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和平解放后，中共湖南省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已经解放的地区逐步开展对旧政权的接管，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7月，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在进入湖南之前，连续发出通知，要求“首先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使社会秩序不致混乱，生产不致遭受破坏，顺利完成支前任务”。进入湖南后，立即开展了接管建政工作。

省委针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特点，决定对旧省政府系统的接管工作和长沙市的接管建政工作，采取逐渐改组的和平接管方针，即采取与原军政当局认真协商与有步骤地进行接管。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代表团进入长沙城以后，即和湖南省地方当局谈判代表团会谈，就湖南省政权机构交接和起义部队整编等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对原省政府逐步接管和改造，暂不做大的变动，原政府机关留下的人员按起义人员待遇，量才录用或进行训练。同日，湖南省临时省政府宣告成立，陈明仁任主席。湖南省临时省政府直属厅、处机构共设21个，厅处以上正副职负责干部36名，留用旧职员587名。9月1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准陈明仁要求中共派员参加临时省政府的工作请求，派以袁任远为首的中共党员加强和充实湖南临时省政府。临时省政府主席仍由陈明仁兼任，袁任远为副主席，张孟旭为临时省政府秘书长，陈再励任民政厅厅长，李祖荫任教育厅厅长、王恢任农林厅厅长，朱效成任工商厅厅长，袁福清任交通厅厅长，徐启文任公安厅厅长，胡光任省人民法院代院长。这就加强了共产党在临时省政府的力量。1950年4月1日，中央人民政务院决议取消湖南临时省政府，成立新生人民民主政权——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袁任远、唐生智、程星龄、谭余保任副主席。新一届湖南省人民政府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性质和特点，在50名政府委员中，各界民主人士占有22名。这在全国都是突出的。各厅、局、处和省人民法院等工作机构中，也有一批民主人士担任了正、副实职，这就较好地实现了中共与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完成了对旧省政府的和平改造。

1949年8月22日，王首道在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接管工作具体步骤，长沙市及省政府所辖系统的接管工作，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接管，包括清点物资，对隐蔽或分散的物资采取发动群众性的献纳办法；第二步是加强管理，使接管与管理和谐地统一起来；第三步是彻底的改造，按照整个国家进行带计划性的建设工作，全部肃清一切反动的秩序和制度，建立新的人民民主的秩序和制度。

对旧省政府和长沙市的接管工作，自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即行开始，到9月底基本结束。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与1949年8月19日成立，主任萧劲光，副主任王首道、陈明仁。军管会下设军政、财经、交通、文教等接管部，对旧省政府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警察局、银行、邮电、公路等单位进行接管。军管会在接管过程中，普遍采取了较稳妥的步骤：布置接管工作任务时，先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各接管单位的不同特点，并强调参加接管的人员，多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使用干部时，贯彻少而精的原则，防止滥竽充数；实旖接管时，迅速与地下党及群众团体取得联系，发动群众协助接管。因而，军管会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取得了和平接管的巨大成果。

政权接管方面，省政府是经过协商改组逐渐改造的。省政府系统23个单位，当时保留19个。旧职员2041人，除随国民党政府逃走、自动走散的以外，接管时只剩1090人，半数以上的人留用在新政权中工作。

公安接管方面，首先是接收旧警察人员和武装，并由原负责人负责将全部档案及大的案件、情报资料进行清点移交，然后要求其迅速恢复警察工作。随后又发起登收私人枪支与登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工作。在长沙市，半个月内就收缴了私枪400余支，登记特务分子将近200人。对待潜伏的特务分子，新生的人民政权绝不姑息犹豫，坚决对他们实行专政，以保护解放军、起义人员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

司法接管方面，首先接管长沙市监狱，接着接管湖南高等法院，并组织成立湖南省人民法院和全省各级司法机构，以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神圣使命；随后司法接管全面铺开，全省先后接收了旧政府的87个司法单位（包括监狱在内）。

工商接管方面，首先是派干部将原建设厅拨过来的职员接收，然后建立工商厅的本身组织及其附属各单位组织。对学术、技术性的附属机关，则采取原封不动有步骤地接管并恢复工作的办法，如地质调查所、矿产化研所、炼锌厂等。对度量衡检定所员工合作社，则当作政府一般机关进行接收。在接管中，先接收各种档案卷宗，次清点仪器、机器、药品物资，再结算账目。先后接收了度量衡检定所、地质调查所、矿产化验所、炼锌厂、第一纺织厂、茶叶公司、国货陈列馆、醴陵煤矿等8个单位。

税务接管方面，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对负责人尚在的税务机关，采取自上而下的整套接收，先接收财务、安置食宿，继而接收人员、税法卷宗、现存工作情形等；对负责人已逃跑，只剩下职员的，便采取谁知道什么便移交什么；对于大部人员尚在，而当地的新生人民政权又力所不及的，在解放军进城10天之后，便命令其照旧开展税收工作。

财经接管方面，先后接管银行、贸易、工厂、农林、水利、财粮等89个单位，职员7972人，工人7501人。由于白崇禧败退时将重要物资洗劫一空，全数带走，因而接管的物资不多，只有黄金229两，银圆61979元，棉布1099匹，棉花97300斤，食盐117790担，汽车80辆等。各企业都是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基本上不打乱原有机构，并发动职工积极参加，协助接管，基本上达到了迅速恢复业务和生产之目的。

交通接管方面，除铁路外共接管111个单位，员工约15000人（铁路在内），铁路处共接管好、坏机车58台，车皮023辆；公路处接收汽车247辆；航运处接收大小船只39艘。这些单位接管后，业务和生产得到迅速恢复。

教育的接管方面，采取“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在接管形式上则采取渗透式，在时间上掌握边接边管的精神，实行分级接管制度。临时省政府以接管长沙市的国立与省立中等以上学校为限，长沙市的公立小学交由市政府接管，联立、私立学校暂不接管，省会以外各公立学校则授命其所在地专署代为接管。对职业教育，政府与工商、农林、交通、财政等各机关商定具体接管办法。到1949年底基本完成了对全省各级各类公立学校的接管，先后共接管专科学校以上学校6所，县立中学177所，各县、市接管公立学校2万余所。从1949年到1952年，政府还对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进行了接收，先后共接收了1所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12所教会中学、45所教会小学，收回了国家的教育自主权。

文化事业的接管方面，湖南和平解放后，临时政府首先接管了报馆及文化机关，先后共接收“民众教育馆”12个，公共图书馆2个，电影院20家，剧场100个。

卫生事业接管方面，全省先后接管省立医院14所、市立医院2所，县医院5所，县卫生院66所。此外，还有卫生实验区、防疫大队、卫生所等100多个单位。接收病床1942张，医师、护士、助产士共计626人，干部事务人员1020人。这些单位均采取边接边收，边开展工作、边改造的方法。

在接管过程中，湖南省各级党组织从稳定湖南的大局出发，群策群力，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接管模式。一是在军事接管中，对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仍让其保持“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称，暂时维持原有的建制和武器，干部保留原有军职，生活与薪饷也维持原来的制度，并由人民解放军供给；二是对程、陈起义时建立的临时军、政机构，一般采取承认其职权的态度，并经过改组，由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派人参加后，继续行使并扩大其职权；三是政权接收中，对临时省政府进行改组、充实，由共产党方面参加后，继续行使职权（在专署、县等政权机关，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开展支前、剿匪等工作，人民解放军到达后即接管），作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长沙市军管会，邀请起义军代表参加，并采取与起义军当局协调合作的方式；四是对企事业单位的接管，采取了慎重考虑、区别对待、灵活机动等积极稳妥的方针，使各项接管工作顺利进行。如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在方式上采取渗透式，在时间上采取边接边管的做法，既保证了文教事业的正常发展，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使其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对于稳定混乱的社会秩序，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接管工作的迅速完成，使湖南的社会秩序得以迅速稳定，有利于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对形成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战略后方，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接管采取了逐渐改组的和平接管方针，因而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财产和人民财产的损失，有利于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湖南和平接管这一既不同于北平方式又不同于绥远方式的和平解放道路，为西北、西南、华南等尚待解放区域的国民党将领及其行政当局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用铁一般的事实有力的昭示了共产党的政策，从而对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