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阳人，原名苏七生，1912年6月2日生于平江县三墩乡戴家铺一个雇农家庭，因他排行第七，故取名七生。

苏振华6岁起即开始放牛，7岁时上山打柴，8岁下田插秧，10岁便扛锄头挖茶山了。

1926年，14岁的苏振华参加了儿童团，走上村头，宣传妇女解放，高喊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参加了打土豪劣绅的革命活动。次年，他参加了少年先锋队。1929年春，他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游击队，同年秋天，苏振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0年6月，苏振华遵照共青团组织的决定，带领37名少先队员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三军团第一师三团三连当战士。苏振华参加红军不久，即随部队攻打长沙。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苏振华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开始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8月5日，红三军团主动撤离长沙。苏振华因作战英勇，被提升为班长。

8月底，苏振华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国民党军队，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苏振华随所部在中村、东韶的反“围剿”作战中表现勇敢，11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被选为连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12月底，苏振华参加了歼灭国民党第18师，活捉张辉瓒的龙岗战役，战斗中他不怕苦，不怕死，率领全班打得很出色。

1931年初，红三军团转移到宁都一带整训。2月，红三军团发起了攻打赖村土围子的战斗，苏振华带领全班战士向敌人冲锋肘，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臂肘，血流如注，但他不顾伤痛和流血，继续率领全班打击敌人，终因失血过多，昏倒在地。5月，苏振华伤愈归队，升任排长，被任命为连队党支部组织委员。紧接着他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随军首战东固，再战东韶，继克建宁，在连续作战中他带领全排每次都机智勇敢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红军初级指挥员。

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苏振华参加了在莲塘圩歼灭国民党上官云湘一个师的战斗。战斗中他奋勇当先，再次负伤，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又带伤参加了良村歼灭国民党军第54师的战斗，一直坚持到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苏振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2年1月，苏振华参加了兴国扩大红军突击队的工作，及时完成了任务，3月升任连政委。

1933年2月，苏振华调任红四师12团党总支书记，参加了笫四次反“围剿”作战。3月21日拂晓，在向草台岗国民党第11师发动进攻的战斗中，他第三次负伤，大腿被敌人的子弹打穿，颈部也挨了敌人一枪。于6月出院后，正赶上部队整编，他被调任红五师十团党总支书记。第四次反“围剿”之后，苏振华随红三军团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开始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就达50万人。这时，东方军奉命回师，在黎川东北洵口与敌遭遇，展开激战，全歼敌人一个旅，在洵口遭遇战中，苏振华身先士卒，奋勇作战，并及时开展战场鼓动。由于他表现突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代表，到瑞金出席了大会。1934年4月，苏振华调任红五师13团政委。这时，敌人以11个师的兵力敲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的大门——广昌，红三军团奉命节节抗击。7月，苏振华和团长黄珍带领13团坚守高虎垴主阵地，顽强阻击敌人，战斗残酷激烈。13团是广西百色起义红七军的一部分，战斗力强。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来到团部和苏振华、黄珍一同察看阵地，研究兵力配置。结果，13团利用有利地形，出敌不意，打了个胜仗，13团受到军团部通报嘉奖。苏振华因此获得红星奖章。

1934年11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苏振华率所属部队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长征的路程。11月29日，继突破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之后，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抢渡湘江，占领界首，坚守三昼夜，重兵夹道掩护中央纵队渡江。苏振华率领13团担负阻击国民党桂系军队从侧面对中央纵队的威胁，圆满地完成了掩护任务。1935年1月29日，苏振华率领13团参加土城战斗，同兄弟部队一道先后打败黔军侯之担部、川军郭勋祺部。到云南扎西（威信）时，红三军团整编成四个大团，直接归军团指挥，苏振华调任整编后的第12团任政治处主任。2月18日到21日，红军二渡赤水，攻占桐梓。25日拂晓，苏振华随12团直逼娄山关，他和团政委钟赤兵带领第一营和侦察排向娄山关口发动猛攻。由各连挑选的30多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挥舞大刀，一鼓作气冲入敌阵。12团攻占娄山关口后，敌军开始反扑，激战中，钟赤兵负重伤，昏倒在地，苏振华一面扶持受伤的战友，一面用手枪击倒冲到前面的敌人，他又向冲上来的敌人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侦察排赶来增缓，打退了敌人。在战场上，苏振华奉命接替团政委职务。他和团长谢嵩指挥部队击退板桥、黑神庙一带的敌人。17日晚，苏振华指挥由四个连组成的“爬城队”突入遵义城。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急忙向遵义扑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苏振华率领12团和军团兄弟部队一道，不怕疲劳，与敌激战于老鸭山，经过五天的连续作战，他们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会师后部队给养困难，广大指战员只能吃个半饱。到达两河口时，苏振华得知中共中央在这里开会，也很缺粮，他便拿来一个箩筐放在路旁，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倒了进去。全团指战员在政委的带动下，都纷纷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口粮倒进箩筐里，送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当红军继续北上时，发生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件，加之口粮和御寒衣服供给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危难考验着苏振华，他团结教育全团指战员跟着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走，坚定地拥护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

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发动了直罗镇战役，12团团长文年生正在病中，苏振华率领全团仅有的400人担任突击任务。他挑选了273名精壮指战员预先埋伏在直罗镇北山，恰在此时，红25军送来了枪支弹药和御寒棉衣，苏振华和全团指战员备受鼓舞。11月20日，敌109师被包围在直罗镇。21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夹击敌人于一条山川里，苏振华带领指战员一举冲入直罗镇内，协同兄弟部队全歼敌109师，活捉敌师长牛元峰，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做出了贡献。12团用战役中缴获的枪支弹药补充了自己，每个连都装备了12挺机枪，全团从400人发展到1000余人，战斗力得到加强。

1936年4月，苏振华被选送到红军大学第一期一科高级班学习。由于他文化程度低，不能在课堂上做笔记，他就专心致志听讲，下课后再借同学的笔记，通宵达旦一笔一划地抄录。他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文化和理论难关。这一时期，他直接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由于他成绩优异，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1936年11月，苏振华被最先从学员中调出担任红军大学二期二科科长。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移驻延安，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苏振华随校来到延安。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苏振华担任第二大队大队长。他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和高度的热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抗大”第四期采取了分散办学的办法，苏振华改任第一大队大队长，胡耀邦担任大队政委。他们带领学员远离延安校部，驻扎在瓦窑堡，一方面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组织教学工作，一方面又领导学员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磨擦”斗争。

193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抗大”第五期开赴抗日前线的鲁东南办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后又改为青年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委，苏振华任一团团长。在罗瑞卿率领下，苏振华告别了延安，途径陕西、山西、河北三省25个县，行程2500余里，到达晋察冀边区。

1940年5月，苏振华调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兼鲁西军区政委，同时兼任鲁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约苏振华一起仔细研究了山东的敌后形势，指示他到鲁西后要扩大部队，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苏振华肩负新的使命，离开华北敌后，辗转来到鲁西地区。苏振华和杨勇司令员共同组织指挥了潘溪渡战斗，创造了在鲁西平原地带痛歼日军的范例。1941年5月，上级党委指定苏振华出任冀鲁豫党政军委员会书记，主持鲁西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由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1943年7月，为粉碎国民党投敌部队在日军支持下对卫河以南的进犯，苏振华等组织了卫南战役，于8月19日歼灭顽军5000余人，收复并扩大了根据地。

1944年5月11日，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平原分局，黄敬任平原分局书记兼任军区政委，苏振华任军区副政委兼平原分局党校校长。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苏振华和宋任穷、杨勇等领导同志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迅速集中全区主力部队，组成冀鲁豫军区中、南、北三路反攻大军，苏振华带领中路14个团的兵力直逼开封城下，连克延津、商丘、新乡、开封，收复了大片国土。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兵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国民党第11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和高树勋率领三个军及伪军孙殿英约45000人，气势汹汹地沿平汉铁路北犯，第30集团军及第31集团军跟进，企图以10天时间打通平汉路，继续北进。为抗击国民党的进犯，刘伯承、邓小平组织了平汉战役，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委的苏振华与纵队司令员杨得志率队参加了这次战役。

第一纵队在运动防御中与敌人作战六天，完成了掩护军区主力集结的任务。当他们侦察得知敌人的长官部设在旗杆樟时，迅速组织突击队猛扑过去，结果大获全胜。

1946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电令杨苏纵队速加补充，开赴锦州、沈阳参加东北方面具有伟大意义之作战。杨得志、苏振华接到进军东北的电令后，进行了紧急的思想动员和应急准备，然后率队北上。在行军途中，他们以多路和多梯次跑步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参加了张家口战役和怀来战役。接着，杨苏纵队夜袭花园，伏击马刨泉，并在南石岭阻击敌人，粉碎了敌人对怀来的迂回侧击。

第一纵队在冀热辽地区，转战长城内外，先后进行重要战斗20余次。

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后，第一纵队奉命回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杨得志等军事领导干部留晋察冀工作，苏振华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南下。第一纵队长途行军千余里，进至阳谷附近时，奉命急行军投入巨野、金乡、鱼台战斗。苏振华号召全纵队：“以参战的胜利打响归建后第一炮，向冀鲁豫人民和刘、邓首长献礼”。他指挥第一纵队将敌刘汝珍部包围在西台集，为使部队近战取胜，他率领旅、团干部到前沿后牛庄，抵进西台集约500米处勘察地形，了解敌情，部署兵力和火力配置。战斗打响后，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坚持在最前线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当他发现敌人将要突围时，立即调整了部署，集中主力围歼逃敌，一举歼灭了敌整编第60师一个主力旅4000余人。西台集作战胜利后，刘、邓首长即来电通令嘉奖。

1947年3月，第一纵队与第七纵队在范县地区合编，成立新的第一纵队，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5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实现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的战略转变。在此战略转折关头，苏振华、杨勇和纵队党委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军委打到外线去的指示，经一个月军、政集训后，于6月30日夜间，率领第一纵队秘密渡过黄河天险，随即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郓城，揭开了鲁西南战役的序幕，上级给第一纵队记大功一次。

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不久，杨勇、苏振华率第一纵队在宛东参加作战，取得重大胜利。6月，杨、苏纵队在洪桥、周口地区阻敌四天四夜，保证了华东野战军攻占开封。7月，杨、苏纵队在周口地区截阻国民党军胡琏兵团，随后又在双合砦地区再次阻击胡琏兵团，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一纵队阵地四次失而复得，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睢札和襄樊作战的胜利。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苏振华等率领第一纵队进至商丘以东张公店地区，经激战全歼国民党第四绥靖区指挥机关，俘敌中将司令米文和，歼敌5600余人。11月18日，苏振华等率第一纵队又在蒙城板桥地区，利用涡河顽强阻击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北援徐州，使敌三天不得前进，掩护了野战军主力的集结与展开，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全歼黄维兵团创造了条件。接着，苏振华等率部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历时23个昼夜。在双堆集西北的战斗中，苏振华积极组织领导开展战场政治鼓动工作，并以政工干部的模范行动为部队作出榜样。在战斗最激烈、伤亡减员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苏振华果断组织火线整编，把战斗员集中起来，使部队保持了连续作战的能力和高昂的士气，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第一纵队消灭敌人16000余人，生俘国民党军兵团副司令员吴绍周等将领级军官9人。

1949年2月，第二野战军一部奉命组成第五兵团，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订。21日晚，第五兵团按照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统一号令，在杨勇、苏振华等的率领下，自吉阳至阜康圩之间抢渡长江，一举成功。紧接着杨、苏兵团挺进浙赣线，抢占衢州，一路战斗，先后解放景德镇、上饶等21个城市，俘获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中将保安司令张义纯等28000余人。进入浙赣新区后，苏振华领导部队担负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组织城市管理，模范地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很快稳定了新解放的城市。

10月14日，苏振华、杨勇兵团一举解放贵阳，苏振华出任贵州军区政委兼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阳市军管会主任。他大力组织摧毁旧政权的工作，建立革命新秩序，恢复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并指挥部队进占毕节，打破了敌人的退防计划，切断了敌人逃向云南的退路。

苏振华在主持贵州工作期间，努力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贵州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为使工作稳妥踏实，他在土匪猖獗、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深入农村、工厂、供销社、水电站工地，跑遍了全省所有的专区和许多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为解决地委一级的工作问题，他先到县、区去考察，为解决县委一级的工作问题，他先到区、乡去考察。对领导干部任用和对人事的处理，他从不简单从事或独断专行。为解决工业生产问题，自1953年2月起，他先用三个月时间亲自主持各种调查会，调查了解解放前贵州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历史和现状。接着他又集中时间和精力，调查了解农村的生产情况，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做到了心中有数。

1954年4月，苏振华奉调离开贵州，出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海军正处在初建时期，他到任后，首先去各舰队、基地与岛屿了解部队，熟悉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学习海军业务。他总观海军建设的全局，抓住建军的根本，协助肖劲光司令员，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建设海军。

1957年2月，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政治委员。他以中共“八大”制订的路线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为指针，坚定地贯彻并认真落实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他紧紧抓住通过整党建党推动建军这一环节，保证了海军建设始终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苏振华担任团长率领海军和有关工业部门、科研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海军技术协定。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谈判，于1959年2月4日基本上按照中方要求签订了关于转让制造海军装备技术的协定。

为加强海军舰艇部队的建设，苏振华指出：“大力开展科学研究设计工作，是建立造船工业的基础和突破尖端技术、自力更生的极重要的先行环节”。他建议着重抓紧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的设计制造。1958年毛泽东针对外国封锁断然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核潜艇研究领导小组组长，苏振华立即着手组建工作机构，动员组织核动力的开发研究。尽管当时美、苏等大国严密封锁技术，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于1960年6月提出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工程都下马了，苏振华坚持核潜艇一定要搞，保留了核潜艇动力研究室，继续收集资料，进行理论探讨，使核潜艇研究工作不至于中断。为了加速舰艇制造，加快造船工业发展，在苏振华力主下，中共中央决定选调海军副政委方强、副司令员赵启民等高级干部担任有关工业部门的领导，从海军有限的经费中，拨款支援有关工厂建立核潜艇车间，生产海军急需装备，克服了因苏联撕毁协议中断供应所带来的困难，增强了舰艇的制造力量。1965年，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加快核潜艇的研制，苏振华会同有关部门，努力争取全国各方面力量进行技术和协作攻关。与此同时，苏振华组织制定了海军装备和造船工业科研发展计划，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陆续建造成功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等奠定了基础。

在动员各方面力量建设海军时，苏振华特别重视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发挥他们的科技特长。1959年夏天，在大连召开的海军党委全会上，他特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钱令希等到会讲授海军尖端技术知识，分析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出现后海上的作战前景，开阔了与会海军各级主要负责同志的眼界。会后，他主持制订出以发展原子动力、导弹武器为主并与改进常规武器相结合的发展海军装备的方针。苏振华同许多著名科学家、核动力专家、导弹专家、电子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和帮助。

1965年6月8日，苏振华重病住院，决定剖腹探查。这时，钱学森提出要来海军谈导弹发展方向的问题。苏振华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建议肖劲光司令员不要推迟会谈。他于6月10日抱病同海军其他领导一道，认真听取了钱学森的建议。

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苏振华、肖劲光等海军领导人的努力奋斗之下，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被建设成了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海上武装力量。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海军工作即受到林彪等人的干扰。1962年，林彪派其亲信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夺权，矛头指向肖劲光、苏振华等海军领导人。苏振华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林彪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在1967年1月15日深夜非法绑架了苏振华，接着将他宣布为“三反分子”、“彭黄漏网分子”、“邓小平安在海军的定时炸弹”，进行隔离审讯，秘密关押，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对他进行残酷折磨。自1967年至1972年6年的时间里，苏振华被剥夺了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系的权利，禁止他接触群众，强迫他劳动改造，过着“劳改犯”的生活。身处逆境的苏振华，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和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他以万分焦虑的心情关注着海军的建设和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

1972年2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苏振华得以从湖南偏僻的关押地回到北京。毛泽东主席批准他恢复工作。苏振华恢复工作后，改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随即又改任海军第一政委。经历磨难之后，苏振华更加注重团结同志，严以律己，发奋努力。为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影响，贯彻执行中央军委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整顿军队的指示，苏振华做了大量工作，一些受到林彪打击和迫害的同志又回到了海军的领导岗位，海军广大指战员的团结加强了，政治工作的传统逐步得到恢复，作战训练、后勤保障、装备修理、工程建设、舰艇制造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海军院校也进行了重建，遭受林彪反党集团严重破坏的海军，逐渐恢复了工作秩序，出现了新的面貌。

1973年，苏振华参加了中共“十大”，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加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这危急时刻，苏振华万分悲愤，彻夜难眠，深感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领导成员和军委常委，自己的责任是重大的，决不能让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得来的胜利成果付诸东流。他挺身而出，来到叶剑英的住处，毅然向他进言：必须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他们开着收音机深入交谈，苏振华用粗糙的红蓝铅笔在白纸便笺上重重地写下四点建议：

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要把军队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

二、要抓舆论，设法把被“四人帮”控制的报纸抓过来；

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全要特别注意；

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要注意保密。

叶剑英看后，频频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苏振华的建议，让他当面向华国锋提建议，并布置他找总参、总政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交谈，以稳定部队。9月下旬，海军东海舰队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分子”，连续写信给江青，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苏振华下令立即对这个干部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苏振华等受中共中央委派连夜接管了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人民日报社等宣传机构。

苏振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同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站在斗争前列，积极协助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主要领导为粉碎“四人帮”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出现了复杂局面。中共中央于10月20日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由苏振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一行到上海后，夜以继日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团结和带领上海广大军民，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迅速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把上海市的揭批查运动和各条战线的工作纳入正常轨道，很快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1977年8月，苏振华参加了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接着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苏振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8年12月31日，苏振华感到身体不适，医生要他住院治疗，但他仍坚持为海军现代化建设日夜操心。1979年春节，他走遍海军机关大院，看望了干部和战士。2月6日，苏振华的病情加重，虽然已住进医院治疗，但他仍去参加了海军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的会议，并在会上讲了40多分钟的话，他以百倍的信心和激动的话语展望海军装备的发展。2月7日下午6时12分，苏振华患心肌梗塞猝然逝世。这天中午，医生给他用了大量镇静剂，在意识朦胧中，他仍念念不忘海军的建设和战备工作，表达了他对海军的深厚感情，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征程。

1979年2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下半旗，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苏振华致哀。在为苏振华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说：“半个世纪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跟随毛泽东同志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历尽艰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巩固国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献出了毕生精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苏振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97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苏振华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