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阳人，原名炎烈，字树成，号映吾，曾用名袁振武、王国栋。1899年9月15日（农历）出生于洞口县金田乡袁家垅（今黄桥镇大卜村）。祖父袁世温，是个长工，终年劳累，入不敷出，生计艰难；父亲袁崇朴，为人耿直，博学多才，考中前清秀才，得袁祠奖学田10亩，以教书、种田为业；母亲王寿姣，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姐姐袁惠秀，哥哥袁法吾，均终身务农。

袁也烈从小勤奋好学。1906年开始随父读书，1913年入高沙蓼湄小学（今高沙镇中学）读书，1919年就读于本村后寿宇，专习经史国文，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作文含义深刻，文笔流畅。1920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聆听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宣言》的革命演讲，接受进步思想熏陶，与同学一道创办《武冈同乡会会刊》。以后，经常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1924年7月赴广州，考入桂军军官学校。

1925年2月，袁也烈参与策动桂军军校学员起义，反对云南军阀叛乱。6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联络同学200多人，投奔黄埔军校，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股干事、宣传科科员、第四期入伍生2团7连指导员。在校期间，曾加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被选为常任代表。11月，被选送到叶挺独立团担任第6连连长，开始了戎马生涯。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遣军，从广东肇庆出发，开始北伐。袁也烈在北伐战争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先后参加攻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战斗，连战皆捷，立下战功。攻占武昌后，被提升为副营长。

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时任叶挺部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奉叶挺命令，率部开赴南昌。7月30日下午，袁也烈参加国民革命军第24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叶挺分析面临的形势，传达党的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以挽救革命危机。会议就起义作了部署，袁也烈营为主力营，其任务是夺取和控制南昌城东门。31日清晨，袁也烈以会朋友为名，化装来到东门附近一个营房，仔细摸清了地形、道路后，发现驻敌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兵力两倍于己，比上级预想的要多。他在回去的路上拟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傍晚，袁也烈带领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势，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向东进发，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东门外，以部队刚到，找不到宿营地为借口，就地在东门外驻敌营房前面露天宿营。袁也烈指令连长们借口选择哨所、寻找饮水为由到处察看地形。当日深夜，袁也烈命令战士们悄悄打好绑脚，扎紧皮带，左臂缠上作为识别用的白毛巾，等待起义时刻的到来。8月1日凌晨1时，随着“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袁也烈一声令下：“冲啊！”部队像潮水般冲进敌军营房，经过两小时的英勇冲杀，东门守敌伤亡过半，其余全部投降。这时，南昌城内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袁也烈命令战士在东门一线设置掩体和路障，以防敌军逃窜。当时朱德骑马路过，被袁也烈擒获下了枪。此事直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宴会上，朱德向袁也烈敬酒时仍提及当年之事，并盛赞袁也烈机警。关于此次战斗，袁也烈《“八一”的枪声》一文有详细记述。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潮（洲）汕（头）地区失利后，袁也烈返回家乡，在洞口、黄桥、武冈一带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参与成立中共武冈特别区委，任兵运委员。1928年入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

1929年11月，受党的派遣，袁也烈来到广西龙州开展革命工作，任警备第5大队副营长，不久任团参谋长兼营长。1930年2月1日，袁也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率部参加龙州起义取得胜利，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1纵队参谋长、1纵队党委书记兼1营营长。同年3月，他率部在靖西围剿反叛部队，4月，龙州被桂系军阀李宗仁攻占，第1纵队与红八军失去联系，并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袁也烈当机立断，率领部队向中越边境进发，突出重围。当袁也烈率领部队经过一个彝族聚住的大山区时，有人主张打着国民党“广西边防军第二路军司令”的旗号，以掩人耳目，减少障碍，袁也烈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说：“如果打着国民党旗号，纪律严明，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军队做宣传”。他坚持主张打着红旗，公开宣传自己是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使群众了解红军，帮助红军。为此，袁也烈率领部队兜了很大的圈子，绕过彝族聚住区的正面，接近他们的后方，使彝族同胞看到红军根本没有进攻他们的意图。同时，袁也烈注重做宣传工作，说明红军是为了反击敌人的追击，借道经过这里，对群众的一草一木不会有丝毫的损害。彝族同胞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觉得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确实是穷人自己的队伍。这样，便主动把那些拿着武器守着险要山口的子弟叫了回来，还在山村里吹起了牛角，杀猪宰羊款待红军，并送来粮食，腾出房间给红军住。这样，袁也烈率领部队，不仅顺利通过彝族区，还和彝族同胞结下了友谊。

为进一步摆脱敌人的前堵后追，袁也烈率领部队深入广西崎岖险峻的十万大山孤军奋战。同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弹药、给养无法补充，病号无法医治，减员不断，悲观厌战情绪在部队蔓延。在这种艰苦险恶的战斗环境里，纵队司令保家荣，思想动摇，对革命前途感到渺茫，带着部分士兵脱离部队。袁也烈被推任第1纵队纵队长。他抱定革命必胜信念，紧紧依靠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把广大官兵团结在一起，继续坚持战斗。前后历时6个多月，在云、桂、黔三省边境辗转苦战300多公里，终于在1930年9月在广西凌云县境向阳与红7军胜利会合。从此红7军一纵队与李明瑞率领的红8军余部共约八、九百人，合编为红7军20师59团，袁也烈担任团长。后来，保存下来的这支有生力量，北上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1年2月，袁也烈率部北上苏区，同敌人激战于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身负重伤，经组织安排赴上海养伤。在阅读党内文件时不幸被英国巡捕逮捕。英国巡捕对袁也烈进行严刑讯问拷打，袁也烈始终以“不是”、“不知道”这几个字回答敌人，敌人一无所获。最后，敌人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宣布判处袁也烈5年有期徒刑，将他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由英国人统治、号称“远东第一监狱”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今上海市监狱。俗称华德路监狱、提篮桥监狱、外国牢监和西牢）。1935年9月，英国女皇伊里莎白加冕，宣布大赦。袁也烈等本来可以被大赦出狱，但由于英国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于1934年10月，强行将袁也烈引渡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苏州反省院是国民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它采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手段，残害革命者的灵魂。尽管敌人采取种种手法进行诱供、逼供，但袁也烈始终坚贞不屈。1935年10月，袁也烈在度过整整4年零5个月的铁窗生活后，由于敌人一直找不到什么证据，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6年冬，袁也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恢复组织关系，参与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1937年1月被安排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总部武装部部长，参与组织青年抗日武装。这年初夏，参与在北京西山樱桃沟组织北大、清华等校近千名学生进行军事野营，袁也烈编写《游击战术教材》，向学生们宣讲：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游击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引诱敌人和迷惑敌人的方法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野营结束没几天，“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一群群受过训练的爱国学生、民先队员，纷纷参军拿起武器，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7月，袁也烈随徐向前进入山东，肩负特殊使命，被派遣到国民党石友三的部队做统一战线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曾经当过汉奸的国民党军181师师长石友三态度有所转变。为摘掉“汉奸”的帽子，同时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石友三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并广泛招募人才。“黄埔教官”袁也烈与“留美专家”张克威、“留日专家”王乃天、“法学专家”张友渔、“左派教授”匡亚明、参与西安事变的张学良部团长康博缨，以及吴铎、于克、赵濯华、黄永春等秘密党员被派遣到石部工作。袁也烈任学员大队副队长，张克威任队长。“倒戈将军”石友三老谋深算，阴险狡诈，朝秦暮楚，投机钻营，派“特使”张克威前往延安，请求派遣干部协助他部工作。张克威带回来13位延安红军干部，其中有罗加等三位女同志。袁也烈身材高大魁伟，英资飒爽，为人谦和，举止稳重，罗加时当妙龄，清秀标致，彼此初次相见，印象深刻，后成偕老眷侣。这时，181师已奉蒋介石之命扩编为69军，袁也烈任教导总队政治主任。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袁也烈担任69军工委书记。石友三部队的教导总队，学员来自济南、洛阳、武汉等地，大多是我党动员来的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进步爱国的知识青年。学员经过军、政训练，再派到石友三部队的师、旅、团、营中工作。袁也烈积极组织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首先在教导总队建立“救亡俱乐部”，教学员学唱抗战歌曲，排练救亡节目，派出宣传队宣传抗日，动员爱国青年入伍，帮助各个乡村建立“救亡活动室”，教导队逐步变成“红色染缸”。部队驻扎在冀南一带时，秘密组建“181师抗日游击大队”，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此举招致右友三的疑忌。袁也烈有胆有识，巧妙应对才得以化解。1938年3月，石友三部奉命向鲁南转移。蒋介石为拉拢他，遂将其部队扩编为第十军团，并任命他为鲁南行政长官兼十军团军团长。石部一到鲁南，情况立即变得复杂，统战工作的局面也变得格外严峻。日军暗遣说客诱他投降；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阳奉阴违排挤他；反共顽固派代表人物秦启荣不断制造摩擦逼他反共。一心想当“山东王”的石友三，面对困境，不免左右摇摆。因此，袁也烈秘密召开有军政治部部长、我党秘密党员张友渔、副部长匡严明和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参加的军工委会议，商讨对策。经请示中央，继续支持、协助石友三，争取他尽量减少摩擦，共同抗日。然而石友三唯利是图，于1938年11月，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撤消军中所有共产党员的职务。袁也烈摆脱监视，前往北方局向邓小平汇报后，从容应变，带领军中180多名党员同志脱离险境。

袁也烈与罗加等从石友三部撤回后，从1939年起，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军政干校副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主要从事干部教育工作。军政干校在山东沂南县岸提村共办4期，培训干部2000多人，抗大一分校在沂南孙祖镇东西高庄办学2期，培训干部1500多人。

1942年以后，袁也烈一直在山东省清河军区（后与冀鲁边军区合并，改名为渤海军区）、渤海军区担任参谋长、副司令、司令员，参与作战指挥。次年山东清河区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当时山东六大战略区之一的清河区（后改为渤海区）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可靠大后方，日伪军把这里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加紧“扫荡”，在这里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百里无人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袁也烈率部粉碎敌人数十次“扫荡”、“蚕食”，打破敌人“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战术，多次歼灭和重创敌人，保卫了抗日根据地。1943年，日伪出动千人以上扫荡50多次，万人以上4次，还有历时三个多月的万人以上的大蚕食。日军采用拉网合围的战术，每隔10米安一个兵，一齐向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袁也烈作为参谋长，任何一点疏忽，都会给指挥机关造成失误，招致全军覆灭，但袁也烈组织指挥战役，既坚定勇敢又谨慎稳重，常打胜仗。1943年1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到济南部署，出动2.5万余人，外加一个骑兵旅，并配有坦克、飞机，大举向清河区进攻。他们扬言要“彻底摧毁共产党老巢，把共军赶进大海”。11月10日，日军重兵集结到胶济路的益都、张店，按兵不动，却使用一部分兵力扫荡鲁中。袁也烈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其中一定有诈，组织参谋人员反复分析，最后认定：敌人扫荡鲁中是假象，是佯攻；敌人把重兵集结在益都、张店，是把扫荡的重点放在清河区。基于这一认识，袁也烈与司令员杨国夫等抓紧从各方面做好反扫荡的准备。不久山东军区电报指示清河军区，日军扫荡鲁中是佯攻，重点是扫荡清河区，要及早做好反扫荡的准备。果然不出所料，日军只在鲁中扫荡了一个星期便于11月17日晚上兵分两路向清河区大举进攻。这是1943年日伪军对清河区第三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袁也烈、杨国夫等研究制定灵活机动的反扫荡战略战术：第一步，当夜按兵不动，吸引敌人；第二步，当敌人合围而来时，机关和部队适时转移，使敌人扑空；第三步，以小分队与敌周旋，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第四步，利用夜幕掩护，分头突围。同时利用敌人集中兵力进击我中心根据地之机，组织各分区的部队，运用游击战斗，纷纷出击。清河区军民在袁也烈等军区领导的组织指挥下，从11月18日到12月10日，作战120次，毙伤日伪600余人，击落日机1架、击伤2架，攻克日伪据点数十处。这样，敌人持续21天的特大扫荡，以我军胜利而告终。时任渤海军区参谋、后为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的崔配侬在回忆这次反扫荡战说：“袁也烈同志分析问题、组织能力很强，斗力又斗智，是一位好参谋长”。

1944年春，渤海地区已从极困难的形势下打开局面，基本改变过去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状态。这年1月11日，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袁也烈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4年夏，八路军山东军区统一指挥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各根据地发动扩大根据地、缩小沦陷区的攻势。7月18日，渤海军区为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系，以12个连的兵力，配合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区武装及民兵，向广益公路出击。7月21日至25日，袁也烈与杨国夫、刘其人等率部拔除日伪据点23处，扩大了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地区。8月16日，攻克利津城歼灭伪绥靖军第八集团军第27团，首次取得城市攻坚战的胜利。后又率部收复乐陵、临邑、南皮等县城，解放沾化除县城以外的全境，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光复国土1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达400多万，打通和扩大了与各分区的联系。过去被敌严重封锁、分割的地区，已变成大片根据地。11月中旬，在惠民以西地区，袁也烈参与指挥对投降敌人的戴镐东（原国民党鲁北军区司令）部的进攻发起反击，歼其3200余人。12月上旬，参与指挥反“扫荡”作战，粉碎日伪5000余人的“扫荡”，打破敌人重占利津城的企图。

1944年，日军收宿兵力于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伪第三方面军第6军张景月部1.5万余人大部兵力被调至寿光县东北尚家庄、王高、田柳、侯镇、羊角沟一带，以保护羊角沟出海口和盐场及其交通线。1945年4月，袁也烈参与组织指挥渤海军区第一次讨张战役。从4月12日开始，攻王高，击溃敌援；北上进击羊角沟，收复羊角沟出海口；拔除南邵据点，攻克侯镇、邢姚，至5月12日，第一次讨张战役结束，共歼伪军张景月部2000余人。此后，张景月部收缩到寿光县城南北地区，以田柳庄为前哨据点。田柳庄内外围墙上分别设有高达18米的三层大碉堡以及地堡和掩体，围墙坚固难攻，张之主力马成龙旅共约2000人据守顽抗。1945年7月至8月，袁也烈参与组织指挥第二次讨张战役。从7月31日下午开始，发起攻打田柳庄的攻势。至8月13日，发起总攻，完全占领围墙，马部完全绝望，企图突围逃跑，悉数被歼，张景月率残部溃逃至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此役，共歼张景月部2000余人。田柳庄攻坚战是我军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对有坚固设防之敌，采取以沟垒对沟垒，综合运用火力摧毁、坑道爆破和勇猛冲击相结合的战术，是进行攻坚战的首次成功战例。两次讨伐张景月战役，收复寿光境内最富庶的弥河两岸大片地区，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的联系。1945年8月，八路军山东部队进行整编，8月17日分五路大军开始大反攻。渤海军区为第四路，向津浦路沧州至济南段及胶济路西段进攻，在袁也烈、杨国夫等的组织指挥下，连克寿光、临邑、广饶、昌邑、长山、临淄等地。9月2日，发起无棣商河战役，歼敌一万余人，扫清渤海军区内除铁路沿线外的全部日伪军。1945年10月，袁也烈出任渤海军区司令员，指挥了著名的禹城战役，发起对日最后一战。其时，日本虽签署投降书，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投降。为迫使日伪军投降，控制津浦铁路北段，袁也烈率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于10月16日发动此役。至12月31日止，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全歼日军131联队约2000人、伪军近万人，攻克县城4座及津浦路许多据点。这是山东战场上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仗，受到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通令嘉奖。

1946年初，袁也烈与政治委员景晓村指挥部队北移德州附近，准备解除德州伪军武装。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2月5日，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第十五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来到德州城东南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地土桥镇，开始德州谈判。美方代表怀特中校首先以小组主席的身份说明来意和任务，国民党代表刘金铭上校油腔滑调，硬把德州城内的伪军称为国军。袁也烈一贯立场坚定，忠诚积极，襟怀袒荡。在战场上临危不惧，能克敌制胜；在谈判桌上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气势如虹。他走到军用地图前，义正辞严地揭露自停战协定签署以来，德州城内伪军四处抢掠的村庄位置和人民深受其害的事实，并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州城内伪军继续为非作歹，那我们的回答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时，怀特中校突然站起来，盛气凌人地瞪大眼眼，伸出三个手指说：“怎么，你们要攻打城内的国军？我作为一个美国军人，敢断定你们三个月也奈何不了他们。”袁也烈面对着怀特，神态自若，也伸出三个手指说：“尊敬的中校，你是为和平来谈判呢，还是来向中国人民挑战？我也敢断定，如果我们用武力解决城内伪军，请记住，不需要三个月，三天就够了！”袁也烈像在战场上指挥战斗那样，掌握着这场外交战的主动权。经过几天的会谈和执行小组的调处，双方终于就如何在德州执行停战命令达成协议。在协议上签订的国民党军代表是新任德州驻军指挥官王继祥中将，袁也烈代表我军签字。

1946年5月下旬，风云突变。国民党军全面破坏停战协定，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向我军发起进攻，德州城内敌军也已进入紧急动员和备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袁也烈、景晓村奉命于6月7日指挥发起解放德州战役。渤海军区部队在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独立2团等部队配合下，首先向德州外围展开攻势，先后占领飞机场、运河大桥和德州火车站，截断敌人水陆空联系，又攻占南门外玉皇阁，扫清外围之敌。10日晚9时，向德州城发起总攻。11月上午，攻入城内，全歼守敌900多人。敌王继祥率残部窜入军调执行小组所驻的东地医院院内，希望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和等待济南方面的援军。袁也烈、景晓村向东地医院残敌下了二道通牒后，命令实施炮击。这时怀特中校愿意出面劝王继祥投降。我军冲入东地医院，将藏在怀特床铺下的王继祥及德州专员双双活捉。这个在不久前德州谈判达成协议的宴会上傲气十足的黄埔军校生，竟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俘获的第一名国民党中将战俘。

随后，袁也烈兼任山东解放军第7师师长，率部发起三打邹平城的战斗，毙伤俘敌200多人，打死国民党军少将师长李凯荣，击退敌193、77师的猖狂进攻。1946年10月9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消息与评论，对袁也烈领导的渤海部队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给予高度赞扬。1947年3月，蒋介石以重兵进攻山东解放区，袁也烈指挥渤海部队转战黄河以南，全歼盘踞在齐东、博兴、广饶及小清河以南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万余人，迫使敌人龟缩在胶济线上。1948年2月，渤海军区主力组建渤海纵队，袁也烈兼任纵队司令员。他率领渤海纵队参加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在此前后，一度兼任济南警备区副司令员、徐州警备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剐司令兼参谋长。

从1945年到1948年，袁也烈在担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期间，渤海区人民输送18万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先后组建三个野战纵队，另外补充华东野战军新兵7.6万人。渤海军区的广大指点员，在袁也烈的正确指挥下，共进行大小战斗3000多次，攻克和摧毁日、伪、蒋军据点和城镇505处。毙、伤、俘日伪蒋军6.8万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8.8万件。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1950年1月，袁也烈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兼参谋长。

华东海军在短短几个月后出现喜人的局面。一批工农出身的指战员驾船出海，在解放沿海岛屿、剿灭海匪、打击敌机等战斗中，屡建战功，涌现出“瑞金舰”、“头门山英雄舰”等先进单位。到1955年1月解放江山岛时，边打边建的华东人民海军，已能够组织海军航空兵、舰艇编队与陆空军协同作战。同时，为以后建立南海舰队、北海舰队，壮大人民海军力量，输送了干部，做出了贡献。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华东海军领导成员彭德情在回忆中说：“袁也烈同志是我国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之一，是创建人民海军的元老之一。”

1951年1月，袁也烈陪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肖劲光视察检查江南造船厂工作，发现该厂存在领导力量薄弱，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随即将华东海军修造处与江南造船厂合并，调修造处政委黄涛任该厂党委书记，使江南造船厂的问题得以解决。

1952年，袁也烈升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1953年2月19日至24日，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人民海军4天3夜，穿梭大江南北，进行沿江考察。同时，聆听了毛主席关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战略思想，很受鼓舞。从此，为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思想而兢兢业业，忘我工作。1954年，袁也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9月，华东海军更名为“东海舰队”，袁也烈任政委，由陶勇出任司令。陶勇既比袁也烈年轻，资历也远不如袁也烈，陶勇还在家当放牛娃时，袁也烈就已经是南昌起义的营长了。但袁也烈很谦虚，积极配合陶勇的工作。在授军衔时，因在上海被捕入狱这一段历史组织上正在审查还没有作出结论，袁也烈只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八一勋章”。袁也烈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对于职务的调整没有任何想法，绝对服从组织安排。这年12月，袁也烈调任海军司令部任副参谋长。

1960年3月，袁也烈被任命为水产部副部长。这时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袁也烈面对困难振奋精神，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全党大兴调查之风”的号召，于1961年带领机关干部，先后到广东、福建沿海的国营、集体企业单位，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干部振作精神，制定积极措施，恢复发展水产。这样，很快形成了一派大搞水产的热潮。这年全国水产总量显著增加，城市供应紧张状况大为缓解。

1962年，海军党委推荐袁也烈担任海洋组组长。海洋组是国家科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协同研究海洋科学的组织。袁也烈担任组长以后，从工作实践中认识到：采用海洋组这样的组织形式，力量集中不起来，工作统一不起来，资料管理不起来，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袁也烈在1963年，先后向海军党委、国家科委汇报，富有远见地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管理海洋科研的行政机构。后来，他又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和许多专家讨论，将讨论情况和意见书面报告国务院。国务院经过研究，正式批示成立国家海洋局。

袁也烈在水产部工作期间，在坚持把水产搞上去的同时，集中精力抓渔业队伍建设。1964年6月，他参与审定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拟定的《关于加强沿海地区民兵备战工作的若干同题》和《关于沿海地区民兵建设的若干问题》两个文件，由中央军委批转各地执行。从军队到地方党委引起对渔轮海上民兵和渔区陆上民兵建设的重视。这对加强海上民兵队伍建设和战备工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袁也烈以全局为重，挺身而出，努力抓好工作。1967年1月，有一伙人冲击水产部，要砸水产部的机要室，袁也烈出面制止，并及时把党的机密文件转移到北京卫戍区保密室保存。1967年3月，受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委派出席许世友主持的南京吕泗洋渔场会议，亲自向国务院写会议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上批示：“渔轮队伍要实行军管。”袁也烈具体提出三点意见贯彻落实周总理批示。后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袁也烈亲自到青岛、上海、宁波、舟山等地督促落实。

袁也烈处处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待人接物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官架子。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如果因为领导原因在战斗和工作中造成损失，他敢于承担责任，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他对犯错误的干部，总是伸出温暖的手，耐心教育，热情帮助。对干部群众的生活，经常放在心上，问寒问暖，十分关心。

袁也烈始终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好作风。他的住房条件差。海军机关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准备在海军大院给他新盖一栋住房，但他婉言谢绝了。除组织规定给予的待遇外，他从不向组织伸手。他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从不多领。他的专车，妻子罗加和小孩都没有使用过。有次他的姨妹生小孩，想用他的专车送往医院，但他还是动员他的妹夫，租一辆小车送往医院。他对家属小孩要求很严，从不要求组织给予照顾。

袁也烈在“文革”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有病得不到医治。但他不畏高压，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幸于1976年8月8日含冤去世。时年77岁。

1978年11月，党中央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袁也烈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和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翻，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追认袁也烈为革命烈士。其遗骨安葬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