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全国内战爆发。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要求南方各省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发动公开的游击战争，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立即建立；凡条件尚未成熟地区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待条件成熟。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号召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得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布置各地党组织在发动农民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和进行抗租抗债斗争的同时，组织翻身会、贫农团、农民协会，从中选出青壮年积极分子成立不脱产的游击组和武工队。并要求武工队要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保护群众利益，机警地与敌人斗争，在条件具备后，即公开进行武装斗争。

湘潭县工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于1947年12月建立了一支地下游击武装——湘潭县武工队，张鹏飞任队长，县工委书记胡佑生兼任政治委员。1948年1月22日，武工队挑选18名队员，其中地下党员11人，张鹏飞旧部5人，积极分子2人，他们手持张鹏飞收藏的3支长短枪，还有4把大刀和其他武器，当晚袭击了吟江警察所和古塘桥警察所，缴获了15支步枪和一批军用物资。湘潭县国民党当局闻讯后，立即派出县警三中队进行追捕，于2月2日将武工队围困在茶园铺。张鹏飞等奋力抵抗，冲出包围，转移到了伞铺垅。随队的良佳区委书记王春和被捕牺牲。2月中旬，省工委派王来苏与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留在醴陵做地下工作的干部耿在孝（又名耿俊猛）到武工队工作，耿任副队长兼军事参谋，加强对武工队的领导；并指出湘潭反动势力较强，武工队可到外地活动，扩大游击区，以便在广阔地区内与敌人周旋。当时武工队重新发展到40多人枪。国民党湖南省保安司令部、长沙警备司令部和湘潭县政府妄图利用和谈招降张鹏飞部。张鹏飞等4次应付和谈，争取时间，准备转移。胡佑生和耿在孝主张执行省工委的指示，把部队拉到外县活动，扩大回旋余地。张鹏飞却限于乡土观念，不愿离开湘潭。于是，兵分两路：一部分由张鹏飞带领留在湘潭继续与敌人周旋；一部分由耿在孝带领去醴陵打游击。敌人因招降无效，便增兵进剿。加以敌人威胁利诱，武工队中出了叛徒。不少队员被叛徒出卖而牺牲，县工委书记兼武工队政治委员胡佑生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妄图从胡佑生口中获取线索，将湘潭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于是，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使用了夹棍、老虎凳、灌辣椒水、针刺十指等酷刑，但胡佑生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张鹏飞部被打散后不久，张鹏飞也被捕牺牲。1948年10月，湘潭县工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地处湘粤交界的湘南地区，在湖南省工委领导的湘南工委和华南分局领导的五岭地委的共同努力下，武装斗争的烽火很快燃烧起来。1947年10月27日夜，从广州中山大学回到桂东的进步学生郭名善、郭垂炎等在广东五岭地委干部、地下党员李康寿（又名唐瑞）的帮助下，率领67名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袭击了汝城县集龙墟警察所，夺得长短枪30余支，宣布成立桂东游击队。桂东、汝城、资兴等县警察前来“围剿”，第三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文善益率队赶来镇压，游击队撤至南雄游击根据地整训，被五岭地委命名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北上先遣第一大队（简称湘边队），郭名善为大队长，李康寿为政委。稍后，湘边队与广东五岭地委领导的北江第一支队一道返回桂东，开辟湘南游击区。12月初，湘边队攻占桂东重要集镇沙田圩，开仓放粮，大力发展新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到200多人。

国民党湖南省当局极为恐慌，于12月下旬派出1000余人的部队向湘边队展开围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湘边队虚虚实实，与敌周旋，在歼灭一部分敌人后，于1948年1月下旬突出重围，转移到江西崇义后队伍锐减到48人。湘边队遵照五岭地委“分散隐蔽、保持力量、咬紧牙根、渡过难关”的指示，改变活动方式，将部队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深入崇山峻岭坚持斗争。湘南的桂东起义，影响颇大。敌人认为桂东“军事盘踞的影响尚少，可播散政治种子的流毒最大”。

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开始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1947年7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张犀文来湖南，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初，又从中山大学派黄道奇等中共党员和学生运动积极分子20余人来湖南，由黄道奇、张犀文负责，在邵阳、东安、慈利、辰溪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游击武装（1948年8月，黄道奇、张犀文改由省工委领导）。同时，从中原解放区突围的一支1700余人的人民解放军，在李人林、张才千、王定烈率领下，先后从鄂西渡过长江，挥师湘西，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的名称，在石门、澧县、大庸、慈利、临澧、沅陵等县开展游击活动，作战数十次，歼敌2000余人，在湘西、湘中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激励了湖南人民的斗志。

1948年夏天，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与省工委委员刘亚球、罗振坤去香港，向中共上海中央局钱瑛汇报工作。在谈到张鹏飞事件时，钱瑛指出，在敌人统治力量强的地方，不要搞武装斗争，不要暴露党组织，要尽可能避免破坏和损失。钱瑛提出湖南工作分三线进行领导：第一线，主要在湘南组织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第二线，在农村发展党组织，发动农民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第三线，在城市发展党组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省工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将湘南工委划归中共广东五岭地委领导，并派省工委委员刘亚球前往五岭地委工作，以便领导湘南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周礼还要求方用在湘西北作好建立游击武装的准备。这样，全省规模的武装斗争，即将开展起来。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在革命力量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中共湖南省工委一方面大力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一方面积极领导各地的武装起义，全省武装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湘南地区燃遍武装斗争的烽火。湘边队经过一段时间的隐蔽斗争后，恢复公开活动。1949年初，中共广东五岭地委派刘亚球等到江西大庾，会合湘边区的部分队伍，随部进入西边山开展斗争。在湘边队恢复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李林、耿在孝等率领一支17人的武装小分队，从粤北进入湘南，与汝城县工委取得联系，组成汝城独立大队，在桂（东）、汝（城）、资（兴）、宜（章）、郴（州）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此时，湘边队也重整队伍，开始新的发展。另外，在宜章、临武、汝城、郴县等地，也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队。

2月，以谷子元为书记的湘南工委在其所管辖的地区开始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王来苏以红军北上时留下的两支短枪起家，在耒阳建立了一支游击队；永兴、安仁、郴县、资兴、桂阳、临武等县，都相继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武工队，开展游击活动。3月，中共湘赣边工委也改为中共湘南工委，刘亚球任书记。4月，刘亚球、李林、耿在孝等汇合在一起，率部转战郴县一带。他们同郭名善、李康寿率领的湘边队一道，在湘南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湘中地区武装起义风起云涌。1949年2月10日，宁乡县黄绢乡进步青年姜亚勋、李石锹、饶孟虎、陈仲怡、谭阴南等70多人，携带短枪3支，手榴弹数枚、长枪数支，分别袭击了宁乡县西区的黄材、唐市两个警察所以及大沩乡乡公所，缴获步枪10余支，建立了一支游击队。起义部队开始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缺乏训练，不久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姜亚勋一面寻找共产党的领导，一面集结被打散的队伍，在宁乡、湘潭、湘乡、安化、益阳、长沙等县的边界地区与敌周旋。4月，姜亚勋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粉碎了敌人几次大规模的“围剿”，声威大震，10天之内，先后收编了宁乡、湘乡、安化的地方武装900余人，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第三纵队。至4月底，姜亚勋、李石锹分别领导的两支游击武装迅速扩大到3000多人，成为全省武装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还有聂昭良领导的湘乡桥头河暴动；刘资生等领导的湘乡中里武装起义；莫新春和唐道光、李梦麟领导的邵阳南乡北仓（原武冈县四望乡）起义；尹如圭、李建中、张大野等领导的邵阳东乡武装起义；熊邵安领导的安化起义，以及湘潭等地的其他起义。

湘西、北地区武装起义烽烟四起。1949年1月，蔡得夷在益阳保林冲领导矿工举行起义，建立了一支100多人的游击队；张乐、张文达、刘静安等率领益阳大冲煤矿工人发动起义，建立了“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张光俞率领益阳太吉乡南坝山农民起义，组成了一支50多人的农民游击队。这几支工农武装不久合并在一起，统称“矿山游击队”，队伍发展到250余人枪。另外，在湘北的湘阴，湘东的醴陵、攸县、酃县，湘西南的东安等地，也相继爆发了一些起义，建立了一批游击武装。

遍及三湘的武装起义，汇成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滚滚洪流，威慑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的统治。

为了促进湖南的早日解放，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加强对全省游击武装的领导。1949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欧阳方来湖南担任省工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省工委设立了军事组，并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举办了军事学习班，培训游击武装干部。四五月间，省工委在长沙河西铁马山和长沙市立补习学校举办以湖南大学学生为主的军事学习班，培训了一批武装干部。周礼、罗振坤、欧阳方等省工委领导亲自为学习班授课。二是考察队伍，确定性质，充实领导力量。省工委对各地骤然而起的游击武装持慎重态度，在情况不明前不轻易承认和支持，只有在对其领导人及队伍的成分、行动情况了解后才决定是否给予番号。为此，省工委派郭静秋、刘育才到姜亚勋部考察了解情况，向省工委和潭湘宁边区工委汇报，确定其性质后，由潭湘宁边区工委派出30多名党员骨干到姜部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并派刘正等学生党员，去做政治工作。省工委还派黄兆伯到宁乡李石锹部，派龙仲到邵阳莫新春部考察了解情况，确定其性质后，正式授予番号。三是指示各地党组织多方面支持游击队的斗争，游击队搞侦察，送情报，打掩护，协助做群众工作，并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游击队。省工委还为湘中游击队购买了大批医疗器材、药品，并派湘雅医学院教师陈祜珍和医生沈维廉等去游击队从事医疗工作。

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武装工作会议，决定加强武装斗争，成立“湖南人民解放军总队”，对全省武装力量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从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湖南。会后发布了《湖南人民解放军总队成立宣言》，提出了十大主张：第一，彻底消灭祸国殃民的残余国民党匪军，解放湖南三千万同胞；第二，反对“三征”暴政，减轻人民负担；第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第四，肃清土匪，维持治安；第五，镇压地方反动恶霸，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第六，救灾救荒，发展生产；第七，保护城乡公私资财，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第八，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第九，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第十，拥护共产党，爱护老百姓。

按照省工委统一部署，对原己组建或准备组建的游击武装，由省工委分别授予番号，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全省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主要有15支，分布于各地。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1949年5月，中共湘中工委根据全省工作会议精神，以姜亚勋部为主，将宁乡、湘潭、湘乡、安化、益阳党组织掌握的游击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队湘中第一支队”。支队共辖5个团，1个直属大队，在宁乡、湘潭、湘乡、安化、益阳一带活动。支队司令员姜亚勋，政委官健平，副政委徐尚达，副司令员陈仲怡，参谋长喻迈常，政治部主任庞柱中。同时，任命了各团领导人，并建立了支队和团两级政治机关。对部队进行半个月的整训后，支队组成350人的武装工作队，开展发动群众和改造国民党乡、保政权的工作。9月，在益阳、湘潭、宁乡等地的武装工作队分别编为益阳军分区独立第一、二团和部分县大队。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二支队。1949年5月，省工委将活动于邵东、武冈地区的游击队合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司令员尹如圭，政委龙仲，副司令员王正直，副政委叶苓。8月，尹如圭牺牲、龙仲被捕（后营救出狱）后，叶苓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大野为副司令员。支队辖5个大队，以四盟山为根据地，在邵阳、武冈一带活动。全省解放后，二支队分别编入湖南军区独立第十七团和邵阳军分区独立团及部分县大队。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三支队。1949年2月10日，李石锹率青年农民29人在宁乡唐市起义，其中部分人员与新收编的胡述祖部合并，继而又收编了以林豹等洪帮为骨干的船民队伍，组成“湘中游击总队”。5月，省工委派员查明情况后，整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三支队”，任命李石锹为司令员，张伯伦为政委，尹泽南为副司令员，张漱华为参谋长，廖璋瑛为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5个团，在宁乡、湘乡、益阳边境和长沙、浏阳边境一带活动，直属省工委领导。10月，湘中三支队编入益阳军分区独立第二团。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东四支队。1949年5月，根据省工委指示，浏阳县工委在本县永安彭家冲召开扩大会议，将自发组织起来的彭汉云、陈金财、朱启发3支游击队合编。支队司令员彭汉云，副司令员徐晃，参谋长梁崇钧，政治部主任赵振湘。支队下辖3个大队，共1200多人，活动在浏阳、长沙边境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湘东四支队大部编入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一部分编入县大队。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五支队（一团队）。1949年3月，由湘南人民赤卫游击队在邵东团山整编而成，支队司令员李建元，政委黄道奇。支队下辖3个大队，有600余人枪，主要活动于衡阳、邵阳边境地区。10月衡阳解放后，经衡阳军分区整编，五支队编入衡阳县大队。

湘中纠察总队。1949年6月，根据湘中工委指示，原湘中一支队的纠察总队队长毛士凤以一支队四团分出的一部分兵力（40余人）和湘潭南薰乡武工队、湘潭清溪乡武工队为基础，成立湘中纠察总队，司令员兼政委毛士风（政委后为毛特夫），副司令员刘盛亚，副政委谭天保。这支队伍以韶山地区为根据地，活动于湘潭、湘乡、宁乡、长沙县边境，配合湘中一支队作战，在战斗中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9月，湘中纠察总队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独立大队。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1949年5月，在中共湘西工委领导下，建立了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总队长陈采夫，政治委员由湘西工委书记方用兼任。6、7月分别在澧县、华容、慈利、石门、临澧、益阳等地建立了6个突击大队，约1400多人。8月，湘西各县相继解放，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及所辖6个突击大队在各县进行了整编，分别编入县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1949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局的指示，将活动于汝城、桂东的李林、金阳、耿在孝的游击支队在汝城县殿华村正式合编为湘南支队。湘南地委书记刘亚球任支队司令兼政治委员，副司令李林、地委副书记李同文兼副政治委员，参谋长耿在孝，政治部主任李金（又名金阳），后为唐麟。湘南支队下辖3个大队，以后很快发展到4个大队、5个县大队、1个独立团。9月，湘南支队越过粤汉铁路，经宜章至临武，10月，由桂阳转至郴州城。7月以前，湘南支队受华南分局、广东五岭地委领导，7月底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12月，湘南支队与湖南军区独立旅台编成立郴州军分区。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1949年6月，湘南工委书记谷子元经请示广东五岭地委同意，在耒阳大义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谷子元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大群为政治部主任。会议还根据湘南地域辽阔、队伍分散的特点，决定设立南、北区指挥所。南区指挥所主任萧昶、政治委员李楚，负责联络郴州、资兴等地的游击队；北区指挥所主任刘明星，政治委员雷天一，负责联络衡阳、安仁、耒阳等地的游击队。湘南游击司令部下辖11个大队和1个警卫大队。分布在衡阳地区的有6个大队，即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大队和警卫大队。在郴州地区的有6个大队，即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大队。湘南游击司令部隶属湘南工委领导，是当时全省人数最多的一支武装部队。10月，湘南游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分别在衡阳、郴州两地接受整编，分别编入正规部队和县大队。

此外，在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部队，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一师，杨建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活动于湘阴、长沙、益阳交界地区；在湘阴玉池寺（今属汨罗市）成立的湘北人民自救军，司令员龙赞，下辖5个团和平江支队；安（化）新（化）邵（阳）溆（浦）边区游击队与湘西纵队合编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司令员陈策，政治委员谌鸿章，下辖3个支队，共5000余人；在桂阳与新田交界的永桂城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军区司令部，司令员成铁侠，辖桂阳、新田、宁远3个分区和直属队，共3000多人，近2000支枪；在湘桂边境建立的湘南人民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一帆，下辖东安、零陵、祁阳3个纵队，共800余人枪。许多县的党组织还领导建立了武工队、地方兵团和游击武装。到1949年9月，全省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发展到4万多人。

湖南省工委全面开展的武装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加速了湖南解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