，如若不允，就自己动手分粮。邵阳、新化等县的饥民，拿着土枪梭镖，冲进地主土豪家里，夺粮充饥。湘南的永兴、桂阳、桂东、郴县一带农民，也掀起“破仓运动”。衡阳县饥民聚众夺取国民党政府的军粮。到处展开了“要活命运动”，喊出了“宁可坐牢不挨饿，宁可枪毙不饿死”的悲壮口号。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求食饥民，不但毫无体恤之心，反而派兵镇压，迫使饥民起而自卫。

湖南各地中共地下组织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秘密串连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农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进行坚决的斗争。1947年，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各地提出了“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口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抗”斗争。

首先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斗争。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独裁统治，曾颁布“二五减租”的法令，即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减免当年租额的25％。但该法并未得到实施。1946年春夏，湖南遍地灾荒，饥民被迫夺粮求生。国民党省政府如坐针毡，被迫于1946年9月又补发了一纸《补办三十四年度（1945年度）二五减租办法》的通告，要求各县市一律实行减租并补办上年减租，明令地主不得因此而向农民加租加押或无故撤佃。然而地主却反其道而行，各县市政府、参议会亦视上述省令如一纸空文，在东家与佃户的冲突中保护地主。

益阳县大原乡佃农罗某要求地主何某实行二五减租，何某及全乡大小地主深恐其他佃农跟着要求减租，便暗中勾结当地乡、保、甲长及所谓“乡民代表”和土豪劣绅共数十人，集资贿赂国民党益阳县政府，派武装警察多人，将罗某以“共党要犯”之名拘禁。该乡地主趁此对佃户大肆恐吓，宣称凡要求二五减租的都是共产党，政府必将严厉地镇压和惩罚，以此压制佃户的减租要求。该县箴言乡一雷姓佃农不畏恐吓，仍要求按国民党政府的通告减租，地主竟然将雷某押送县政府拘禁，并强令雷家退佃，还将雷家的全部家具器物尽数抛出户外，一家大小20余口被赶出家门。该乡农民邓梅魁、邓志贤为首串连发动30多个农民在邓氏宗祠秘密开会，强烈要求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地主们联名控告邓梅魁、邓志贤等“非法聚众，妨害治安”，反动当局遂将邓梅魁等逮捕关押，并秘密杀害邓梅魁。

长沙新闻支部的地下党员孟树德，于1948年2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在长沙《中央日报》上作了连续报道，揭露国民党政府鼓吹“二五减租”的骗局和地主豪绅抗拒减租的恶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农民要求减租与反对国民党、地主豪绅的斗争情绪，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的抗租运动。在安化县，仅在1949年上半年参加抗租斗争的农民就达30多万人，夺得粮食20余万担。

其次，领导农民开展抗税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后，对全国人民加紧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他们除了以增加田赋、预征田粮、滥发货币等办法掠夺人民血汗外，还以“积谷”、“乡保经费”、“一次捐献”、“筑路附加”、“戡乱建国捐”、“壮丁费”等名目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曾以国民党政府颁令免税的皮、毛、竹、木、锡箔、迷信用纸等，复于1946年6月底恢复征税。国民党贪官污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几乎无物不收税。据当时长沙一报纸记载，各种苛捐杂税共达96种之多，其税收名目无奇不有。国民党政府还对各种物资进行统制，甚至连大粪也不例外。

沅陵县政府官员在县城设立肥料统制所，禁止市民自建厕所，以便统制肥料，从中牟利。而沅江县城长约2千米，居民3万人，仅有公共厕所8座，极不方便居民，尤其对妇女不利。在地下党员的策动下，1947年5月15日，沅陵县城数百妇女集会，决议拆除公厕，反对肥料统制，县城人民鸣放鞭炮声援。县长下令拘捕会议召集人，对其非法拷打，企图镇压。群众闻讯极为愤慨，于次日聚众前往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妇女。县长竟然下令警卫开枪，当场打死打伤9人。群众更加愤怒，数百人冲进县政府，抓住县长，准各公审。国民党湖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闻讯后，率军警数百人，将沅陵人民的这一斗争镇压下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江华瑶族人民于1948年7月中旬奋起开展反苛捐杂税的夺粮斗争，数百饥民涌向县政府，迫令县政府发放赋谷。县长见人多势众，被迫宣布出售赋粮。饥民们因手中无钱购买高价粮食，遂将公卖处的赋谷夺走。接着，该县西河乡饥民也将桥头铺米行的粮食一抢而空。这一斗争引起了连锁反应，迅速波及全省，新宁、城步、芷江、汝城、浏阳、安化、耒阳、安仁等数十县的饥民纷纷起来，包围各地县政府，夺取赋谷。

再次，领导农民开展抗征兵斗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内战，大肆征兵扩军，大抓壮丁充当战争炮灰。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实施新兵役法，规定18岁至45岁的男子都要应征当兵。国民党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旋即将全省划分成长岳、郴零、邵武、沅澧4个师管区（后改为湘北、湘南、湘中、湘西师管区），以及衡阳、邵阳等12个团管区，强行征兵。挖月9日，省政府主席兼湖南军管区司令王东原、副司令王育瑛等，在长沙召开1946年度全省兵役会议，决定厉行征兵。从1946年到1949年湖南解放，全省共征兵：100多万人。湖南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全国内战深恶痛绝，渴望和平民主和休养生息。广大青年对强拉壮丁给国民党当炮灰更是恨之入骨，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广大青年对征兵千方百计进行抵制和反抗，许多被征青年在押送途中想方设法逃跑，还有些青年为了抵制兵役，自残四肢或五官，有的甚至夺枪上山，揭竿反抗。长沙县花果乡十二保农民龙正楚，为躲避兵役自伤腿部和生殖器，遭拘捕入狱，刑满后仍被押送入伍；辰溪县永和乡三保农民唐大荣，为抗征兵忍痛剁去左手四指，当即昏倒；安乡县安稼乡农民朱梓云，在乡长率领枪兵捉丁时逃跑，被乱枪打死；新宁县壮丁许第民在押送入营时不幸跌伤，竟被活埋，等等。国民党的暴行仍旧阻挡不了人民反征兵的斗争，宁乡县高露乡五保保长萧礼谦在征兵中设“告密箱”，由“民众”投告密票来决定应征人选。该保的地下党员乘机投入一张反对征兵的传单，上面写着“农友们啊！真痛心啊！无耻的政府打内战，抽壮丁，要我们去打自己人。我们团结起来，坚决进行斗争，不要内战，反对抽丁！”中共石潭区委书记何逸仙打入乡保9年，当上了保长。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在造壮丁册时，以增减年龄、混淆性别等办法，蒙蔽督办兵役官吏，尽可能减少本保民众子弟被抽去当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