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鸡在啼叫，天快要亮了，黑暗即将过去”，这是周锡龄烈士在遗书中写的几句话。我们的烈士都是这样，当他们要用生命贡献给革命事业的时候，唯一的信念就是相信中国的“天快要亮了”的！

周锡龄，乳名桐生，常德县灌溪寺樟树湾周家嘴人，1905年2月10日生。他七岁进私塾，一直读了八年旧书。十五岁考入常德第一高等小学。三年后，他又来到长沙，考入了兑泽中学。

长沙不断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使这位只知刻苦读书的周锡龄大受鼓舞，他开始把自己从闭塞的书本中解脱出来，跟着同乡好友刘国富等，到工厂和码头去作社会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广泛的社会接触，使他学会思考许多社会问题，思考自己应承当的社会责任。他在一篇题为《世间何等不平》的文章里，就曾这样写道：现在“劳工的血快要被吸血鬼吸干了，将要死去，让我们去拯救他们吧！”在学校团组织的帮助下，他较好地加快了自己的这种转变过程，即从一个埋头读书的人转变为敢于斗争的革命者。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在长沙广大群众掀起的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周锡龄更是站在火热斗争的最前线。有一天深夜，他随刘国富等人来到江边，闪身爬上一艘装满日商“洋货”的轮船，将撬开的四桶煤油浇在“洋货”上，顷刻之间，船上燃起熊熊大火。他望着日本商人的狂呼乱叫，狼奔豕突，心中十分痛快。不久，经刘国富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占长沙后，周锡龄决心回到家乡参加农民运动。经组织同意，他来到常德，见到了他小时同学、现任中共常德地方执委农运部长的陈昌厚。然后按照执委的安排，以常德县农运特派员名义回到家乡渐安区，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全区农民运动迅即发展起来，并于12月成立了渐安区农民协会，他当选为区农民协会委员长。

在进行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周锡龄曾经责令渐安镇镇长成明久腾出房子，办所学校，让贫苦农民子女有地方读书，并说这是“将功赎罪”，即赎平日欺压、剥削农民之罪。当成明久不肯照办时，他带领农协会员将成明久抓来，游乡示众，将这位镇长的威风打了下去。经过斗争，学校办起来了，农民高兴了，其他豪绅也向泥脚杆子低头了。正由于他工作积极，斗争坚决，在1927年3月，经陈昌厚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被派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他认为当军人应以勇为贵，于是改名周勇。

5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分校顿时动乱不安，周锡龄与部分同学，被右翼学员勾结第三十军驻长沙教导团抓去监禁起来。第三天凌晨，他乘机越墙出走，来到在省政府供职的堂兄周建秋家。不料周建秋却一再劝他投靠国民党，不要搞什么工农革命。他愤然离去，只身来到武昌，恰好遇上几位军校同学，一起投奔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他被安排到团政治部工作，并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失散，他与部队失去联系，于9月初来到长沙，中共湖南省委派他去南县工作。

周锡龄来到南县县城后，担任了团特委委员，并与南县乡村师范女学生段守义在县城古松巷以开夫妻商店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在1929年1月的年关暴动中，他按照特委的部署，率领游击队袭击灵官洲的团防大队，但没有成功，他不得不要大家分散隐蔽。不久，省委决定改组南华安特委，他任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继续组织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并很快组成了一支暴动大队。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周锡龄同其他同志商定，在明山头进行一次“武装闹元宵”的斗争。正月十五日这天黄昏，一群有四十多人组成的民间艺人队伍，耍着龙灯，舞着狮子，朝明山头游来。明山头是个离县城较远的要镇，有个六十多人枪的县团防分局驻在这里，分局长魏鼎是当地有名的劣绅。当这群闹元宵的队伍来到团防分局大院前，经魏鼎亲自查看后，才被放着鞭炮接进院内。这时，连“艺人”和跟来的男女群众，把院子挤得满满的，吵得乱哄哄的。一连串的精彩表演，把团丁们看得乐不可支，捧腹大笑，根本没有人要注意戒备这件事。最后表演舞狮时，“艺人”们东跳西跃，左冲右突，有意把团丁们挤散。这时，只见周锡龄一个眼色，“艺人”们迅速闪进武器房，将枪枝拿到手，而他则纵身奔向魏鼎，手起刀落，魏鼎立时毙命，其余团丁均作鸟兽散。一场夺枪战斗很快胜利结束。

周锡龄因此成了被南县县长安百一悬赏一千元通缉的要犯，但他不顾特委机关被破坏，形势恶化的险境，又组织智取中渔口挨户团的战斗。4月下旬的一天黄昏，有一队打着“岳州铲共义勇队”牌子和押着两名“共党要犯”的队伍来到中渔口，并拿着“岳州县府公函”，去挨户团接洽住宿。俟至深夜，乘团丁们熟睡，周锡龄等掏出短刀，刺死了挨户团团长唐燮初，全部缴了团丁的枪枝、弹药，然后迅速离去。

同年7月上旬，省委特派员刘鳌从长沙来到南华安特委工作，不料在南县登岸时被捕叛变，并按照敌人的安排，以特派员名义与特委书记刘国富联系，并布署召开特委会议。周锡龄、刘国富等就这样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周锡龄入狱后第二天，县长安百一即“请”他赴宴。当劝降遭到拒绝后，安百一就用严刑逼供，把他折磨得血肉模糊，筋骨寸断，但却没能使他屈服。他自知必死，但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因此在给家里写的遗书中，发出了“天快要亮”的豪言，表示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8月4日上午，他被敌人杀害，时年二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