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名煌，湖南安仁县华王乡道仙桥村人，1917年生。父亲唐勋芳，以种几亩薄田和做点小本生意，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他十来岁时，父亲病死，所以只读了两年书，就在家学种田了。
1934年春，中共未（阳）安（仁）永（兴）中心县委成立，同时组建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开辟了耒安永边游击区。这时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大队政委刘厚总来到道仙桥，发动群众，吸收队员，唐名煌得知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即邀同六个伙伴一起参加了游击队。起初，游击队领导看到他年纪轻，只有十七岁，在部署夺取导子洲罗家祠保安团丁的枪支时，没有给他分配任务。他十分不服气，一再申请要跟着老队员去打前锋。经领导同意后，他跟着老队员们于早晨冲进罗家祠，一个人就把墙上的八支枪全部背了出来，得到领导的表扬。当时游击队的生活十分艰苦，按照队员们形象的说法，是过着“提起脑壳、饿着肚子，走断两腿”的生活。同他一起来的六个伙伴，因经不住这种艰苦磨炼，都跑回家去了，只有他一人不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走时，他说：“路走对了，为什么要回头呢？”在他的坚持下，几个伙伴又回队了。4月，经谢竹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游击队分队长。
唐名煌在游击队，作战是很勇敢的，对敌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当时，在华王消湾有两个叫贺华发、贺应读的劣绅，当了国民党的暗探，游击队决定处决这两个反革命分子，他主动要求承担这一任务。这时，他得知二贺去衡山烧香，便与队员贺经学前往中山坪拦截，使这二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又如华王庙附近泉塘湾的土豪唐如轸家，原是反动分子经常出没的黑窝，游击队员唐德南曾在这里惨遭杀害。当他接受捣毁这个黑窝的任务后，利用唐如轸10月3日为儿子娶亲大摆酒席的机会，一面派唐德寅率领部分队员伏击闻讯前来增援的华王保安团，一面随大队政委刘厚总带领一部分队员直奔唐如轸家，随即冲进厅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唐如轸等几个首恶分子捆绑起来，当众宣布罪状，就地处决，然后离去。为了夺取华王庙戏台驻军的枪支，他又利用12月一个赶墟的日子，带着队员混进墟场，趁着戏台士兵大都上街看热闹之机，他和刘厚总跳上戏台，击毙哨兵，指挥队员冲进士兵住处夺枪，然后消失在听到枪声即乱作一团的人流之中。1935年5月7日，他继因突围牺牲的唐德寅任中共华王区委书记。
同年7月，湘南特委决定撤销未（阳）安（仁）永（兴）中心县委，分别成立二个县委和永兴区委。谢竹峰任安仁县委书记，唐名煌任县委宣传委员。此时，他正受到安仁当局的悬赏通缉，但人民群众却设法保护着他。如他设在消湾鸦雀岭的联络员贺花妹及其母亲被捕后，任凭敌人拷打和哄骗，坚不供出他的住处，使他非常感动。他约请开明士绅贺华富出面，设法将她们母女保释出来，然后又鼓励贺花妹参加游击队。后来他还同贺花妹结了婚。
1937年2月，唐名煌任安仁县委书记，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当局大肆宣传所谓“自首”“自新”的政治攻势，在游击队处境十分困难时，他曾暗地通知婶母将家里的粮食卖掉以接济游击队；并将游击队划分为若干小组，从事商贩，分散活动，争取生存。有一天，他和两个“商贩”正在中山坪一个茶亭里歇脚时，正碰上挂着枪的保长和两个保丁来到亭子上，互相埋怨连个游击队的影子也没见到，无法向上司领赏，并质问他们三个“商贩”是什么人，这时，他掏出手枪吼道：“我们是游击队！”一枪将保长击毙，然后指着跪地求饶的保丁说：“抬着它回去领赏吧，但以后不准再作恶了！”
1937年底，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派人来安仁传达关于游击队集中北上抗日的决定。次年初，重新成立的耒（阳）安（仁）永（兴）中心县委，除给国民党安仁县政府写信，呼吁停止对抗，合作抗日外，还派唐名煌去县城找国民党县政府官员谈判。他毫不畏惧，毅然启程，经过会谈，终于达成立即停止对抗，允许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前线抗日的协议。
唐名煌带领全县三十九名游击队员到消湾竹山园集中，后到耒阳县江头裥与郴州等地的游击队汇合，改编为新四军。游击队北上抗日后，唐名煌返回安仁，继续做地方工作，但遭到国民党安仁县党部书记长唐全如的仇恨。1939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四），他由耒阳回家给乡亲们拜年，得知当天晚上他的妻子贺花妹及岳母被抓走，第二天即与杨华、贺经学（都是共产党员）到县城去找国民党当局评理。也许他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半途曾一度要贺、杨二人都赶紧返回，二人不从，他又要杨华回去照管地方工作。中午，当他来到唐全如住处，质问唐全如为什么要将他的妻子老母抓来时，唐全如一面留饭，一面答应立即查问此事。不一会，一队保安团丁来到唐宅，他和贺经学就这样被捕了。
唐名煌入狱后，备受严刑逼供，他坚贞不屈，并对见最后一面的妻子贺花妹说：“腐朽的国民党就是如此霸道，现在我已明白，在黑心的豺狼面前根本无理可讲！”3月1日深夜，他和贺经学被枪杀于县城白石牌楼，时年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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