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平江县人，原名王能寿，曾用名王赤兴。1916年6月出生在平江县三阳乡清水张家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王宝光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母亲凌思惠就像她的名字那样，为人贤惠。兄弟四人，赤军排行第一。因生活无着，其二弟从小就送给了县城一户姓栗的人家。

王赤军8岁开始在本村初小读书，至10岁，因家贫辍学，给地主做短工放牛。

1927年，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王赤军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母亲任女界联合会的主任。“深刻的阶级仇恨及革命思想的影响，使赤军萌生了投身革命的愿望。”他11岁参加当地儿童团，后担任儿童团长。

“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平江。王赤军全家参加革命，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急欲除之。王赤军的父亲按照党的指示，带全家秘密出走，改名换姓，在平江与长沙交界的白石里做小贩，卖茶水等，一面艰难度日，一面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在平江起义后，平江革命形势好转，翌年，王赤军全家回到家乡。王赤军即参加少年先锋队，任队长，带领少先队员协助党组织建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开展秋收斗争。

1930年5月，王赤军由张坚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当年两次率领少先队员配合主力红军攻打长沙。当敌人反扑时，王赤军跟随游击队到思村、黄金洞等山区进行游击战争。同年冬天，他怀着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参加了湘鄂赣红军独立第1师，任政治部宣传员。同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1931年，王赤军任湘赣红军独立师政治部宣传队长，炮兵连政治指导员。

在战斗中，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一次为掩护部队撤退，他像铁塔似地矗立在队伍后头，阻击敌人。雨豆般的赦弹向他射来，他没有后退半步，奋勇还击。一颗罪恶的子弹从他的下腹部穿过。那部位正是前列腺，这一次他差点丧命。

1932年夏，王赤军任红17师50团总支书记。在巩固湘赣苏区和历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不畏艰难，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决定红六军团西征，执行先遣队的任务。当时，王赤军任侦察连政委，后为连长、红六军团侦察科长。为了准确地侦察敌情，选择行军路线，开创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王赤军在军团长王震、政委肖克的领导下，经常率领侦察连出没敌区，机智灵活地搜集沿途的地形、民情、敌情等资料，准确及时地为部队行动提供情报，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受到军团领导的多次赞扬。

1935年，王赤军调红六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书记。随后任19团政委、51团政委。他身先士卒，敢打硬仗恶仗。与团长一起率领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在龙溪口激战中，51团打得英勇顽强。他冒着枪林弹雨，在前沿指挥战斗，又一次身负重伤，险些丧生。

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后，处境十分险恶，王赤军身为团政治委员，他知难而进，克服重重困难，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全团指战员的心坎上。他从严教育管理部队。每次战斗前，他都作动员，鼓舞士气，宣传我军铁的纪律，说服官兵不私打土豪，不搜俘虏腰包，不私分浮财，自觉维护红军的声誉。他严于律己，关心部属，发现指战员中有怕苦厌战情绪，他便亲自找其个别交谈，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尽量避免了非战斗减员。使大家情绪饱满，团结一致投入战斗。

1936年，王赤军调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49团政委。部队进入西康时，会台四方面军，部队改编，王赤军任模范师政治部主任。后调任17师政治部主任，直至陕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随后，王赤军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8月，王赤军从抗大第二期毕业，即留校工作，任七队队长。1938年初任九队队长，后任一大队政治处主任。在校工作近三年。这期间，他为党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尽职尽责。当时广大爱国青年纷纷涌向延安抗大。王赤军热忱地欢迎他们。他坚决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经常用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的事迹，红大学员艰苦奋斗的故事，对学员进行党和军队的革命传统教育。他以身作则，带领学员开荒种地、挖窑洞、背粮、背柴，鼓励学员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抗大的革命熔炉内，王赤军结识了从西安到延安的女学生章汶。章汶的父亲章永富是杨虎成将军的高参，一位开明的进步人士。章汶的老家在陕西辅城。她原在西安女中读书，积极投入西安学生运动。她向往革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王赤军建立了革命感情，结成革命伴侣。

1939年，王赤军从抗大开赴晋察冀边区。同年11月，王赤军任留守兵团警备1旅1团政委。他在部队中深入开展爱民运动。他带头给边区老百姓做好事，帮助驻地群众兴修水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1940年5月，王赤军奉命返回延安，任军委直属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9月，调任军委三局任副局长。翌年2月任陕甘宁东绥联防司令都直属政治部主任。他结合部队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政治工作。1943年，在中共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部队开展了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这时王赤军任警备1旅政治部副主任兼兰中分区政治部主任。他积极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对郡队进行深入的教育。他下连队调查，发现1团3连排长马仁义处处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甘共苦，对战士关心爱护十分周到，全排官兵情同手足，关系很融洽，团结得如一个人一样，两年没有一个人逃跑，是巩固部队的模范。王赤军深感马仁义的爱兵事迹对教育部队干部有普遍的意义，立即组织工作组，到马仁义所在的排蹲点。他三次下连队找于部战士谈话，收集材料，总结出马仁义带兵的经验。1944年总政治部派工作组调查后，树立马仁义为“爱兵模范”，并于1945年3月16日，将马仁义的模范事迹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刊出。还发表了题为《学习马仁义，把我们军队团结得像钢铁一样坚固》的社论。这一典型事迹的宣传，推动了当时边区部队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官兵关系更加亲密无间。至今，马仁义的事迹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广为流传，是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优良传统教育的好典型。

1945年4月，王赤军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8月，王赤军任雁北分区（晋绥五分区）兼东路纵队司令员。他旗帜鲜明地坚持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领导晋绥五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阎锡山顽固派展开坚决的斗争。他遵照解放军总部发出的“解放区所有部队向日伪军发动反攻”的命令，在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的统一指挥下，率领五分区的军民先后参加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大同战役等。在战斗中，王赤军总是亲赴前线，勘察地形，明确布置战斗任务，按照实际情况，指挥战斗。指战员看见曾多次负伤的王司令员出现在前沿阵地，一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部队在攻打朔县时，王赤军任副总指挥。当时，守敌多而且顽固，我军只有两个团。但是，得道多助。经过周密布置，在朔县人民的支援下，从凌晨开始攻城，激战8小时，共击毙阎锡山部300余人，俘敌1000余人，活捉敌专员、团长等4人，缴获大量战炮、机枪等。解放了朔县全城。

在王赤军等的直接领导下，五分区军民团结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鲁、朔县、怀仁、口泉等失地，扩大了雁北根据地。

与此同时，王赤军还率部胜利完成了清剿土匪，维持社会治安；护送从延安去接管东北的干部安全通过晋绥地区等任务。

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王赤军立场坚定，表现出坚强的党性。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订，接着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部”成立。2月12日，三人调处大同执行小组到达解放区云岗视察。王赤军作为驻军代表参加，他摆出大量事实，严厉地揭露阎军违犯“停战令”，向我解放区进攻的真象，严正抗议这种践踏“停战令”的无耻行径。3月13日，大同执行小组开会。阎方代表一再制造谣言，妄图侵占朔县中立区，美方代表麦克尔中校又提出要共军撤到朔县县城外。对此，王赤军沉着应战，据理力争。他义正辞严地申明：“朔县是人民的朔县，我军应人民之请解放朔县，乃正义之自卫行动。我军进驻朔县后，解除了人民的痛苦，受到人民的真心拥戴，我们决不能让人民再受残害。”他用大量铁的事实，批驳阎方制造的谣言，揭露其妄图侵占朔县的阴谋，戳穿了美方调处袒护国方的不公之处。并郑重地向执行小组提出，公与不公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铁的无可置疑的事实面前，美方代表不得不承认执行小组监督阎方执行停战协定不力，致使小组工作遭到失败。谈判期间，国民党军山西北部地区司令楚溪春与调停小组的代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校参谋温天和有矛盾。王赤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做统战工作。以他们之矛，戳穿他们设置的种种障碍。在一次宴会上，楚溪春酒喝得多了些，拉着王赤军的手说：“王司令，你看我像不像楚霸王？”王赤军回答说：“楚霸王有什么，最后还不是别姬自刎乌江了。”楚溪眷哈哈一笑，马上变了个哭脸，说：“王司令，咱们才真正是一家呢！”言下之意，温天和不是来调停，而是来挖他的墙脚的。王赤军趁机向他指出：“只有国共合作，才是上策，否则，别无出路。”楚溪春频频颔首，两年后他率部起义。王赤军在这次谈判中所做的工作，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46年12月，晋绥五分区整编为野战五旅，王赤军任政治委员。后来，编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保卫党中央。王赤军根据形势的变化，为保证部队顺利完成从地方军向野战军转变，他认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部队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教育干部战士服从大局，适应整个革命形势的需要，使野战五旅从思想、政治、军事、作风各个方面迅速由地方军转变为野战军。当时，五旅官兵大多是山西人，部队要离开家乡到陕北去，一些指战员思想不通。王赤军就带领官兵诉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之苦，激发阶级仇恨，并给部队讲保卫延安的重要性，教育全体指战员消除家乡观念，为中国革命，为全国人民不断建立新的功勋。在艰苦的转战中，五旅官兵始终斗志旺盛，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受到总部的表扬。王赤军还很注重做好群众工作。五旅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部队严守群众纪律，很受当地人民欢迎。王赤军还及时对部队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时事教育，提高官兵为谁打仗的认识。在保卫延安的历次战斗中，五旅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锻炼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野战部队。

长期的艰苦战斗，使王赤军积劳成疾。1948年7月，王赤军病情严重，党组织送他去北京治疗。在治疗期间，他经常惦记着部队，关心着解放战争的进展。

1951年9月，王赤军任国家公安部人事局局长，1953年4月，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翌年，任公安部十局局长。1955年10月调任国家交通部政治部主任，1956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即使是在和平环境中，王赤军仍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他工作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他努力钻研公安、交通业务，注重调查研究，把公安、交通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1957年，王赤军任军委通讯兵副政委兼西安电信工程学院政委。在此期间，为发展部队通讯事业，他呕心沥血。为创建电信工程学院，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餐，从建院、招收学员、组织教学，到学员的思想教育，每项工作他都亲自去抓。他强调把办校的指导思想搞端正，把工作做扎实。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常给学员讲课，到试验室、宿舍看望教师和学员，和他们谈心，勉励学员为革命而学习，争当通信事业的栋梁之材。并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学员和教职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彭德怀元帅曾亲临学院视察，称赞王赤军和其他领导同志，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通信指挥干部和电子科技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王赤军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强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刘少奇司令部伸向通讯兵的黑手”、“彭德怀在通讯兵的同党和瓜牙”等罪名。对此，他至死不服。直到生命垂危时，也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1967年8月24日，王赤军含冤辞世，年仅51岁。正如王震、郭林祥、贺庆积、杨秀山、谭友林等老同志在纪念王赤军同志一文中所说的：“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无私正直的品格，对党对军队的赤诚，对民族对事业的忠贞，至今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记忆。愿人们永远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1983年6月1日，王赤军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来源：《三湘英烈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