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在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接连被粉碎的时候，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身受反人民的内战和物价高涨之害的学生，为了本身的生存与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对国民党政府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湖南的爱国学生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湖南大学学生为核心，联合长沙各校学生，与全国的学生运动相呼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
1947年4月，省工委书记周里根据上海分局负责人钱瑛关于城市要以学生为主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指示，确定以湖南大学为重点，带动全市、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反内战运动。
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湖南大学改名为岳麓大学。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世纪社于5月18日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学生运动情况与解放战争形势，酝酿以反对更改校名为导火线，在湖大开展一场反内战运动。
5月20日，经847名同学签名要求，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了一次反对更改校名的大会。会场周围贴满了“我们要吃饭”、“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天津一地二百万元筑战壕，为什么我们的公费不肯加丝毫”等大标语。会上，同学们一个个慷慨激昂，纷纷发言，历数国民党的内战罪恶。如“我们今天在这里反对更改校名，首先就要反对内战，因为一切罪恶都是内战造成的”；“政府用教育经费去打内战，迫使我们吃不饱饭，我们要反内战，反饥饿”；“官僚政客们不顾人民的死活打内战，站在血泊中高歌，站在骷髅上跳舞，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为了用行动表示反内战的决心，我们要罢课，我们要游行”等。在广大同学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自21日起暂时罢课一周，22日举行反内战大游行。
会后，数百名学生通宵达旦地书写标语、传单，绘漫画，制旗帜，教唱反内战歌曲，全校热气腾腾，同时派出同学到长沙其他大、中学校联系，联合举行反内战游行。21日下午，大会主席团在青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除在长沙的记者外，还有省、市党政军各界代表。首先由湖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大会主席团成员阳锡昌作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国际地位日降，人民生活愈苦，实全因内战所致，因此我们要反对内战。教育部不从根本着手，改善教授、学生的生活，而仅注重形式，要更改校名，因此我们要反对。我们虽知荒芜学业的严重，但内战压迫更严重，因此我们不得不忍痛罢课，以示抗议。
湖大学生的这一决定，吓坏了湖南省政当局。国民党省政府先后派省政府秘书长刘公武、省教育厅长王凤喈、三青团省支部千事长李树森、省警务处长李肖白、驻省宪兵团长刘家康等党、政、军、宪、警头目来到湖大，向学校当局与学生代表施加压力，责令停止游行。21日上午湖大召开紧急校务会议，以取消公费、取消贷金来威胁参加游行的学生。当晚，特务分子还向各学生宿舍投送恐吓信。学生代表在地下党员的支持下，顶住压力，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游行是公民的神圣权力，也是全体同学大会通过的决议，我们无权改变，任何人也无权干涉。”干预不成，国民党政府便派军警封锁湘江，控制所有渡船和小划子，断绝渫湾镇、牌楼口与渔湾市3个主要渡口的交通，企图阻止学生进城。
5月22日，湖大2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大操场，对于国民党阻止学生过河游行的蛮横无理行径，学生们十分气愤，并决定分头去找船只。最后找到一只小船，学生便分批登船渡江。船到江心时，上游开来了3条空货船，宋绍文等同学跳下水，游到货船上，向船工说明了这次游行的意义，船工们深受感动，终于不顾水警队要开枪的威胁，毅然把船靠到西岸，渡同学们过江。后来学生又动员一条小火轮加入，渡河速度加快，2000多名学生全部抵达湘江河东猴子石。
上午10时左右，游行学生列着整齐的队伍，每人手执“反内战”的小三角旗，高举“湖大学生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与“炮肥民瘦”的巨幅漫画，唱着《反内战进行曲》与《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高呼“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湖大校长胡庶华教授、魏文悌总务长、陈述元教授、主席团成员及女同学走在队伍前面。他们从火车南站，经南门口、司门口、中正路、伯陵路、中山东路、清泰街、湘春路、兴汉门，水风井，冲破了军警的层层封锁。学生们沿路向前来声援的市民群众宣传反内战的道理。群众听了学生的演讲与看过散发的传单后，情绪激昂，也一同呼喊“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城内其他大中学校的部分学生不顾学校当局阻拦，争先恐后地挤进游行队伍中，与湖大学生并肩前进。他们浩浩荡荡地向省政府门前开进。这时2000多面反内战的旗帜高高举起，歌声和口号声震动教育会坪，标语贴满了政府门墙：“反内战、反饥饿！”“反对征兵征粮打内战！”“增加教育经费！”“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公教人员待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回荡在省政府大院。在学生们的坚决斗争之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只得收回更改湖大校名的电文。
1947年5月，北平、天津和南京等地工人、学生相继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追害”的群众运动。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于5月18日颁布了所谓“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罢工、罢课及集会游行。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南京反动政府竟然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打伤中央大学等学校学生110多人，逮捕2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二○血案”。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为抗议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大中学生举行总罢课。消息传到湖南，地下党组织积极酝酿领导更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
为加强领导，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长沙县委副书记官健平到学生界做工作。同时，还布置长沙新闻界的地下党员通过报纸，及时报道各地学生运动动态，相互呼应，推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向全省扩展。官健平肯定了湖大“五二二”游行的经验和成绩，也指出了他们没有串连发动其他大中学校以争取与动员更多同学参加游行的不足。他强调指出：“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全国学生统一行动，世纪社要发动全体同学响应这个号召，联合行动，还要把积极分子派到各大中学校去，做好串连发动工作，争取更多的同学参加总罢课。”
从5月23日到25日，临时主席团、自治会和班代表会联席会议连日开会，发出《声援五二○惨案宣言》，决定出版《湖大吼声》日报，向全省发行，及时报道全国各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消息。随后这个报纸连续发表了题为《五二二运动只是开始，决不是结束》、《五二○血案与学生运动》、《湖南各大中学联合起来》、《湖南青年，起来》等社论，旗帜鲜明地主张把反内战的运动坚持到底，并扩展到全省去。
湖大学生“五二二”游行示威，极大地鼓舞了全省各地的爱国进步学生。长沙市各大中学校与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宁乡民国大学等校学生，纷纷来湖大串连、学习，表示声援。长沙市明德中学于5月28日组织反内战大会，决议罢课两天，出版了《明德怒吼》报。湘雅医学院对南京“五二○”惨案与湖大“五二二”游行发表声援宣言，省立克强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和长沙一中、一师、清华、周南、明宪、大麓、广益、衡湘、妙高峰等中学的学生，纷纷冲破阻力，就时局表态，反对内战，表示准备参加6月2日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和总罢课。
为阻止学生的“六二”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大造反共舆论，反共积极的教育学会理事长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学潮澎湃，波及全国，多系由少数学生从中煽动，以反对内战之口号为共党张目；近更企图在延安反内战周年纪念日发动罢课、罢市、罢工，显有妖人从中运用”，他还杀气腾腾地要求政府“断然处理”。国民党省党部还指使少数学生成立了一个“长沙市各中等学校学生反罢课运动委员会”，大造要求复课的舆论，《中央日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喋喋不休地对湖大反内战的运动进行哄骗和恐吓。国民党、三青团、省教育厅一齐出动，层层设防，各学校的反动势力披挂上阵，威胁、恐吓进步学生。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委派秘书长刘公武召集党政军警宪特头目开会，决定采取两项强硬措施：一是由教育厅责成各校校长严密控制学生，并由省党部转知所属，对学生进行分化、劝阻，务必把罢课游行制止住；二是由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军警宪于6月1日午夜后封锁湘江，断绝上下游15千米水上交通。他们还密令保安一团严密把守猴子石至大西门一带的各个码头，并在橘子洲设置几道防线，妄图阻止河西学生进城。
当时，湖大学生早就料到国民党当局会封锁湘江，他们在划业工人的帮助下，抢在6月1日下午乘江水上涨之便，将赵洲港的闸门打开，把30多只划子陆续划进去隐蔽起来，当晚通宵守护着。有一支军警午夜曾摸到这一带抢船，护船的学生立即鸣锣报警，各宿舍同学数百人闻声赶到，他们才仓皇逃去。
1947年6月2日清晨，湖大300多名学生悄悄地乘坐这30多支划子从赵州港出发，顺流直下傅家洲，再横渡湘江，首先进入市区。与此同时，1000多名湖大与清华、云麓中学的同学云集溁湾镇，他们高举“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横幅，分乘30多只划子，从傅家洲渡河，到草潮门上岸，于下午1时先后到达河东市区。
下午2时，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明德、清华、一中、兑泽、岳麓、长师、衡湘、克强等10所大中学校3000多人汇集教育会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饥饿，要求温饱！”“反对迫害，要求民主！”口号声惊天动地。这次游行，在政治上明确提出了“我们坚决反对内战！”“我们坚决反对饥饿！”并且向工商各界声明：“为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条件，也为了整个民族的前途，所以我们全国大学的青年，喊出了反内战的口号”，“只有内战停止，国家才有和平，只有内战停止，国家才能谈建设，只有内战停止，才能渡过目前这经济总崩溃的危机，也只有内战停止，我们民族的工商业才有复兴繁荣的希望。”同时还向工商界发出了“我们联合起来吧”的呼声。在游行中还喊出了“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和“要民主、要自由、要饭吃”的口号。由于政治口号提得明确，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特别博得市民的同情心。成千上万的围观市民热烈鼓掌，以示支持。
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慑于群众力量的强大，不敢贸然动用武力，以免引火烧身，只好躲在幕后，静观事态变化。他派出省政府秘书长刘公武和教育厅长王凤喈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就“五一八”、“五二○”惨案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办凶手，立即取消镇压民主运动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保障人权，停止内战，并就各学校遭到军警包围等事件向政府提出质询，要求保证学生言论、集会、结社、罢课、游行等自由。刘公武面对愤怒的学生，被迫作出答复：同学们对北平、南京的流血事件的意见，省府保证马上转达行政院；省政府保证学生的民主权利，不再派军警包围学校。
“六二”大游行是湖南革命斗争转入低潮以来的一次大行动。它促进了革命力量的联合，显示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振奋了人心，在斗争中锻炼了骨干，对推动全省学生运动的发展，为开辟湖南的第二条战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6月2日，衡阳的扶轮中学和克强学院学生罢课一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分赴街头演讲，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在南岳，国立师范学院，附中、南华、岳云等中学近1000名师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国立师范学院代院长皮名举也撑着一把雨伞，加入了游行行列。
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高压而得到蓬勃发展，原因在于：第一，党组织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省工委书记周礼始终关注湖南的学生运动，他不仅及时传达党中央对学生运动的指示，而且还及时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提出学生运动发展的方向，并派遣领导骨于深入各学校加强对斗争的指导，从斗争策略到宣传口号，从游行组织到发动各界声援，以及派遣党员充当指挥和核心，都作了精心组织和安排，保证了学生的“三反”斗争取得实效。第二，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全国风起云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高潮中，全国学生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湖南进步青年学生的斗志，也为湖南学运提供了经验和支持，为湖南学运创造了一个相互呼应的有利大环境。第三，有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注意利用合法组织，团结大多数学生，孤立少数反动分子，坚持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策略，使反动当局找不到镇压学生运动的借口。第四，注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壮大学生运动的声势。在湖南的学生运动中，广大学生喊出了工人、农民和广大市民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避免了孤军奋战。他们还积极争取校方和进步教师的支持，如学生6月2日的游行示威就得到了一批党影响下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湖大教授李达、易鼎新、伍薏农、朱剑农、潘硌基、曹廷藩，湘雅医学院院长凌敏猷，国立师范学院代院长王兆澄等，他们积极热情地支持学生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带头同反动当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给学生很大的鼓舞，使反动派不敢轻易下手进行武力镇压，不得不作出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