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平江县人，外号三麻子，1917年8月28日出生在平江县虹桥镇傅家山下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挑夫，李务本半岁时，父亲因劳累过度而去世，母亲改嫁，他随母亲到继父魏金献家。5岁时，母亲因生小孩身亡，他只好回李家跟叔叔李依贡生活。8岁时，叔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李务本只好去给别人当放牛娃，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掩体，每天起早贪黑，不但没有工钱，反而挨打受骂，就这样度过了他悲惨的童年生活。
时至1927年，懂事的李务本一边给人家放牛，一边为区乡农会送信，探听情报。区委组织部长李化玉经常找他谈心，要他寻机会想办法从敌人手中弄些枪枝弹药。1929年7月的一天下午，李务本放牛回家，刚好碰到从龙门山开来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在宿营，敌军个个累得精疲力尽，一到驻地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休息，只有伙夫忙得不可开交，又要立锅造饭，又要烧水给官兵们洗澡。李务本想，这是一个搞枪枝弹药的好机会，便灵机一动，立即从家里找来一担水桶装作到河边去担水，刚好碰到敌军担水的伙夫，伙夫见到李务本，便拉着他去烧洗澡水，李务本表面上不愿意，心里却暗暗高兴。
来到敌军驻地，只见敌军把子弹带都解下来，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放在柴堆上，李务本趁抱柴之机，悄悄地从子弹带里取出一些子弹放在口袋里。第二天敌军开走后，他打扫房间，又拾了几发，一共弄到30多发，准备送给游击队。但途中必须经过一个洞口，那里有一个挨户团把守，经常检查过往行人。这时，李务本恰好碰到同村的李厚生背着菩萨去洞口。便把子弹放在菩萨身上，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把30多发子弹交给了游击队。
1930年3月，李务本由虹桥区少共书记李铁明介绍，在虹桥狮子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因为穷，交不起团费，他就到战场和国民党宿营的地方去拾零星子弹，或晚上打草鞋卖，用所得的钱来交团费。
1930年3月，平江各赤色区乡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李务本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来到乡苏维埃政府当交通员，他经常背着一把小马刀，不分昼夜跑路送信，同时带着赤卫队员查封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贫苦民众，碰到逃跑回家的敌军士兵，李务本就向他们作宣传：“你们不要再当反动派的炮灰了，穷人不要打穷人”。
同年9月，李务本当选为湘鄂赣省党团员代表大会的团代表，在平江长寿街光荣出席了大会，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次会议，主要是号召湘鄂赣三省人民实行总暴动，创造百万红军，夺取长沙，会师武汉。
回到家后，李务本走家串户，动员青年农民参加红军，使虹桥地区的扩红工作进展很快。同年，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因为敌人装备优良，且数量上大大超过红军，红军伤亡很大，救护伤员的工作特别繁重，李务本和李厚生等共青团员被分配看护伤员，他们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累，日夜守护在伤员身边，给伤员擦洗伤口，换药、洗衣服、接屎接尿。洗绷带没有肥皂，李务本就想办法用稻草灰代替肥皂，把绷带洗得干干净净，多次受到医院领导的表扬。
1931年2月，李务本在平江虹桥桃花洞参加了湘北独立团，分配给营长梁汉标当公务员。1932年湘北独立团在江西配合红16军打渣津，李务本跟着梁营长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战斗最激烈就出现在哪里，当快接近敌人封锁线时，敌人一颗手榴弹在梁营长身边爆炸，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务本奋不顾身扑在梁营长身上，梁营长没有受伤，而李务本却被炸伤几处，住院3个月，出院后，李务本在江西万载参加朱木桥战斗又负伤，伤愈后，身体极度虚弱，就分配在后方警卫连当副班长，看守地方上的土豪劣绅。
1934年7月，战斗在湘鄂赣边区的红16师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被迫开展突击扩红运动，李务本又回到了红16师特务队，并担任班长。下旬，为了冲破敌人“围剿”，部队在傅秋涛的率领下，从平江向湖北通山突围，突围中由于47团参谋长丁耀华暗中破坏，故意把行军的路线弄错，耽误了行军时间，后面的部队没有赶上走在前面的46团，省委机关和47团大都没有突围出去。
敌人有18个团的兵力，而我军仅仅1500人，而且粮食吃完，弹药也剩得不多了，随军行动的还有许多伤员，情况相当严重。当部队翻过幕阜山，经过长庆冲过小方门时，敌人从虹桥四个方向合围而来，压得部队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傅秋涛指挥部队突围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第二天天刚亮，四周的敌人又开始在进攻。傅秋涛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关键时刻起模范作用，报名组织突击队。听了傅秋涛的动员，李务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在他的带动下，全班都报名参加了。突击队由军区短枪队队长杨坤龙指挥，全部配上马刀和炸弹，除武器外全是轻装，一个跟着一个，大部队便跟在后面。当时，李务本随杨坤龙走在最前面，遇到有敌人的岗哨，他们就顺着河流走，万一碰上了敌人的岗哨问口令，就由杨队长答是自己人，李务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刀结果敌人的性命，然后部队赶快冲过去。这样，部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了思村北山。在吃中饭时，安定桥的两个团的敌人又追上来了，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利用山头阻击敌人，战斗中，李务本一连打倒了5个敌人。这时敌人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右胸，鲜血染红了外衣，不省人事。战士们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因为形势险恶，部队得连夜转移，李务本伤势严重，无法跟上部队，附近又找不到群众，部队只好把他隐蔽在茶树底下。临走时，芦排长给他留下了换洗衣包和3块银元，并安慰他说：“你不要怕，这儿有苏区的工作团同志，他们会接应你的。”最后，李务本向芦排长要了一颗手榴弹留在身边，以防万一。
部队离开后，荒山上只剩下伤势严重的李务本一人。这时，四周一片漆黑，天气又热，蚂蚁、蚊子来回在他的伤口上叮咬，可他一点也不能动弹，只能以顽强的毅力来战胜难以想象的痛苦。加上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出生入死的战友，他内心十分难过。当蚊虫、蚂蚁咬得难以忍受时，他曾想用身边的手榴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又想起了自己入团的誓词，想到自己是个革命战士，身边的手榴弹要留着消灭敌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挣扎着活下去，不把革命干到底，决不罢休。这一夜就这样在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中渡过了。天亮后，李务本幻想碰到上山的群众来搭救，可是等了大半天，仍然没有一个人影出现。太阳出来后，火辣辣的、滚烫的鹅卵石也散发出逼人的热气，像针扎一样烫着李务本虚弱的身体和伤口，加上受伤后口渴得特别厉害，这样，他又经受了两天两夜难以忍受的痛苦。
第三天太用快要落山的时候，来了两个农民，李务本用微弱的声音叫喊他们，他们看到血肉模糊的李务本，开始吓得不敢接近，后经李务本再三解释，他们才相信李务本是红军，就用桐树叶子从山沟里盛了些水给他喝，到天黑时，邀了几个青壮年才把他抬到山下屋子里，后来经当地苏维埃政府安排转移到曹吉庆夫妇家养伤。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李务本伤愈归队，分配在侦察连当侦察班长。
9月，红16师命令侦察连攻打木瓜三眼桥堡垒。
木瓜三眼桥距长寿街15公里，离虹桥10余公里，清澈见底的木瓜河绕象鼻咀山而过。国民党挨户团在山上筑了一个大碉堡，驻有40余人。李务本随侦察连从黄金洞来到木瓜，按已经研究好的方案，由他带3名战士，绑着2个“土匪”，在敌碉堡前喊道：“我们是19师曹营长率领从内山‘剿匪’来的。现捉了两个‘土匪’交给你们，我们另有任务，先放进你们的碉堡关押，以免逃跑，快把吊桥放下吧！”敌人半信半疑。一个头目伸出脑袋看了一下，发现果然绑着两个人，便信以为真，命令士兵放吊桥。吊桥刚一放下，李务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一个冲进敌碉堡，埋伏在草丛里的100余名战士，跟着冲进碉堡，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敌军吓得魂不护体。有几个敌军想顽抗，被李务本举起大刀砍倒，敌军见我军战斗勇猛，便放下枪当了俘虏。
1936年春天，国民党罗霖的77师，对湘鄂赣省委和军区机关的活动地区——平（江）浏（阳）长（沙）苏区大肆进攻，实行残酷的封山“清剿”。
针对这种情况。省委和军区作了反“围剿”的准备，机关实行战斗化，所有人员进行班排编组，完全和连队一样。一些年龄过大或过小及身体瘦弱的同志，就因此被精简下来。
精简下来的人员有100多名，临时编为“军区独立营”，又叫“特别营”。
为了武装这个没有武装的部队，省委将军区的20多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也编了进去，李务本被编在这个营里。于是，这个部队在行进中变得更加奇特了，走在最前的第一队，是20多个身穿白军军装的人。第二、三队跟在后面，全都是杂七杂八的便衣，手中既无刀，身上也没有枪。
要保障这些同志在突围中的安全，20多个侦察员的责任重大。李务本被安排走在最前面。当队伍来到少秋区时，从少秋区工作团那里得知，在离少秋不远的小镇——社港驻有保安团一个排。为了充实部队武器装备，营长吴泳湘决定乘机拔掉这个敌碉堡。
李务本他们翻过几座大山，最后钻进一片竹林，穿过竹林，看到对面山坡上有个碉堡，龇牙咧嘴傲然蹲立在社港小镇的前面。那碉堡下面有条小河，河上面的石桥已被破坏。幸而河水很浅，河面上露出许多乱石，可以从这乱石上走到对岸。
小石桥这边，是一大段无隐蔽的堤埂。这一段路要强行通过，一定会有很大伤亡。李务本提议，干脆大模大样地走，能诓住敌人最好！
当接近小石桥的时候，碉堡里传出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大约是敌人在拉枪拴上子弹。碉堡里发问了，“站住”！“哪一部分？”
“站住！你们从哪里来？”
“平江”。李务本他们仍然在走，而且已经到达石桥下。
“站住，请派一个人来。”碉堡里敌人急了，口气却软得多。
部队以“国军主力”自居，本着对“杂牌”和地方部队的傲慢劲，仍不加理会，吴泳湘和李务本已将身子贴在桥墩边隐蔽好，后面的侦察员急速赶上，开始踏着河面上的乱石，跳跃着跑过河去，李务本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口吻，朝碉堡的枪眼喊：“下来个人，我们连长有话要对你们说”。
这时候，第一队的同志已全部过了河，并占领了有利地形。碉堡里的敌人如下来开门，部队就可十拿九稳地得到一批武器。可惜，二队的同志离一队的距离太近，被站在碉堡最高层的敌人发觉了。碉堡里立即惊慌失措地呼叫起来：“他们不是77师，是红军！”
先下手为强，未等敌人开火李务本的枪首先响了。接着，第一队的枪弹猛烈地向碉堡的枪眼打去。敌人也开始还击，因为他们不是挺直身子，所以子弹大部分都飞到半空去了。二、三队急奔到桥边，安全过了河。
按照部队当时的实力，硬打这样的碉堡是不可能的。李务本他们便迅速撤走了，然后在镇上打了3家土豪，解决了部队的给养，迅即转移。
转移途中，当地工作团的同志又告诉吴泳湘，在平江和浏阳交界的百崖山脉有条交通要道，那里有个碉堡。于是吴泳湘决定带部队去攻打。
百崖的碉堡比社港的碉堡大得多，上下共3层，碉堡里敌人的实力也不知道，硬攻当然不行，要智取就得先摸清敌人的底细才行。
队伍在百崖附近一个树林里隐蔽。吴泳湘派杜老头和李务本装成爷儿俩去侦察。
他们两人下山走不多久，就碰上了一个独家屋，听到里面传来妇女的哭叫声。他们从窗户格子缝里一看，只见两个保安队员正在欺侮一个青年妇女，两枝步枪都搁在挨近门口的矮桌子上。
杜老头和李务本冲进屋里，抓起两枝步枪。对准两个寻欢作乐的保安队员，大声命令：“不准动”！两个家伙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当了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保安队都外出“敲竹杠”去了，碉堡内仅有两个人看守。
这真是难得的良机，部队决定立即行动。
吴泳湘带着部队及俘虏先上山，快要接近碉堡时，在一片小竹林里，给俘虏整顿一下服装，又交待了俘虏政策。最后，吴泳湘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两个人，一个留下当抵押，一个去把碉堡门叫开，限半个小时，要是去的那个人耍花招我们就先杀留下来的人，再攻碉堡。
李务本和两个侦察员押着一个俘虏走到碉堡下面，李务本自己闪躲在门两侧，其余的侦察员埋伏在碉堡前的鹿岩边，枪口瞄准碉堡的枪眼。
李务本见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就用手枪指指站在面前的俘虏。俘虏忙点着头袋，表示已领会了他的意思，讨好似地整了整衣服，抬起头喊道：“杨秃子，开门！”
碉堡里传出一声哈欠，接着探出一个脑袋懒洋洋地揉眼睛：“是李彪么？”
“是我，快开门”！
但杨秃子看来很警惕，向四周观察了一阵见没有动静，才说：“你等一下”。
不多久，门响了。杨秃子一边开门一边在说：“李彪，你这家伙，又弄到多少光洋啦？”说的时候，身子已探出门外。李务本猛地窜出来，一把攫住了杨秃子的衣领。两个侦察员马上逼上去，用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其余侦察员看得清楚，急忙越过鹿岩，涌入碉堡，碉堡里一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
李务本这时正押着碉堡里另一个团丁，从楼梯上走下来，他手里拿着两枝步枪，肩上还挂着两枝。向大家高声喊道：“楼上子弹很多，来几个有劲的，快。”
大家一齐上楼，拉了十几担子弹，缴了6枝枪。
1937年6月，战斗在湘鄂赣的红16师奉命改编为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队。李务本调去给政治部主任秦化龙当警卫员。部队奉命改编后，从九宫山经岳阳向平江进发，行至平江大洲，国民党军陈光中部在十字坳伏击我军，战斗中秦化龙的脚被打伤，不能行走，敌人拼命追击，部队决定把秦化龙隐蔽在老百姓家治疗。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李务本将秦化龙隐蔽在山里，物色了可靠的人员送饭送药，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秦化龙的伤基本治愈。李务本历经艰险才和组织联系上，于10月到达平江嘉义，与自己的部队会合。
1938年1月4日，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部队在平江嘉义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李务本调新四军第1支队1团2营6连当班长，并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39年2月，李务本任新四军1支队1团1营2连指导员。1940年进军部教导队学习，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李务本左手负伤，部队被冲散，他组织被冲散的同志，坚持突围，打击国民党小股部队，经过4个多月才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
1941年10月，李务本任新四军7师司令部侦察科侦察参谋。1943年任新四军7师白湖团1营营长，1944年10月任7师司令部侦察队队长，1945年任7师沿江团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部队撤至淮阴，李务本在鲁南参加对顽军的作战，在7师19旅任副团长，参加了1945年、1946年两次自卫反击战，1947年又经过泗县战斗、淮阴战斗，在来龙港负重伤，在医院两次开刀治疗。
1947年3月，李务本任华东局国区工作部南下干部大队大队长。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八兵团300团副团长。1949年任皖北独立旅第1团团长，参加大别山剿匪战斗。1951年1月任解放军24军771师211团团长，10月任72师司令部副参谋长，1953年7月任安徽军区安庆军分区副司令员。1954年任安徽省治淮委员会工程总队副司令员，1958年任安徽省建设厅副厅长。1970年1月21日在安徽病逝，同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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