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茶陵县七地乡枧田村人，1914年出生于贫苦农家。父亲终生务农，但颇通文墨，为人正直，好主持公道。他终年劳作，却难以维持一家温饱。刘培善10岁入私塾，仅读了一年半便辍学，跟父亲种田。他勤奋好学，坚持在劳作之余跟父亲学识字、学珠算，很有长进。

1926年冬，派驻茶陵的省农运特派员、中共党员聂履泰深入七地一带，宣传、发动穷苦农民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刘培善的两个叔叔参加了枧田乡农协会，成了农运积极分子。13岁的刘培善跟着他们打土豪、吃大户、抓土豪劣绅“游堂”，搞得有声有色。劳苦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培善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但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茶陵县的农民运动被反动派镇压，一批共产党员被屠杀。这段历史，在年幼的刘培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底，土地革命之火在茶陵燃起，七地一带的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刘培善参加了少先队，担任少先队队长。1929年1月，未满15岁的刘培善便参加了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湘赣游击大队青年干事；1931年12月，任茶陵独立团某连政治委员；1932年12月，被组织上选送湘赣省红军学校学习。他学习勤奋，训练刻苦，成绩优秀，通过短短的4个月的学习，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素质大有提高。结业回部队后，先后任安福县独立营政委、红3师3团政委等职。在反“围剿”和保卫中央苏区、保卫湘赣苏区的斗争中，指挥和参与指挥了百余次大小战斗。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湘赣省党政军机关和5个独立团共3000余人受命留守湘赣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刘培善时任红独立3团政委。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国民党以10倍于红军游击队的优势兵力向湘赣边界发动疯狂的军事“围剿”，采取“移民并村”、“五家连坐”等手段，对红军游击队进行严密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红军游击队的处境十分艰难，险象环生。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长途跋涉转移至湘南。刘培善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主张，认为在这种敌军重重封锁的情况下，若长途跋涉转移，只会把部队拖垮。即使转移到湘南，人生地不熟，难以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也会孤守待毙，被敌人吃掉。他带领第三独立团转战武功山、九陇山区，凭借天然屏幛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坚持以游击战扩大革命影响，发动群众，筹粮筹款。1935年初，湘赣苏区被敌人占领，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带着部队在莲花、茶陵、宁冈边界地区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恢复了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农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将打土豪得到的粮食、物资分给贫苦农民，使红军和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部分革命根据地陆续恢复。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送盐送药，帮助红军转移脱险。

但是，随着敌人的军事、经济封锁步步升级，红军游击队处境更加艰险。连续的激战，物资的严重匮乏，使红军游击队举步维艰。不少指战员战死、饿死、冻死、病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等大批指战员相继壮烈牺牲，另一方面，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保卫局长等动摇分子经不起考验，相继叛变投敌；更为严重的是惟一的一部电台在激战中损坏，部队从此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刘培善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始终坚信：苦难总会过去，革命的胜利一定会到来。常鼓励大家：“只要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还在，只要我们团结一条心，湘赣边区的革命红旗就永远不会倒！”此时，转战湘南的红独立五团严重受挫，败回武功山。指战员一个个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刘培善带头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他们煮粥充饥，把本团的救命钱拿出一部分，接济独立五团。说：“只要你们活着回来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革命红旗不会倒！”

1935年6月，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陈洪时以“转移”为名，胁逼刘培善带省委挺进队跟他下山，威胁他：“谁不跟我走，就卸谁的枪！”他对陈洪时的反常言行早有察觉，此时在敌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作为省委主要领导人要“下山”，无疑是“自投罗网”。陈洪时决不是去“送死”，而是投敌叛变！刘培善已看清了他的叛徒嘴脸，十分气愤：“我刘培善怕死不革命，生是革命的人，死是革命的鬼。你要我去投敌，做反革命，绝对办不到！”说到这里，他举起枪，大声说：“不愿当反革命的，坚决革命到底的同志跟我来！”战士们一下纷纷站到刘培善一边，陈洪时见势不妙，慌忙带老婆、秘书、译电员等12人匆匆下山，去萍乡投敌。刘培善怕中陈洪时的圈套，立即带部队迅速转移，保存了这支革命有生力量。

陈洪时的叛变投敌，对革命斗争造成了很大危害和恶劣影响，加之大多数部队被打散，部分人感到前途眇茫。一时人心浮动。在这湘赣边界革命队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召集分散活动的党政军干部40多人，在棋盘山召开会议。刘培善是与会代表之一，他坚决支持谭余保，重树湘赣边界的革命红旗。在棋盘山会议上，重组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司令部。谭余保当选为临时省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刘培善当选为临时省委常委、游击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成为谭余保的得力助手之一。

棋盘山会议后，集合了失散的部队，整编为4个大队、两个支队，后扩充为6个大队。刘培善兼任第一支队政委，他向省委建议，由他率第一支队部署在武功山地区，以武功山为依托，在江西莲花、永新、安福、宜春等地开展活动，省委同意他的意见，他率部转战武功山区，运用游击战，与敌人兜圈子，声东击西，避强打弱，时集时散，机动灵活地转战湘赣边界。1936年6月23日晚，刘培善率4个连，连夜急行军50余公里，奔袭吉安县湿田，一举端掉了敌区公所，歼敌100多人。当即打电话给陂头乡的反动武装头目：“区长明天一早到你们陂头乡来视察，你们务必集合队伍，迎接视察！”刘培善安排3个连押着俘虏殿后，1个连换上刚缴获的敌人军装。大摇大摆开进陂头乡。列队欢迎“区长视察”的数十名敌兵来不及立正“欢迎”，就被游击队缴了枪，乖乖当了俘虏。

游击战的展开，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得以壮大，局面逐步打开。游击队的两个支队整编为湘赣红色独立团，由段焕竞任团长、刘培善任政委。

1937年3月的一个夜晚，大雨倾盆。刘培善、段焕竞带3个连，冒雨急行军40余公里，奔袭敌人据为重镇的洲湖。在行军路上，刘培善的腿被藤刺划破，鲜血直流。他顾不上包扎，一直走在队伍前头。赶到洲湖保安中队驻地时，敌人还窝在岗楼里睡大觉。刘培善带领两个连包围了岗楼，自己第一个冲进岗楼，大喊一声：“我们是红军游击队，缴枪不杀！”战士们也冲进了岗楼，敌人只好举手缴枪。这一仗，活捉了国民党安福县政府县长朱孟真和保安中队长欧阳根。战斗结束后撤到谷源山时，遭到敌人的追击。段焕竞在战斗中腿部负伤。刘培善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掩护段焕竞。打退敌人的追兵后，他亲自招担架，抬着段焕竞，带领部队安全转移。洲湖一战，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斗争形势有了好转。

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刘培善带领大家在毛竹搭架、杉树皮盖顶的棚子里办起“列宁室”，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有关“古田会议决议”等著作，给指战员上政治课、军事课。在战斗间隙，他还经常组织指战员教唱红军歌曲，开展体育活动。平常和战士们一起睡茅棚、吃草根。由于斗争残酷，革命队伍里容易出现“极左”情绪。战斗失利时，往往有的同志受到不公平的处理。遇到这种情况，刘培善总是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保护同志。1936年的一天晚上，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刘群（又名刘宝禄）带队到攸县一个村子去打土豪。不料向导带错了路，把队伍带到敌人的碉堡下面，幸亏没被敌人发现。刘群立即率领部队改道进发，才完成了任务。事后，特派员密报省委，诬告刘群企图带部队投敌。省委常委、肃反委员会主任颜福华（后叛变）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处决刘群。刘培善坚决反对，说：“我对刘群是了解的，他对革命忠诚，不会叛变。他如果要叛变，为什么要改道去打土豪，完成任务后为什么又把部队带回？夜晚走错路是常有的事嘛！再说，他要真叛变，身为大队长，要杀掉一个特派员还不容易吗？我不同意处理刘群！”谭余保同志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采纳了他的意见。两年之后，刘群才知道险些做了刀下之鬼。几十年后，曾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刘群谈及此事，就感激不已：“刘政委不知救了多少同志的命，当年要不是他挺身而出，我早成了冤死鬼了！”

1937年秋，陈毅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冒着生命危险，扮成富商上武功山找湘赣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先在九陇山找到刘培善和段焕竞。由于湘赣边界的游击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对外面的形势变化不了解，再由于湘赣游击队历经的残酷斗争，对叛徒刻骨仇恨，因此，刘、段对陈毅的传达半信半疑。但见陈毅泰然自若，言之有据，刘培善粗中有细，将陈毅送到铁镜山交给谭余保。后派人去南昌了解情况后，才消除误会。11月，队伍集中到莲花县垅上整训，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2团1营，刘培善任2团政委（当时对外称为“副团长”），王必成任团长、段焕竞任一营营长，随陈毅开赴苏皖抗日前线。

在苏皖抗日前线，刘培善和其他同志一起，在陈毅的领导下，率领2团深入敌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一带开辟抗日战场，狠狠打击敌人，消灭了大量日伪军。2团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威震宁沪杭，以“老虎团”的威名使敌伪闻风丧胆。1940年6月，刘培善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政委。1940年9月，陈毅同志决定攻打姜埝，消灭敌人的保九旅，开辟粮源。部署两个纵队攻打，由刘培善、王必成率领第二纵队担任主攻。刘培善了解到姜埝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碉堡成群，电网密布，提出从2团挑选人员组成“勇敢队”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守，占领电厂，切断电源，使敌人的铁丝电网失去作用，让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封锁线，直扑保九旅旅部，以减少部队伤亡。王必成完全赞同。结果发动攻击后不到两天时间，全歼盘踞姜埝的1000余顽敌。刘培善在战斗中善于果断地处置紧急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战斗。1940年10月5日黄桥决战时，他和王必成率第二纵队在黄桥北面阻击敌23师的突围。深夜3点，战士们正在酣睡，敌人突然朝2纵阵地扑来，在这关键时刻，刘培善立即命令部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并和王必成亲临前沿阵地，沉着地组织部队进行阻击。经过一场恶战，迅速将敌23师歼灭。

1941年2月，刘培善任新四军1师2旅政委。1943年4月，他和段焕竞等一批新四军首长奉命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历经半年的长途跋涉，突破日伪军的层层封锁，于11月份到达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9月，中共“七大”后，毛泽东主席由陈毅同志陪同，在延安枣园接见了刘培善、段焕竞等坚持湘赣斗争的10几位同志，肯定了大家坚持湘赣斗争，保存革命力量的功绩，勉励大家努力贯彻党的“七大”路线，为解放全中国作出新的贡献。同年底，随陈毅同志一起回到苏中根据地。

解放战争中，刘培善先后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指挥和参与指挥了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大捷、解放济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攻占上海、福州、厦门等战役。1946年8月，刘培善率“七纵”坚守苏中邵伯。当地河流港叉纵横交错，仅有运河堤这条陆路。他根据这一地势地貌，令部队构筑坚固的防御设施，加强守备，依托阵地，短促反击。4天时间歼敌2000余人，成为华中战场阵地防御战的成功范例。1947年4月，刘培善任刚刚组建的华野十纵政委。刚到任便参加攻打泰安的战斗。他和司令员宋时轮审时度势，部署战斗，并动员全体指战员打好建立纵队的“第一仗”，保证“旗开得胜”。这次战役共歼敌3000余人，俘敌11000余名，其中第十纵队歼敌1910人，俘敌4650名。同年5月，“十纵”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全歼敌人的一个整编师，击毙师长张灵甫，蒋介石为之震惊。在这次战役中，刘培善和宋时轮等纵队首长配合默契，指挥29师在吐丝口以北地区顽强阻击，有效地钳制了援敌，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8月至9月的济南战役，刘培善主持制定了《工作指示》，要求全体指战员“既英勇顽强，迅速果断，又讲究战术。”他深入基层作战斗动员，动员大家下决心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王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经8昼夜激战，“打下了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全歼守敌10万余人。“十纵”在这一战役中，歼敌4260人，俘敌13690名。在1948年11月打响的淮海战役中，第十纵队担负阻击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追击李延年兵团，围歼杜聿明兵团的任务。战斗前。刘培善深入所属各部作政治动员，号召指战员把“多一分钟准备，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等口号化为实际行动。战斗中，他从实战出发，机动灵活地指挥战斗。在这次战役中，“十纵”歼敌21890人、俘敌17700名。在攻占上海、福建的战役中，刘培善与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密切配合，并肩战斗，福州一役歼敌14300余人。刘培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福建刚解放时，刘培善任三野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残部流窜于闽北一带，与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沆瀣一气，骚扰、残害百姓，刘培善奉命先后转战闽西、闽北，指挥剿匪战斗。他亲率部队，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发动群众，采取集中合围、重点清剿、分散出击、穷追猛打等战术，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一举全歼残匪，受到毛泽东主席通电嘉奖。

此后，刘培善历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中将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地位变了，但他的军人作风未变。任职期间，与张鼎臣、叶飞等同志密切配合，领导福州部队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大力支援地方工作和经济建设。他每年几次深入到福建前线最前沿的青屿岛视察，将驻守在“光长石头不长草，岛不歇脚船不靠”的荒凉小岛的四连建设成“海上钢铁堡垒”和“海岛红旗”。使四连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全军推介。

在参与地方领导工作中，他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心声，敢于实事求是。1958年，到处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瞎指挥风，浮夸风盛行。他对此深恶痛绝，直言抨击：“这样炼钢铁浪费太大，得不偿失。”“现在办公共食堂还不是时候，‘大锅饭’怎么包得了啊！”还多次向基层干部提出“不能主观主义瞎指挥”。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他因此受到批判。他很坦然，坚信讲真话没错。1960年夏，他经闽西到江西瑞金等地视察战备工作。沿途目睹了“五风”造成的恶果：食物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有的甚至饿死。他的心情格外沉重，把受批判的事丢在脑后，每到一处，便告诫当地党政领导，要实事求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视察回到福州后，刚进家门，便向省委秘书打电话，要求在次日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他要反映民情。在第二天召开省委常委会上，激动地汇报在考察途中了解到的实情，建议省委迅速派主要领导率专门班子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帮助群众渡过难关。省委常委采纳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休养生息。事后，刘培善此举再次受到指责。他说：“我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于党于民问心无愧！”后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批判过他的同志向他道歉认错。他很大度，毫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和这位同志团结共事，支持他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刘培善正忙于针对台蒋的战备工作，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后来看到因此造成的混乱局面，未免有些怀疑和忧虑。但他认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自有道理。道理在哪？他百思不得其解，感到很苦闷。他一度埋头战备。以此远离“运动”。然而，目睹混乱局面、革命干部遭迫害，还是挺身而出，保护同志，调处矛盾，减少骚乱。

1967年初，江西南昌、赣州对立的两派“造反派”武斗甚炽。3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他去江西调处矛盾，平息武斗。他深知此行不会有多大效果。而且有可能引火烧身。但他出于对周总理的尊重和信赖，毅然入赣。在江西的一次万人大会上，他被“造反派”绑架，部队的同志怒不可遏。平时脾气急躁的刘培善此时却很冷静，指示部队的同志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发一枪一弹。被绑架后，和他同时遭绑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被“造反派”送往北京。1967年5月至6月，刘培善在京期间，陈伯达主持召开了处理江西、福建问题的会议。因厦门的一派“造反派”曾提及革命战争时期陈伯达在厦门的不光彩的历史问题，于是陈在会上把这一派“造反派”定为“反革命派”、“保皇派”组织，把厦门驻军31军说成是这一“造反”组织的“黑后台”。刘培善获悉后，找到陈伯达，据理力争：“把那么多群众打成反革命，还给部队扣上‘黑后台’的帽子，怎能安民心稳军心？”后来多次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他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派中央调查组赴厦门调查清楚后，否定了陈伯达的结论。陈伯达对刘培善从此怀恨在心。

1967年9月，刘培善奉周总理指示，回福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平息武斗。此时福州的“武斗”愈演愈烈，并波及军内，形势十分严峻。他常废寝忘食，不顾个人安危，并赴武斗现场，耐心说服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停止武斗。为平息武斗，减少骚乱，他尽心尽力。家里人要他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他说：“这是总理所托，我应该为总理分忧。保国护民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天职，我不能退缩！”

同年11月，中央决定把福建两派的“头头”请到北京办学习班，解决矛盾，以期实现“大联合”。筹备期间，周总理多次电话告知刘培善不要来北京参加学习班。然而另外有人催他赴京，而且是以组织的名义。他服从组织安排，赴京参加学习班。

陈伯达对学习班表现出异常的关切，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的名义坐镇“指导”。刘培善一进学习班，就遭到陈伯达操纵的一伙人的残酷批斗，并封锁了他与周恩来的电话联系。对他日夜轮番批斗，纠缠不休。先是以莫须有罪名迫其就范，继而大打出手。他面对邪恶毫不低头，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只能按党性原则说话、办事！”1968年5月8日深夜，未曾战死沙场的刘培善将军，却在阴谋家的迫害下含恨离开人间，年仅54岁。

周总理闻此噩耗，为之震怒。刘培善逝世后第8天，周恩来在福建海、空兵种负责人参加的福州军区常委扩大会上，对刘培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并特意请毛泽东主席接见刘培善的夫人左英。

刘培善遭迫害致死后，有人写了一首诗，以大字报形式张贴于福州市大街上，表达了闽西人民对刘培善的深深怀念之情：

如火年华拥万骑，金戈铁骥恨关低。

叱咤风云举红旗，无愧革命一男儿。

石头城畔埋忠骨，将军长眠肝胆赤。

朝夕有人怀念您，贫下中农在闽西。

此诗一度广为流传，因此有人还以为刘培善是闽西人。

1978年5月，中共中央追认刘培善为烈士，骨灰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委托福州军区党委，于同年5月24日为刘培善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