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英，湖南临湘县长安乡大屋村人。又名赵六元，1907年5月8日生，父亲赵春和，是个贫苦农民，因子女多，在飞英四岁时，即送给其兄赵谷声做养女。赵谷声是个教书先生，飞英七岁就随养父课读，因性格刚强，善思好问，深得养父喜爱。
1923年初，赵飞英到县治陆城考取了师范学堂。由于她勤奋好学，有理想，有追求，因而思想进步很快，常以历史上的巾帼英雄自勉，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为国民革命做番事业。
1925年冬，年方十九岁的赵飞英在师范毕业时，得知陆城街上有位在厦门大学读书的黄淑回家从事工农运动，她特地登门拜访，虚心求教，经与黄淑恳谈后，她决心跟黄淑一道，做一位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投身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中去。她的行动引起了养父的极大担心，几次催她回家，准备为她订下终身大事。她找黄淑商量对策，决定先从实行婚姻自主做起。她给同学胡寅初寄去一首求爱诗：
君居陆城有震声，如雷灌耳仰高名；
邂逅有缘三生幸，愿订桃园生死盟。
胡寅初是忠区胡家山人，与赵家相距不到二十华里，平日见她有才有识，十分爱慕，得诗后，欣然同意，并以一诗作答：
国难军荒叹桑田，欣逢知己缔良缘；
卿若有志求改革，愿订偕老永向前。
赵飞英同胡寅初自主订婚的消息传开后，对当地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是一次有力的冲击，赢得了许多青年的赞扬。她的养父也不得不改变认为“自订终身，有辱门楣”的看法，同意了这桩婚事。不久，她们两人举行了婚礼。
1926年春，赵飞英与胡寅初从胡家山搬来陆城，同黄淑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工作。这一时期，她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又广泛接触和了解工农群众，特别在8月北伐军克复临湘，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后，她已是一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经共产党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李中和、卢子云的介绍，她和黄淑于10月20日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赵飞英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忠区开展妇女工作，胡寅初则留在陆城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了把全区妇女动员组织起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她跑遍全区的山乡村落，给妇女讲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并组织妇女入会。这年2月，忠区农民协会和女界联合会成立，她当选为区女界联合会主席。由于她赢得了广大妇女的信赖，所以在妇女中曾流传这样几句话：“跳出苦海做人，紧跟女豪飞英！推翻封建制度，挖掉妇女苦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妇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朝气蓬勃。如成立妇女“天足会”，鼓励裹了脚的妇女放脚。组织宣传队，随时向妇女进行反封建礼教束缚的教育。当她得知五里牌街上有几十个土娼时，就专找她们做思想工作，帮助她们从受人欺凌折磨的苦海中解脱出来，做一个有自尊自主心的女人。
赵飞英还注意带领妇女参加农会的斗争，如带领妇女们积极参加农协组织的“拒毒会”查禁鸦片的活动。当时，忠区有几个最大的烟鬼，如豪绅王德凤、陈绍典等，最为群众所痛恨。禁烟开始后，她带领“拒毒会”二十多个会员，把王德凤、陈绍典抓来农会，强令他们手端烟盘，颈挂烟枪，胸贴悔过书，牵到四乡游团。把一些烟鬼吓得胆战心惊。不久，她还建议公开镇压两个顽固与农会作对、散播农会谣言的烟鬼，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使得鸦片也很快在全区禁绝。
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临湘县团防局接到宜昌夏斗寅的密令，立即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农会干部。5月18日，临湘羊楼司团防局长袁定恒、沈仲青带领团丁来忠区五里牌抓人。党组织决定共产党员和农协妇联干部尽快转移。在这紧急时刻，赵飞英毅然要求由她一人留守农民协会机关，一来可以安定群众的情绪，二来可以延缓敌人的行动，保证大家安全脱险，于革命有利。当她催着大家转移以后，立即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如下一首歌词：
土匪嚣，不足惊，关键在于人心定。杀我一个不要紧，大伙照常干革命。人不惊，心自静，革命不惜命，青史自留名！
这时，一群团丁气势汹汹地闻进农民协会，一见赵飞英，立即将她五花大绑，押到团防局长袁定恒面前，袁定恒对她先是“劝告”，后是吊打。但她始终痛斥袁定恒，英勇不屈。袁定恒气急败坏，命令将她拖到街口去斩首示众，她就这样被惨杀在街口塘边的五斗丘田坳上，时年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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