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机构。它是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发展很快。1938年10月，武汉撤退的前三天，朱德总司令应邀出席了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建立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检讨前一个时期和展望第二期抗战形势”，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周恩来、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被邀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出于对付日本人又控制共产党游击战的双重打算，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办班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国民党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干部来教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等主要课程。党中央认为两党合作举办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于是确定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负责带队去参加游干班教育工作。 

　　 1939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以军训部长白崇禧的异义，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后来，汤恩伯调河南前线指挥三十一集团军，李默庵继任教育长。第一期结业后，因西北亦办有同样性质的训练班，又将其改称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简称“南岳游干班”。

　　 南岳游干班，中共中央共派出了叶剑英、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伯崇等3D余人的教员和工作服务人员。游击干部训练班系战时的短期培训，因此机构比较精干，教学也相对简单实用。训练班本部设教务处、政治部、总务处、总队部、机要室等办事机构，另配有勤杂部队负责勤务保障。训练班建立初始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其中少将11人；8个学员队管理干部52人，其中少将4人。学员组织则采用军事建制，设队统辖。

　　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南岳，共开办了3期。1月24日第一期游干班宣布成立，2月21日正式开学上课。游干班第一期共招收学员1046人，其中有全国各战区各部队送来的军官，按学历大部为黄埔及南京军校毕业，一部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队教育机构毕业者。按职级大部为少校，一部为上校、中校及上尉，战区送来的大部为军官，政工人员极少。全班分为8个队，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各部队送来的在职的营长、团长或中级参谋人员，第四队是汤恩伯部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一个队的学员及少数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队是政治部青年团、红十字会等送来的青年学生，第六队是西南行营增送的军官与学生及八战区迟到的军官，各队不分部队职级与水平，混合编队。第七队是经汤同意收容的被国民党衡山县党部解散的前进工作团180余人（其中有衡山中共地下党组织输送的“战时衡山青年工作队”队员），第八队是工兵学校毕业学生转来的。第五、六、七队均有女生，共100余人。第一至第六队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5月15日结业。第七、第八队于4月5日开学，7月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530人，分编为5个大队，每队100余人。该期军官和党政干部分别编队、分别施教。第一、二队为军官学员队，这些学员分别来自第三、四、九战区所辖部队（含游击队）的中级军官。第三、四队为党政干部学员队，由湘、鄂、赣、浙、皖、粤、桂、闽各省党部与省府所辖行政党务机关保送来的各级政工人员。第五队为第九战区谍报班学员和从第一期第七队毕业的男女学员中选留的部分人员。该期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学员共1459人，分编为10个队，每队一百四五十人。学员的来源除了同第二期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外，还有从军委会政治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保送来的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以及由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招考来的高中毕业学生等，其中女学员占1／10。第七期训练班于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底结业。 

　　1940年夏，国民党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改名为西南干部游击训练班。第四期因遭敌机轰炸，移至湖南祁阳毕业，后迁至江西修水办了第五期，第六期又迁回祁阳，第七期迁至浙江丽水，该期学员结业后，游击干部训练班就全部结束了。7期共毕业学员5659人。 

　　 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3大类。训练班每期3个月。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国国民党党员之组织训练及其政策、抗战建国纲领、国际形势、地方自治与建国、国家总动员、游击政工、民众动员、敌情研究、情报业务、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术、沙盘教育、爆破摘要、后方勤务、各种通讯法、筑城概要、兵器概要、战斗教练、阵中勤务、防毒讲话、防空讲话等。各课程的教材，都由教官编写讲义。由于学员军事基础知识和作战经验水平不一，在拟订和讨论教学计划时争执颇多，最后确定以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为主要课程，结合讲授和训练军事基础知识和特种技术。这样，主要训练任务就落在了叶剑英和其他中共党员身上。叶剑英讲授“游击概论”，李涛、吴奚如讲授“游击政工”，边章伍、李伯崇、薛子正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其他人讲授“根据地建设”。

　　叶剑英负责全盘教育工作。他采用我军传统的办校方法，努力实行民主，坚持启发式教学，提倡教、学、做合一，同教职学员打成一片，开展学习竞赛和实践活动，加强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并领导中国共产党教官制订自己的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书写张贴在墙壁上，作为工作准则。让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体现在工作、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向国民党教官和学员展示出崭新的风貌。叶还建议在教职学员中实行自觉纪律。强调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规章，官长起带头作用，反对粗暴作风，得到学员普遍拥护，队长也多表赞成。汤恩伯也曾说过要“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教育方面的事情，都请叶剑英主持。叶剑英对教育训练严格要求，一切从抗战实际出发，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亲自审定。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重点处则打手势来加强语气，讲到军民关系，他举例用鱼水关系说明开展游击战争依靠群众的重要，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课的人很多，有时达两三千人，国民党驻军的一些军官从长沙、衡阳、衡山等地赶来听课，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 

　　为了锻炼学员在游击战中进行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能力，各队常抽出星期天下乡活动。叶剑英等游干班首长各率一队，利用南岳的优良地形建立预想之游击根据地，训练学员实地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这种课外活动，学习八路军的作风，密切了游干班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学员从中得到了实际锻炼，学到了从事游击政治工作的知识。

　　毕业前，以叶剑英为主组织指挥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检查和锻炼学员的实战能力。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接近实战，受到各方面的称赞。 

　　除了本班教官讲课以外，游干班还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和领袖人物讲课、演说、作报告。先后被邀请到训练班讲学的有苏联顾问讲授炮兵、步兵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蒋介石讲演“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的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胡愈之讲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等。

　　1939年4月，周恩来从皖南视察新四军归来，特地赶到游干班，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应邀给学员作报告。18日、19日两晚，在圣经学校大礼堂给1000多名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和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附近战区的许多军官也赶来听讲。周恩来详细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敌我态势和战争发展的阶段性，集中论述日中双方对战争的政                   略与战略问题，揭示抗战胜利的道路和前途。他断言：日寇政略与战略无论如何变动，它的冒险国策是其失败的根源；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动力。他的结语：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的长期的，我们要坚持；必须是全面的全民的，我们要发动；必须是主动的自主的，我们要争取；并且要经过艰难险阻，我们不仅要忍受困苦（仁），而且要克服艰难（智），不怕险阻（勇），才能达到最后胜利”。周恩来在报告中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政策理论和战略思想，给即将分赴各战区的游击干部增强了抗战的信心，从而推动了一些坚定抗战的干部为民族利益而团结御侮，斗争到底。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举办特别是第三期学员毕业之前一段时间，不仅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结果，而且是两党合作抗日的范例，它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体。汤恩伯虽系反共老将，但在当时的表现还比较进步，他在开学典礼讲话时曾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话；他在审批中共教官的讲课大纲时也很少修改，对叶剑英提出的一些建议，能虚心采纳。例如，叶剑英在讲课时提出“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著名论点，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后来，汤恩伯在全体会上讲话时，以十分钦佩的口吻指着坐在他身边的叶剑英说：“过去（十年内战）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叶剑英和中共其他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及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影响。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举办，推动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抗战前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教科书中，游击战争一直被认为不正规，国民党军队也从未在敌后打过游击战。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没有敌后游击战争的配合，日军便无后顾之忧，致使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正面防线一旦被日军攻破，其军队如同溃堤，一败涂地，日军则长驱直入，对后方毫无顾忌。八路军的敌后战场的建立和敌后抗战牵制了大批日寇，极大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战斗，这给溃败中的国民党也是一个启发。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办后，国民党陆海军几乎都开展了游击战争。

　　 南岳游干班，国共合作办了3期，培训学员3035人，分配于全国各战区和敌后战场，成为正面战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强大骨干力量，给国民党战场带来了生气。许多学员奔赴敌占区，发动和组织民众，给了日寇有力打击，拖住和分散了敌人的兵力。据《游击周刊》报道，回到浙江的学员组织“第三战区游击司令部”，用大刀土炮、长枪铁尺，“筑起了捍卫浙东的长城，使敌人不敢越钱塘江一步”，被誉为杭嘉湖平原的“民族之花”。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10多位学员分配到第九十二军第八十二师后，曾先后开办了“平（江）、浏（阳）、岳（阳）游击干部训练班”，全班360人，开设了与南岳游干班基本相同的课程，游击战课程全由这十几人担任，学习结束即参加湘北会战，在平浏岳一带同日军周旋，配合正规军作战。至长衡会战失利后又化整为零，分赴湘北、湘中、湘南各地，组织游击队伍，开辟敌后战场，获得不小战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于1940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回之后，变成了培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人才的场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亦由此时走向衰亡。然而国共合作所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毕竟是国民党军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嚆矢，它在抗日战争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