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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城市工人与教师罢工罢教斗争
         
  时 间: 1944-12  
  地 点: 湖南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蒋介石推行独裁、内战政策,对人民横征暴敛,加上湖南地方豪绅政客勾结奸商投机营私,使已经凋敝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广大工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生活极端困苦,于是纷纷起来开展争就业、求生存的斗争。中共湖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指示精神,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加强了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省工委委员罗振坤深入长沙泥木、纺织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谢介眉在长沙附近的铜官、霞凝、丁字湾等工业基础较好、工人比较集中的小镇,恢复了一批基层党组织的关系。他们从开展经济斗争入手,领导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并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63月,重庆、成都两地电信职工,反对取消“米贴”,并要求发给每人复员费5万元(法币)。他们通电全国电信职工,联合进行怠工斗争。长沙电信局地下党员傅作宾动员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开展了近两个星期的怠工斗争,迫使电信总局答应了电信职工的全部要求。

5月,在地下党员龙道吾等领导推动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与工会理事长和军、警、特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迫使资本家将工人由原来每日的工资56分提高到每日8角。

泥木工人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其他行业工人,在地下党员的组织发动下,园木、锯木、竹篾、造船、石工、缝纫、织染等行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也先后取得了胜利。在此前后,长沙铅印工人(4月)、海员工人(6月)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19466月下旬,长沙人力车夫在共产党领导的几次罢工斗争的影响下,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影响很广、斗争十分激烈的大罢工。19461月,国民政府为了粉饰所谓文明,不顾各地实情,下令禁止使用人力车。湖南省政府随即颁布《限制使用人力车实施办法》,对全省各城市庞大的人力车工人的就业问题,却未作任何安排。长沙大豪绅谭常恺趁机私办开明汽车公司,购买汽车8辆,行使于城内繁华区;因有利可图,又呈请长沙市政府要求增辟环城马路新线。面临失业和饥饿威胁的人力车工人闻讯,要求暂停开明公司开辟新线,经市政府调解无效,3000人力车工人乃于621日宣布罢工;部分人力车工人前往阻止公共汽车开行,与司机发生冲突,绝望而愤怒的人力车工人,在南门口、水风井、如意街三处地段,捣毁汽车10辆,遭到宪兵和警察的镇压,宪兵和警察当场开枪打死人力车工人5人、重伤5人,行人亦有5人受伤。工人奋起反抗,打伤警察4人,并将被打死的工人尸体抬至开明公司,要求发给抚恤金。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为了暂时平息人力车夫的愤怒与罢工,拨法币300万元作为死难工人的抚恤安葬费,并允查办凶手,诱使工人复工。但在人力车工人复工后,省政府授意省保安司令部和第十七集团军司令部于72日联合发出布告,污蔑人力车工人为“不良分子,招摇聚众,借端滋事”,将人力车工人李福生、左未云、言宗廷3人逮捕下狱。此次斗争虽然遭到镇压,却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更激发了他们的斗争精神。

19478月,长沙泥木工人在地下党员的发动组织下,联合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反饥饿的罢工斗争,迫使长沙市政府接受工人提高工资的部分要求。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194873日至9日,1万余名泥木工人再次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将全部工资固定为实物,经过20多天的斗争,最后罢工取得了胜利,当局答应每人每日工资固定为8升米。

19481月,省公路局工人为反对路局将工资制度由基本工资加奖励改为以千米计算以此克扣工资的办法,举行了罢工,使这一图谋未能得逞。次年2月初,为要求调整待遇,工人停开各线路班车,迫使路局接受4项条件:技工增发公粮3斗;技工待遇与职员同时同比例调整,全局职工每人借支2000元(法币);行车技工旅程工资按票价14计算;油贷金按市价10日调整一次。

19488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结果不到3个月便彻底失败,物价一日数涨,人民无法生活。以此为契机,湖南各级党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的斗争。

1027日,北平电信员工率先进行“饿工”斗争,并向全国电信工会发出通电。111日,长沙电信局员工群起响应。该局工会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要求交通局总局援京、沪、汉先例,给每人发金圆券300元救济费。5日,工会发动全体员工饿着肚子上班,开展饿工斗争。6日下午,工会在电信局礼堂举行招待会,到会者有军警政各界和新闻记者60余人,并有电信总局视察员,交通部第三区电信业务处长参加。工会理事长罗良宣略述员工生活困境和“饿工”运动的目的;常务理事王梓辛代表员工向总局提出每人借支一次紧急救济金300元,按生活指数计算,调整待遇,按时发放工资,解决员工眷属住宅等项要求。同日,衡阳电信局员工在中共地下组织发动下,亦开展“饿工”运动,除通电声援长沙等地电信员工的“饿工”斗争外,还采取断然措施,中断包括军政通信在内的一切电报和长途电话。这次全国电信系统的“饿工”运动,扩展到北平、南京、上海、天津、青岛、长沙等大中城市,迫使电信总局于9日作出答复,同意从11月起,每人每月发食米1市担(200市斤)。长沙电信局还同意按115日米价,每担补差160元。长沙、衡阳两局随即恢复正常工作。

接着,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省邮政局员工于194810月开展了“驱史运动”。湖南邮政管理局代理局长史诒堂来湘不久,便拉帮结派,迫害进步员工,漠视员工疾苦,为广大邮工所痛恨。1023日上午,省邮务工会理事长何国璋、常务理事伍正心率全体理、监事20余人,齐集史诒堂办公室,要求援北平、汉口等地邮局发80元(金圆券)米代金的成例,发给湘邮工56元米代金。史不允所请,当即有百多名邮工包围邮管局,封锁出入大门,谈判持续至晚上9时,在众多群众包围喊打的压力下,史勉强同意工会要求。24日员工到局领款时,史又借口未经总局核准不能照发,并指派心腹以邮工包围邮管局闹事的罪名,前往警备司令部请派武装部队镇压。但由于何国璋利用与警备司令部的私人关系,前去说明邮工的生活困难,保证不会发生暴力事件,故警备司令部只派来3名警官调解。是日晚,工会代表去史寓交涉,发现史在自己寓所聚赌,立即报告警察局,当场将其抓获。省邮务工会抓住这一契机,向报界披露史诒堂丑闻,并通报全省各地邮务工会,同时召开工会小组长会议,掀起驱逐史诒堂运动。26日,省邮务工会举行省党、政各界及新闻记者招待会,伍正心即席揭发史诒堂剥削工人、陷害员工、剥夺工人应享权利、挪用公款、抽头聚赌等7条劣迹。随后,衡阳、常德、益阳、祁阳、桂阳等市县邮务工会发表声明,支持省邮务工会的行动,要求驱逐史诒堂。上海、湖北、广东、广西等省邮务工会也致电声援。11月初,国民政府邮政管理总局将史诒堂调离湖南,驱逐国民党CC派的局长史诒堂取得了胜利。接着省邮政局员工又于19492月开展了“索薪”运动和5月的“索银”(要求工资改发银圆)运动,都取得了胜利。

194811月,湖南大学师生员工开展了反饥饿的“四罢”斗争。112日,湖大学生自治会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国立湖南大学要吃饭运动大会”,大会通过了《反饥饿宣言》,指出“我们的动机很纯洁,只是‘要吃饭’”,还向教育部提出了提高公费待遇,自费、半自费一律改为公费的要求;向省政府提出了全面配给食物,贷款给自费生的要求。会议宣布罢课7天。与此同时,湖大教授也开始了求生存斗争运动。当时教授的最高月薪也只能买一石米,他们中的子女也有不少辍学了。为此他们多次电陈教育部要求提高待遇,未获解决。1116日不得不召开全体教授会议,谋求出路。经过讨论,他们慎重通过了《停教宣言》:“长沙物价陡涨,金元狂跌,同仁等生活困难,已尽山穷水尽之境。……同仁等曾迭电行政院及教育部,请提高长沙公教人员待遇,按照平、津、沪、汉、粤办法配给实物,发给差额,并予发薪津三个月以解倒悬,乃待命已久,实惠毫无,而地方政府亦漠不关心;同仁等变卖已尽,乞米无米,家室饥寒,心绪已乱,枵腹讲学,力所不能,教育固为吾人之职责,安定亦吾人所祈求,但环境如斯,无可奈何,爰于本月16日召开教授大会,慎重讨论维持生活之办法,当经议决自十七日起忍痛请假一周。”在向行政院和省政府提出的上述要求来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又决定自23日起继续罢教一周。教授李蕃熙说:“我们哪天有饭吃,便哪天复教。”

教授罢教斗争得到了全校同学的声援,学生签名表示支持,并于18日起全校罢课3天,派学生代表慰问教授。湖南大学的助教为支援教授们的行动,也于1119日宣布自19日起罢教一周。23日全校职工宣布罢工,决定自25日起全体总罢工3天,他们在罢工宣言中说:“内战带来了苦难,经济陷入了绝境,三年来的‘戡乱’,己把人逼到垂死的边缘,试放眼纵观全国各阶层的人群,哪一个不在无情的生活的鞭笞下挣扎,哪一个不在饥饿线上呻吟呢?”湖南大学形成学生罢课,教授、助教罢教,职工罢职和工人罢工的“四罢”合流高潮,迫使国民党当局答应了师生的大部分要求。

在湖大“四罢”的同时,长沙市小学教师和全省中小学教师为了改善待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也举行了罢教、索薪等运动。全市180余所小学共1200多名教师,他们工作辛苦,职位不稳,待遇菲薄,生活困难,特别是公立小学教师境况更惨。如1948年冬三个月领到的金圆券,只能买五斗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他们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的情绪非常强烈,教师罢教风潮遍及全省。克强学院和长沙市各公立小学教师、楚怡工校教师等为改善待遇和加薪而相继举行了多次罢教斗争;长沙以外的全省各省立中学推派代表到长沙,联合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改善待遇,提出若不达目的即还聘转业;省立湘乡高级工业学校职员也因待遇太低,请求省府救济,未能获得圆满解决,举行了罢教斗争;临澧县全县教师为改善待遇举行了全县总罢教;郴县适存中学、宜章县、安化县、湘阴县、醴陵县、攸县等地的学生、教师为改善待遇也纷纷开展斗争。

1949年初,衡阳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是解放战争时期湖南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这时,解放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大好形势鼓舞着人民的斗志。194917日,湘桂铁路衡阳区段工人派代表向路局提出发放年终双薪和预支本月薪金过年(春节)的要求,路局不肯,工人罢工,由衡阳始发的客、货、军列车停开。柳州铁路局(湘桂铁路局于1946年由衡阳迁往柳州)派员赴衡与工人代表谈判,答应给每个职工发2000元(金圆券)年终双薪,工人罢工胜利。同年18日,粤汉铁路管理局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周炳杰(中共江东区工委书记)率领千余工人包围路局局长杜镇远和副局长简文献,要求按湘桂铁路工人与路局达成的协议,给每个工人发2000元过年费。至15日,杜镇远只答应给来衡阳请愿的广南段铁路工人发双薪。衡阳铁路工人十分愤怒,当即决定举行罢工。27日清晨,汽笛长鸣,6000多名铁路工人按照事先的安排,有5000多人涌入车站,占领行车室,命令站长不许发车,继而卧轨罢工,用身体阻止车辆通行。另1000多人由周炳杰等率领包围杜镇远住宅,质问杜为何对南、北工人两样对待,要求给每个路工发2000元的过年费,杜镇远无奈,只好答应工人的要求,当即由工人陪同到银行取款兑现,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共地下组织趁热打铁,引导铁路工人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赶印大批快邮代电,发往全国和新闻界,除说明罢工经过外,还列举杜镇远及其“四大帮凶”压迫工人的罪行,提出不打倒杜镇远及其“四大帮凶”,决不罢休。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稳坐粤汉铁路管理局长宝座十多年的杜镇远被迫辞职。交通部决定调湘桂黔铁路管理局局长袁梦鸿任粤汉路局局长。因袁不是国民党员,遭到粤汉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反对。路局中共地下组织利用这个矛盾,组织广大铁路工人,以“拒袁”为由,开展罢工斗争,使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瘫痪。罢工持续到8月初,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只好将袁调往浙赣路局,罢工风潮才暂告平息。这次罢工斗争,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扩大了政治影响,显示了铁路工人的伟大力量。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