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阳人，奶名杨叔清，1911年11月6日出生于平江县嘉义镇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1919年至1927年，杨奇清在本地乡村小学读书，并帮助家里打柴、磨豆腐。这期间，村里连续发生许多事，其中对少年杨奇清影响最深的有三件。第一件是当时村里有个穷人家的小孩，因拿了地主家的东西，竟被地主抓起来丢在塘里活活淹死了。第二件是1926年天旱，庄稼失收，穷人没饭吃，而地主老财却把上千担陈谷关在仓里发霉。杨奇清家求借无门，只好去挖观音土拌野菜充饥，他吃下去后，肚子鼓胀，大便怎么也拉不下。最后他祖父给他从山里找来了一把泻药，才救了他一条命。第三件是他母亲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无钱医治，20多岁就去世了。弟弟哭着要妈妈，杨奇清伤心极了。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三件事反映出封建势力对农村的统治是何等残酷”，“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求得劳动人民的生路，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挖掉三座大山。”

杨奇清从少年时期起就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跟随父亲和叔父从事革命活动。他担任小交通员，给党组织送信送情报。一次，为了提早把一份紧急情报送给党组织，他不顾水深急流，冒着危险，抄近路，泅水过河，及时将情报送到。他还担任过郑源儿童团团长，扛着红樱枪，抓土豪、斗劣绅，盘查过往的可疑之人，十分认真。

1928年初，杨奇清参加了青年义勇队。一天地主老财在郑源祠堂祭祖，杨奇清等青年义勇队员和地方游击队在夜间打进祠堂，把土豪劣绅一个个抓了起来，向他们筹粮筹款，并就地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劣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势力的反革命气焰。同年3月，杨奇清参加了有名的平江农军扑城之役。他充当扑城的敢死队员，率先攻入平江县城。这次扑城，终因反动派从长沙调来大批军队，我方为保存力量而主动撤退。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在平江发动起义。当黄公略于7月20日率独立5师3团3营在嘉义暴动的时候，杨奇清在区委书记涂正坤、区委委员李克家的带领下，与嘉义游击队一道，赶至嘉义镇，配合黄公略起义部队，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和恶霸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充任向导，领着起义部队在嘉义过河经谢江、周方、恩溪、钟洞等地，于7月23日下午到达平江县城，与彭德怀领导的1团起义部队会合。随后，杨奇清仍回到地方游击队，在辜家洞、芦洞、思村等地坚持游击战争。

1929年，由童干周等人介绍，杨奇清加入了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3月，游击队攻打岑川挨户团，杨奇清奉令先行潜入挨户团驻地，与战友一道，里应外台，端了挨户团的老巢。这次战斗获枪60多支。1930年5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到达平江长寿街，经地方党组织介绍，杨奇清参加了红军。随后在红三军团第1师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

红军攻克长沙后，杨奇清按照军团政治部的布置，到处张贴安民布告，散发《红军日报》。8月5日，红军主动撤出长沙。杨奇清为掩护师部撤退负了伤。8月24日，杨奇清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这次因敌人兵力大增，电网密布，我军未能攻克。9月14我军撤出阵地，掉转头去攻打吉安。杨奇清在战斗中机智勇敢，立下了战功。

1931年杨奇清任红三军团宣传队连指导员，转战湘赣边区。这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到前方慰问红军。有一位从平江去的代表，见到了杨奇清，告诉他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3天还不许收尸。杨奇清悲愤交集，他决心要更加努力为党工作，为父亲报仇，为所有烈士报仇。因而他全力投入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不久，红军活捉师长张辉瓒后，部队扩编，杨奇清调3团3连任连政委。

紧接着杨奇清率3连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粉碎敌人的“围剿”后，我军围攻江西赣州，杨奇清率3连向赣州城发起冲锋，身负重伤，转到后方总医院养伤，伤还未好，他就担任了医院的指导员，他带病做全所医务人员、伤病员的工作。半年后，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队，不久调到2团团部任指导员（团长李寿轩）。

1932年8月，杨奇清任红三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保卫局长张纯清是杨奇清的同乡。那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肃反工作也同样实行了一套错误的路线。杨奇清在实际工作中察觉出这条错误的肃反路线的严重危害，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没有证据乱抓人。据当时与杨奇清同在保卫局工作的老战友陈复生等回忆，杨奇清对错误的肃反路线是持抵制态度的。早在肃“AB团”时，他在宣传队当宣传员，他们宣传队里一次就被抓走七八个，他对这种乱抓人的作法很反感。他调到保卫局后，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在审讯前，发现案子的证据不足，或是案情有假，总是不辞劳苦，反复查对，直至查清为止。在审讯时，从不搞逼、供、信，从不打人。他敢于为受冤屈的同志复查，公正地给他们澄清事实真相。有个名叫刘德海的营教导员，被打成“AB团”，很快就要拉去枪决。他向杨奇清申诉，杨奇清听了他的申诉后，立即亲自到那个营的士兵中去调查。士兵们说教导员很好，他是受了坏人的诬陷。杨奇清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上级反映，给刘德海平了反，后来还提拔他当了特派员和保卫科长。

在中央苏区，杨奇清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斗，其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杨奇清任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他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他以身作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为搞好公安保卫工作的“基本功”。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他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考虑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作要深入到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去，而当时我们许多同志对敌占区和蒋管区的情况却很不熟悉。为此，杨奇清在陕西三原县附近举办训练班，组织大家学习，研究白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要求大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强对白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同志，都是当时担任部队保卫工作的骨干。通过学习训练后，大家普遍提高了政治和业务水平，为以后做好公安保卫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在锄奸运动中，杨奇清十分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与被骗，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的界限，根据实际情形，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他注意查实证据，不用刑讯，严防诬陷，肃清真正的敌人。

1938年冬，发生了山东湖西地区肃托扩大化事件，地委书记也被关起来了。当时115师6团政治处主任王富民（后叛变）有野心，给别人罗织罪名，想踩着别人的背脊往上爬。敌人也利用我们内部扩大化的错误，妄图把湖西一带搞乱，把我们的根据地搞垮。而湖西地区的党组织一旦被搞垮，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陆上联系都将被切断。杨奇清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向彭德怀报告。得到彭德怀的支持，他一面打电报给115师负责同志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一面上报军委。最后查清了湖西地区搞的是假案，排除了别有用心的人的干扰，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保卫了根据地。

1941年后，日本侵略者疯狂“扫荡”和蚕食我解放区，并加紧经济封锁，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这时，我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针对敌人的进攻，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开展反蚕食斗争。杨奇清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委派，率领工作团深入武安县济南区开展反蚕食斗争。

1942年，杨奇清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保卫局长。5月，日本侵略者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的党政机关受到不小的损失，牺牲了不少同志，还被俘去一些同志。杨奇清的家属和公务员也被敌人抓走。杨奇清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坚持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终于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突出重围，胜利地与抗大总校汇合。5月反“扫荡”中被俘的同志，在日本侵略者看守的太原集中营里，组织了地下的共产党支部。杨奇清的公务员也参加了活动，并同驻在太行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建立了秘密联系。杨奇清抓住时机，通过这位公务员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杨奇清亲自组织了几个人，同地下党联系，做通了一个伪乡长的工作，通过日本翻译官，将被捕的同志营救出来。反“扫荡”结束后，杨奇清受到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赞扬。罗瑞卿号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杨奇清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

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实行法西斯统治。同时，千方百计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日伪的秘密“维持会”也涌入我们的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和暗杀活动。潜伏在我根据地的—个女特务，用色情和金钱勾引收买我内部的不纯分子，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杨奇清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察觉出敌人的阴谋，他亲自组织人员，周密布置，反复侦察，顺藤摸瓜，终于破获了这个大案，保卫了我首脑机关和我军首长的安全。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杨奇清根据上级的安排在延安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3月，杨奇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部长。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从延安回到太行山，在邓小平、滕代远的领导下，对太行地区整风中的审干案件进行认真地甄别。当时，主管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康生，在整风审干中，大搞肃反扩大化，把从蒋管区投奔到我革命根据地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奸细”，造成恶劣影响。杨奇清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作法。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政策原则，对康生在保卫工作中大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和垂直领导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他强调保卫工作必须贯彻党领导的原则，对内部审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反对捕风捉影的作法，坚持没有证据一律不准乱抓人。他认真地传达了中央的九条方针，对每一个案件都逐个地仔细查看，反复推敲。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敢于提出疑问。他找有关人员调查，也找教处理的人谈话，倾听他们的申诉，同社会部的同志一道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很快把错案一一平反了，纠正了扩大化的错误。

1945年12月，杨奇清调二野四纵队任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杨奇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部长。当时山西省安泽县与地区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在复查一起案件。这起案件，把全县绝大多数的干部和小学教员打成了“三青团”，从大量材料证明，这是一起假案。但公安局一些同志看法有分歧，认识不统一。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杨奇清来到该地，他听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后，指出：安泽是个老根据地，哪有这么多“三青团”？你们复查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把事实搞清楚，不要捕风捉影、偏听偏信。在他的帮助下，安泽县这一假案得到了彻底平反。

1948年，杨奇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他全力投入了解放华北地区的斗争。

1949年初，杨奇清任中央军委公安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长。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杨奇清把原来适应农村环境的工作部署和方法，迅速转变到以城市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系统地调查敌特人员及其组织情况入手，开展专案侦察，运用特情、铺设“外线”，使用技术手段，以及业务档案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创造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为以后侦察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0年1月，在杨奇清的领导下，成功地组织了对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的侦破。这是建国初通过侦察破获的第一个潜伏台。这部潜伏台是保密局当时的一种新的组合形式，电台台长、报务员、译电员、情报员都由一个人承担，号称“万能台”。杨奇清亲自组织侦破。他和公安部一局、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一起，日夜奋战，运用科学的侦察方法，把内线外线测向、电讯侦听几种侦察手段结合起来，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准确地找到了敌人的潜伏台，适时给以打击，为城市侦察工作率先创造了经验。特别是这时正值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侦察破获该台，有效地保卫了毛泽东主席访苏的成功，保障了毛主席归途的安全。

1952年，杨奇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他根据中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侦察、保卫等工作进行了整顿，建立、健全了侦察、保卫工作的各项制度，建立了一支隐蔽斗争的队伍。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积极有效地开展了对敌斗争，成功地获得了敌人内部的重要特情，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和国民党特务间谍的破坏活动。1952年10月，台湾国民党向湖南桃源县空投特务6名，被我击毙3名，活捉3名。杨奇清高度重视这场斗争，在听取汇报后指出：目前国际情况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基本结束了，敌人的注意力就要转向中国大陆；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十分复杂，极其重要的长期战斗任务；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湘鄂两省紧密配合，周密安排，长期打算，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争取更大的胜利。他直接组织湘、鄂两省公安厅和湘西自治区、恩施专区公安分处的领导同志研究案情，协同作战。他亲自制定逆用敌特、骗敌补给、诱敌再来、歼敌擒敌的一整套完整的侦察工作方案。敌特机关果然上钩，于1954年2月和4月，两次在湖南龙山、永顺县和湖北来凤县空投特务8名，以及大批物资，妄图建立所谓“敌后游击队”。杨奇清亲自组织两湖公安机关，在当地广大军民的配合下，迅速抓获和歼灭了这股特务。给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在这场斗争中，也锻炼了一批侦察干部。

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杨奇清调回公安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还先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四届、五届常务委员。

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杨奇清负责周总理出国的保卫工作。国民党特务妄图进行破坏，以造成飞机出事而谋杀周总理。但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杨奇清随周总理和陈毅乘坐另一架飞机安全到达万隆。在万隆，杨奇清日夜密切注视敌情动态，周密部署，通过外交等途径，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他亲自担任警卫，并组织代表团全体团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在万隆会议的7个日日夜夜里，他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直到总理安全归国。

是年，杨奇清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出席八大会议后，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了1年。随后，代表公安部应蒙古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邀请，参加了蒙古建国庆典。

1959年根据周总理指示，杨奇清率代表团去苏联学习尖端保密工作，在那里参观1个月。回国后，杨奇清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在南京召开的公安片会期间，了解到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历史上有问题，该人品质恶劣，群众意见很大，对其敢怒而不敢言。杨奇清听取汇报后，当即指示要把他的问题查清楚。经过调查，查明李干卿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织员等反动职务，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杨奇清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了中央。

1960年3月18日，北京市发生了一起大骗案，一个犯罪分子以中央民族委员会的名义，伪造周总理的批条，在民族饭店骗取了人民银行的20万元巨额现款。周总理限定7天破案。杨奇清亲自组织公安人员一举破获，将犯罪分子王倬抓获。

杨奇清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他布置工作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批示的文件明确、具体，从不含糊其辞。1964年，北京市将台派出所两支手枪被窃，杨奇清亲自勘察现场，详细询问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给北京市公安人员指示；侦破重点要放在内部，要把内部工作做深做细。这个指示给办案人员以很大启示，缩小了侦破范围，很快从内部查出了犯罪分子，并缴获了枪支。

1967年，杨奇清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京参加负责处理一个省里的问题。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情况非常复杂。杨奇清告诫公安部的同志，一定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准确、及时地向周总理反映情况，使周总理好作出决断。他不畏林彪、江青一伙的高压，属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从不推诿，大胆处置。有一次，他拿着一份准备送周总理阅示的文件对齐振英说：总理工作很忙，很累，我们不能事无巨细，都往总理那里送，我们可以处理的，就不要打扰总理。

这时，担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支持某些人对领导干部任意进行揪斗，“坐飞机”、游街、罢官、扣工资。杨奇清针对这种情况，挺身而出。他多次郑重的说：“公安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是党培养了多年的，要注意保护。我们耐心教育群众讲政策，防止坏人钻空子。”而谢富治却把杨奇清的正确意见斥责为“小政策”、“小脚女人的做法”。1967年，谢富治他们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所谓“全面夺权”运动。杨奇清坚决反对这样做。1967年4月，康生硬把他在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小姨子苏枚的自杀，说成是被人谋害。强令追查所谓“凶手”，逮捕关押迫害干校和其他单位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群众。杨奇清对康生等人任意推翻现场勘察调查结论，以及捏造事实、诬陷好人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他坚决拒绝出席苏枚追悼会，以示抵制。这就再一次触犯了康生。此后，林彪“四人帮”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总理的工作已经很困难了，他亲自交待杨奇清协助他处理一些具体事情，这就更激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杨奇清知道自己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但他更担心的是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遭到的诬蔑和打击，他忧心如焚。

1968年3月13日，杨奇清被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诬陷入狱。在狱中，杨奇清遭受毒打，刚入狱一周，一个女监管人员带一个打手闯进监房，对杨奇清拳打脚踢，眼镜都摔碎了。杨奇清的胁窝被打成重伤，倒在地下不能动弹，从此咳血不止。他们非但不给治疗，反而呵斥杨奇清“装病”。冬天，监房里十分寒冷，他们只给杨奇清很少的开水喝。吃的两餐是两个小窝头和半碗烂菜汤。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许亲属探监。直到林彪覆灭后的1972年6月才允许杨奇清的亲属去探视，但还不许带吃穿的东西，不许哭泣。夫人肖彬和女儿见到杨奇清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面黄肌瘦，气短咳血，身体非常衰弱。肖彬和几个孩子悲痛难忍，掉下泪来。但杨奇清却像往日一样，爽朗地笑谈着，双目炯炯发光。他嘱咐亲人：要坚信毛主席、坚信我们的党。

“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不但诬陷杨奇清，还千方百计株连他全家。肖彬被赶进“黑帮队”，家里被抄，门也被封了。她17岁的女儿，因不堪听前来抄家的人对她母亲的辱骂，指责了他们几句，就被以“现行反革命”逮捕，另两个在部队的孩子也被押送回京和强令复员。

周总理始终关心着杨奇清，1968年底周总理看到了关于杨奇清的专案报告，他又一次批示“立即释放”。但遭到当时主管杨奇清专案的黄永胜的刁难，他拒不执行。

1972年，杨奇清病重，周总理又一次批示，送杨奇清去北京医院治疗。这样，杨奇清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5年杨奇清回到公安部工作。“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却诬蔑说：“胡汉三回来了。”还把恶意诽谤的大字报贴到杨奇清的家里去，进行围攻。杨奇清洞察其奸，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些人就是千方百计想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置于死地。

1976年清明节，杨奇清的女婿曹志杰积极参加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革命活动，江青一伙企图把杨奇清和其他一些领导干部打成曹志杰的“后台”、“幕后指挥者”，进而搜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后，杨奇清虽然重病在身，但他仍坚持工作，批阅文件，参加揭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大会，关心公安部本身的清查工作，关心公安战线的组织建设。

杨奇清因长久遭受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致伤致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11月24日逝世，终年67岁。中央领导和杨奇清生前战友及家乡人民悲痛异常，他们送去花圈、挽章、挽联。杨奇清用自己光辉的一生，为后人树立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典范。

1985年，杨奇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